第三十五章　蒋介石下野

　　1949年1月14日晚，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出门迎接。寒暄之后，便开始谈判。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要周北峰电报请示。傅作义回电称：“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就在这时，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信中写道：

　　宜生吾兄勋鉴：

　　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

　　傅作义看罢信，笑了笑说：“请向总统致意，时到今日，一切全晚了。”

　　蒋纬国道：“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统的意思是，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

　　“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

　　邓宝珊、周北峰在通县谈判中，罗荣桓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次谈判只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对于绥远问题，将来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解决。1月16日，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

　　次日，邓宝珊带着林彪、罗荣桓给傅作义的一封信，回到北平。就和平解决北平的办法，信中写道：

　　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由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0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上，而对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傅作义看完公函，又联想到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的与南京政府和平谈判8条：（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他对邓宝珊说：

　　“我决定接受离城改编，由你转告解放军方面，就说‘傅作义已决意服从人民’。”

　　邓宝珊道：“好，只要你同意军队出城改编，一切具体执行办法，由我们去细谈。”

　　他俩商定后，邓宝珊去执行。

　　蒋又给傅作义来了电报：相外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报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届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机着陆。次日，蒋机果然飞临北平上空，在解放军炮火轰击下无法着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军及装备成为梦想。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3）城市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4）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5）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6）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7）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8）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9）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10）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11）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12）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3）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14）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2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31日，解放军举行正式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22日乘飞机到达石家庄，尔后改乘汽车到西柏坡，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们。傅作义向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笑着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傅作义畅谈起来：“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

　　毛泽东在谈到对在战场上俘虏的原傅部人员的政策时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不解，忙问：“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傅作义回北平后，于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8月，毛泽东派傅作义、邓宝珊到包头促成绥远国民党部队起义。蒋介石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到包头，企图把傅拉去广州，遭傅严词拒绝；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的特务头目，对傅进行暗杀，其阴谋也被傅等粉碎。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通力合作下，终于实现了绥远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兼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等职。邓宝珊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国民党江河日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蒋提出与共产党谈判的建议，蒋介石不听，反而在1948年11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一次“破釜沉舟”的讲话，宣称：“抗战8年，‘剿匪’也要8年。”并声色俱厉地痛斥主和派即是向共产党投降，声称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陈布雷听了目瞪口呆，在整理记录时，想将其略去，蒋则坚持保留，这对陈精神上是个巨大的打击。

　　11月11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返回住所时脸色大变，一进门便问秘书，自己的脸色如何。秘书见他面颊灰暗无光，一副病容，便催他赶快吃饭休息。在饭桌上，他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对几个文秘人员侃侃而谈。从自己读书、考秀才、作记者、入参戎幕20余年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最后他深为感慨地说：

　　“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听。”

　　他又郑重地告诉副官和秘书：“让我安静些！我需要休息。”他从此闭门谢客，在一天半时间内，从容地写完了一批遗书和杂记，然后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蒋介石获悉陈布雷之死，十分震惊，他在室内踱了几圈，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他对这个追随自己20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一尘不染的人死去，痛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笔，颤栗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蒋介石已是黔驴技穷，为了争取美国对他的支持，派张群到华盛顿为之说情。但张群询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使告知，前往游说恐无济于事，张群只好作罢。虽给蒋介石浇了一盆冷水，但他并不死心，1948年11月间美国大选，蒋介石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赴美，携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期杜威当选后对蒋之国民政府以更多军事和经费援助。不料选举结果偏偏是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之举十分恼火，蒋因此更加被动。蒋不愿看到美国人对他逐步冷淡，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请美军将领来华指挥作战，让宋美龄去美作秦庭之哭，让张群去活动司徒雷登等等，但均无结果。美国“弃蒋扶李”决心已定。

　　蒋要阻止共军过江，唯一可恃之兵仅剩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而蒋不下野，华中部队不仅不为蒋用，反会成为变生肘腋的祸源。蒋虑及这一点，深感恋栈下去，美国人的脸色也愈来愈不好看，不如择一时机，再来个“以退为进”的故伎重演，给桂系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自己则可得一喘息，退居幕后争取3至6个月时间，训练200万新兵，再行卷土重来。12月4日晚，蒋介石召见了曾做过李宗仁幕僚的吴忠信，要他准备接替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蒋说：

　　“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李德邻上轿。”

　　吴忠信当天就向李宗仁透露了这一信息。10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同李宗仁商谈蒋下野后问题，他们达成了非正式协议：

　　1、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2、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4、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蒋介石见到此协议，怫然作色曰：“去便去耳，我一走开便算了，为什么要有协议，提出如此许多的条件呢？”

　　蒋介石下野之议无形停顿，李宗仁急欲上台之情按捺不住，他让吴忠信转告蒋：从反共来说他与蒋的利害是一致的，他的成败，与蒋氏息息相关，希望蒋能信任他，放手让他干去。幸而挽回危局，不但是国家之幸，蒋个人对国家、人民也有个好交代。然而蒋毫无反映。白崇禧愤然表示：“如果局面还是不死不活，我要将军队拉回广西再说。”李宗仁也认为时局阽危，不容坐视，决计与白联合采取行动。

　　12月24日，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亥敬”电：

　　介公赐鉴：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始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重20余年，当兹危机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的通电虽然语气和缓，但驱蒋的态度咄咄逼人。李宗仁在京通过甘介候等人也公开亮出了“和平主张”的5项要求：

　　（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离30里；（5）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李宗仁明确提出：“总统下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蒋介石看了“5项要求”，愤然说：“他李宗仁做副总统是华盛顿撑腰，他今天逼我下台也是华盛顿撑腰，娘希匹，打狗要看主人面，现在他们却在放狗咬人，实在可恨极了！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权，太可恨了！”

　　蒋介石正在骂人，秘书慌慌张张地送来一份急电，蒋介石打开一看，不料是程潜发来的“艳电”：

　　介公惠鉴：

　　腊鼓频催，又逢残年；局势恶劣，非言可喻！生灵涂炭，变本加厉，今日之下，惟有言和，盖非如此不能救中国也！而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事，则非吾公退职，不能顺利进行也！以吾公一人之退职而换得中国之救。

　　白崇禧邀请湘、鄂、赣、豫、桂5省参议会会长去汉口，成立了“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并以民意机关之名，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蒋氏“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

　　12月30日，白崇禧又给蒋介石发出“亥全”电：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平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试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战和，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退请趁早英断。

　　桂系急欲上台，蒋介石不能不吭声了。他借除夕夜邀请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到黄埔路官邸餐叙。蒋介石满腹愁肠，但不得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就坐。大家面色阴沉，表情忧郁，既无谈笑之声，也无碰杯之兴，好酒好菜，哪里还吃得下。饭后，蒋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起面孔，似乎十分恼火。

　　在讨论时发生争论，蒋介石更加恼火。他愤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1949年元旦，蒋介石给白崇禧拍去一电：“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白崇禧不仅不“持以宁静”，反而活动得更加厉害。河南、湖北省参议会继续发表通电，尤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措词激烈，有“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等语。武汉街上处处贴出“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等醒目标语。

　　蒋闻白态度日趋激烈，乃于1月3日赴李宅，要李、白以大局为重，让他有余裕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然而李、白进逼更甚。市上复传“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等流言。蒋介石担心迟迟不去，势必激起事变。到时不仅于事无补，局面也将不可收拾。便派蒋经国去上海，命令将中央银行的3000万元银元和92万两黄金、蒋介石私人的4200两黄金，移存台湾。过了两天，又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布设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1月14日，蒋介石看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认为这是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再无恋栈的可能。于是马上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在人事上，也重新做了部署，把京沪警备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他的心腹将领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命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蒋介石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

　　蒋介石还特别授权他的特务机关“中统”对不受蒋介石领导者予以“制裁”。为实行这个恐怖计划，秘密成立了14个“特派队”，由特务头子刘芳雄负责。“特派队”于1月19日在上海大逮捕。特务机关决定，将重要的“政治犯”迁往华南，情况紧急时可予以枪杀。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