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卖国“艳电”

　　陈璧君回重庆后，对龙云赞不绝口。汪精卫便决定经昆明出走，为避人耳目，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汪精卫托词去昆明讲演离开重庆，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春圃打前站先走。

　　陈春圃时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兼侨民教育处长，在政治上同汪精卫如同一辙，加上他办事认真细致，深为汪夫妇器重。汪精卫以送子女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护送到昆明。并要陈预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

　　汪的行动十分诡秘，将侍卫队长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女佣遣散。他们清理东西，有的书籍文件装进印有“双照楼”3字的箱子里。除汪等少数几个人之外，连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也没有通知。陈璧君问汪：“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

　　汪精卫道：“蒋介石是个奸雄，我们走后，他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用语。指物体投射出来的形象。它与感官相接触而产生感觉。，不会被害，我们现又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

　　汪精卫希望陈公博随他出走。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1938年春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部主任委员，长住成都。11月底，汪精卫给他发去电报，要他立刻到重庆来，陈急忙返渝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中日和平已成熟，我就要离开重庆，希望你随我出走。”

　　陈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原来，汪日间的秘密勾结，陈事先一无所闻，且陈在“和”与“战”问题上同汪有一定分歧。陈根据他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认为日本绝无诚意，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要他一道出走，持反对意见。这便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陈公博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

　　陈璧君深知，陈公博同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深了，他们走后，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激将法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陈公博一回成都，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思想斗争极为激烈，夜不能合眼。他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

　　于是，汪精卫集团便开始行动。周佛海照计而行，12月5日飞往昆明。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搭机前往昆明。

　　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首相近卫文麿将于12月11日晚在大板大礼堂发表演讲，宣布对华“新政策”。

　　不料，事情发生了波折，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返回重庆。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不仅打乱了他叛逃的计划，而且他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汪的眼前老晃动韩复榘的影子。前不久，韩复榘不战而退，被蒋处决。汪深知蒋的手腕，若知道了自己出逃的底细，下场将不堪设想，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汪精卫便频频在公开场合活动，接见记者，出席讲演会，分别接见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氏亲信，听取他们的“汇报”。

　　但他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时而流露出不自然之神态。

　　已到达昆明的周佛海从陈春圃那里得知：“蒋先生今日到重庆，汪先生嘱一切慎重。”他惊慌起来，如坐针毡，举棋不定，坐立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周佛海通知龙云，汪先生暂缓行期。此一变化，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的问题。周佛海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

　　近卫于12月11日在大坂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坂之行。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感到十分焦急，不得不取消了为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

　　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此次返回重庆，并非获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故。

　　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找到了一个脱逃的机会。18日，蒋介石发表训话，汪可以不参加。趁此机会，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张飞机票。彭原汪系人物，自然奉命照办。

　　这天上午9时，陈璧君和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4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她和汪约定，汪在启飞前数分钟内赶到。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开起飞的时间将到，汪精卫仍然未来，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嘱咐曾仲鸣，如汪精卫迟到，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

　　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在汪副总裁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飞行技巧。他进驾驶室，亲自操作。这下把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吓得虚汗直冒。他们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陈璧君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暗中告诉汪的侍卫，要他作好一切准备。正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汪精卫走出机舱，龙云率领省政府各部门官员列队相迎，顿时军乐大作。汪精卫见此，生气地责问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汪精卫事先电告陈，要他以“保密及防备日机中途拦击”为名，只许龙云1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2人。陈照此通知了龙云。龙虽口头答应，但一转身却告知了各厅、署、局长，不多时，各条街道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国旗”，奉命表示欢迎。陈春圃看到后十分着急，去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了。

　　汪精卫历来爱出风头，这次一反常态，到了晚上，他才向陈春圃道出秘密：“我虽然是托词演讲而来，实际上是借路溜走，因此接见的人越多越难对付。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

　　汪精卫要曾仲鸣出面，说汪精卫在飞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当地官员一律改日延见。

　　由于蒋尚在重庆，汪感到此行极其危险，能否离开，惟在龙云态度如何，忙问周佛海与龙云接触的情况。周佛海认为龙不致为难。汪于当晚与龙云交谈，将自己组织政府的计划向龙云作了详细介绍，果然得到龙云的赞同，并保证响应汪的声明，负责汪安全出境。汪精卫见目的已达，长舒了一口气。

　　陈璧君却想得周到：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飞，而被迫改乘火车的话，到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会狼狈的，因此指派陈春圃明晨一早乘车先走，以备万一。汪精卫知道后，笑逐颜开地表示赞同，并关照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等，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次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汪精卫集团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寄以很大希望，千方百计拉拢。他们的计划是引诱他们一道下水。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的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这样既可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挖蒋介石墙脚，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陈璧君、汪精卫都同龙云深谈过，龙表示拥护。

　　然而，汪精卫等人一走，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再次致电蒋：“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匆匆离滇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

　　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

　　龙云的动向，引起蒋介石集团的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前线屡遭失败，蒙受重大损失，若云南、四川等地脱离抗日阵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又是重庆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蒋认为，非得要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

　　李根源根据蒋的请求，首先跑到云南。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界老前辈，在云南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李劝龙云道：“若你发出通电，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

　　龙云问：“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

　　李根源道：“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无事了。”

　　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1927年和1929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他说：

　　“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

　　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近卫得知汗精卫一伙逃到越南河内，遂于12月22日晚，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便是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声明。“善邻友好”，就是要中国停止抗日的行动，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共同防共”就是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地方为防共特殊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要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而且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汪精卫集团收到近卫声明全文后，由汪精卫起草声明响应。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携汪之声明由河内飞往香港，要在香港公开发表汪之声明。

　　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3人一下飞机，由陈公博出面，将电文交给当时在香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后，表示坚决反对，道：“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汪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由我负责。”

　　顾孟余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8年3月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始终并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因此其职务只得由周佛海代理。他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他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陈公博长期以来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力反对汪发投敌声明，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回重庆，比之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日谋和，却仍随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相迥异。

　　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内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5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独立式小洋房里。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日夜守卫在门口。

　　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夹在周佛海和顾孟余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老政客，将电报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

　　林柏生在1924年就担任过汪精卫的秘书，成了汪的亲信。抗战爆发后，林柏生奉命带了《中华日报》主要成员来香港，出版《南华日报》，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国际编译社。当陈公博将顾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

　　“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

　　汪精卫的声明称为《艳电》，是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汪精卫的《艳电》是致蒋介石的，内称：“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防共目的在于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

　　蒋介石看后不禁大怒，将戴笠召来。戴笠来到重庆南岸黄山蒋氏官邸，见蒋的脸色阴沉，小心问道：“校长，叫学生有何吩咐？”

　　蒋介石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是个笨蛋！你手下有10万人，居然让汪兆铭跑到河内去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这样无用！”

　　“学生有罪。请校长息怒，学生马上去布置人，处理这件事情！”戴笠说完转身欲走。

　　“慢！河内的事情，先不要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动手！目前，只是密切地关注其动向。如果兆铭走得实在太远了，中正也只得忍疼割爱了。”

　　戴笠道：“学生明白了！”

　　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又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4点要求：

　　（1）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摩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2）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6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300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3）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4）彻底轰炸重庆。

　　汪精卫的要求，是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

　　汪精卫的《艳电》一出笼，立刻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在香港的何香凝发表文章，说汪精卫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斥责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国民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战区高级将领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汪明令通缉究办。就连为汪寄于厚望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也通电斥汪，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龙云也公开通电，表示“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蒋介石对汪精卫则采取软的一手，硬的一手。他先是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汪精卫出逃的消息。但汪毕竟是全国注目的政界人物，是隐瞒不住的。12月26日，蒋介石才在中央党部发表演讲说：“汪主席已去河内，实有此事，但是，他是因为身体欠适，前往治疗，这纯属他个人行动，于国民政府，于政治均无关系。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