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年得志

　　我们真是欢欣鼓舞的迎来了解放，我由于解放以前就“跟着共产党走！”而且有着那么些出色表现，所以解放以后很快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团员自然是更为积极的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当时由于印刷和纸张都特别困难，报纸特少，不象而今泛滥成灾，多得来摊派得小老百性叫苦连天。。。。。。那时候全校就只有一份《自贡日报》。为了弥补，黑板报便应运而生。青年团组织要高三主办全校的黑板报。叫我负责而且冠以“总编辑”的头衔。我这人已经养成了认真负责的性格，而且这任务是在宣扬党的思想，也当然被认为就是在宣扬真理，是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有感于重担在肩。黑板报被办得轰轰烈烈。一周两期，一期两三大黑板。“记者”、“通讯员”四五十人，遍及全校每个角落。每次出版之后，围观者络绎不绝。在学校影响很大......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第一期西南团校，培养县一级的青年团专职干部。所以对于入学的学员选拨很严格，要求条件也很高。要求政治可靠、工作能力强、积极进取、有培养前途等等。在西南各省、市去进行选拔。中共自贡市市委组织部在自贡市选派、抽调了六人：蜀光中学二人，刘稚明〔地下社员〕和我一同去了西南团校。旭川中学一人叫刘玉容，〔后来担任过中共宜宾地委组织部长到退休〕，市中一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市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一人，〔后来发现是特务，被逮扑判刑〕，市总工会一人。。。。。。记得刘伯承元帅、张继春、江震、康乃尔......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些首长都来作过“报告”，在解放初期，党校、团校、干校、革命大学。。。。。。之类，学习期间书本、文件是很少的，作“报告”就是上大课，很有点“言传身授”的味道，叫作发扬革命传统，这些大首长来作的报告。我们都视之为真理。聚精会神的听的很认真。在延安抗日大学时候毛泽东等人就去上大课，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今自然难以用得上了。。。。。。记得康乃尔上大课最多，因为他是西南团工委书记兼我们的校长。第一期西南团校共有两百多人，学员全都是党员或者团员，不少是地下党或者地下团的。有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被视为“尖子”的优秀党员、团员。还有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康省的著名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中被视为“尖子”的优秀党员、团员。还有数目不多的工人党员、团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单独组成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是从驻守在西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以上单位选拔来的军官，都是党员。所以西南团校的学员，在政治上都是被视为可靠的。在解放初期，特务活动很猖獗的情况下，凡是有首长作报告的时候，我们西南团校都被安排坐在最前面，距离首长最近的地方。一九五零年西南暑期学园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举行开学典礼，刘伯承司令〔当时还没有授军衔，一九五五年全国首次授军衔后才称为元帅〕来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我们就坐在最前面靠近主席台的地方。事后却从主席台旁边的阴沟里面搜寻出了特务藏匿的一口袋手雷。当时还没有更多的引爆手段，必须拉引线才能爆炸，因为警戒森严，所有的特务都无法靠近，才没有出什么事。其实在西南团校的学员之中，也不是绝对的“纯洁”、“可靠”。从我们自贡市选派去西南团校的六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刘///////，是从自贡市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选派的一个“优秀团员”，该校只有一个选派名额，挑选上了刘//////，刘//////是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长马慧民手下的大红人，因为跟马慧民跟得很紧，是马慧民培养出来的自贡市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西南团校毕业之后，我们三十来个人被分配到了川南团工委。川南团工委留下了两个，刘是其中的一个，留在了书记办公室。。。。。。后来被察觉刘//////无论什么信件，什么文件他都悄悄的拆阅，连书记王宇辉亲启的“绝对机密”文件，他都要偷偷拆阅，因而引起了怀疑。经过公安局调查，原来是和台湾尚有联系的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解放前属于“红旗特务”那种。伪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有一套积极表现的手段和方法，所以才能取得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长马慧民的信任而且成了马的大红人！当然这也是非常个别的人，虽然个别但却存在，而且累累“伪装”得逞，以后刘//////被逮捕并被判了徒刑。。。。。。我们的学习内容是革命的“启蒙教育”：人生观、社会发展史、为人民服务。。。。。。还有团的基本知识。那时候叫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了一九五三年把原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因“闹独立”等等错误的罪名而下台，才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期西南团校，最先在磁器口原四川省教育学院的校址，〔后来成了建筑工程学院的校址。〕借了几列破旧的房屋来使用。共有四个班，一个班几个小组，一个小组十多个人。吃、住、学习、讨论都在一间小屋里。不久搬进城，每个人从磁器口背上自己的被盖卷，列队步行。从沿着长江边那条公路，经过小龙坎、化龙桥、李子坝、上清寺、进城，两百多人稀稀拉拉的走了大半天，一个个走得精疲力竭。其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出身予非劳动者的家庭，大多数养尊处优。象我就从来没有干过这种“负重行军”的干活。大多数人也都是“破题儿第一遭”，暗暗的叫苦不迭。。。。。。最后住在两路口，原来的求精商学院里。在以前住过美国兵的大楼借用了一层来使用。当然，吃住一切都因陋就简，吃的是“混合菜”，也就是把青菜、豆腐、萝卜。。。。。。有时加上一点猪肉，切成块，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用大锣锅一起煮熟。开饭时候，一人给你一大瓢，实际上完全是野战军行军打仗时候的“菜谱”和作派。北方寒冷，乱七八糟煮在一口大锣锅里，既方便快速又不易冷却。因为那些炊事员全都是从野战军下来的，其他的“菜谱”和作派都不会，也就只能发扬革命传统了。最不习惯的是，稀饭几乎全是米汤，因为它本来就是给你下馒头喝的。一天三顿都是稀饭、馒头、混合菜，全都是北方人行军打仗的“菜谱”和作派。四川人吃惯了干饭当然不习惯，不习惯也不敢说，怕招来个“资产阶级作风”的帽子。。。。。。起初吃不惯，很饿，便悄悄的跑出去吃一碗面条。素面八百块钱一碗，红烧牛肉面一千二百块钱一碗。每个月发给三万块钱〔一九五三年币值改革，一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另花钱，用去买牙膏牙刷。。。。。。之类。我当时抽烟，在蜀光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抽烟，抽的好烟，美国烟“骆驼”牌之类，现在当然就只能抽劣等烟了。。。。。。除了集中去听“大报告”〔有时候去和西南党校的一起听，从两路口步行十来里路到李子坝，当时西南党校在那里。〕之外，就围坐在一起讨论、发言。为了表明积极要求思想改造、追求真理。发言争先恐后，争论的面红耳赤。。。。。。觉得那日子还过得真快。。。。。。一九五零年的重庆，在我记忆之中很冷，我们睡在楼板上，必须挤在一起，否则夜间难以抵挡住寒气。已经很冷很冷了才发放了一人一套深兰色的棉制服。。。。。。那时候称之为“干部服”。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刘少奇。。。。。。到炊事员。。。。。。都是一个式样。进北京城以前全都是布料制作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西柏坡时候全部都穿的布料棉制服。男的是“中山服”〔“毛服”〕式样，女的是“列宁服”式样。男女都有一顶棉帽子，风帽式样，放下来可以遮住两个耳朵，还有一条雪白的洗脸毛巾，不少人用来围在脖子上，当作围巾使用，但是太短，两端必须塞入领口的上衣里面去。这在当时似乎成了很时髦的装束。其实依然是从北方沿袭过来的。全国所有的干部都统一服装，式样基本相同，到了一九五一年时候，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发放了一套兰色粗毛呢的“毛服”。有如解放军军服统一着装一样，此时解放军的团长以上发放了一套草绿色毛呢制服。以下的都是布料的。刚刚穿上这种“干部服”觉得很神气，同时也觉得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具有“使命感”的标志，革命生涯开始的象征！

　　一九五一年春我和刘稚明一同被分配到乐山地团委，我分到宣传部。不久全国干部都从“供给制”〔吃、穿、住都按级别发放〕改为了“包干制”〔按级别发放不同数目的钱〕，吃、穿则由自己去管，也就是从发给三万块钱增加到十多万块钱，但你得自己去机关食堂购买饭菜票，一个月以七万、九万、十一万去买大灶、中灶、小灶等级差异的、不同类别的伙食来打发自己。地委、专署一级机关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很大的距离专署不远的机关食堂去用餐，买小灶吃的只有两三桌人，而吃大灶的有好几十桌。大灶伙食也中午、晚上都有四荤、四素、一汤。除去买伙食的钱，余下的也不过六、七万比三万另花钱稍为多一点，但你得省下钱来自己买衣服穿。。。。。。这种“大、中、小灶”的差别延续了很多年。王实味在延安写文章讥为“衣为三色，食分五等”［大＼中＼小灶之外，还有专灶和特灶。鲁大东，张力行三几个地专级的就吃专灶。李井泉等人就吃特灶］就已如此了。不过王实味还因为写了那篇《野百合花》之类而遭到了毛泽东的“秘密处决”。。。。。。我们地团委是由中共乐山地委宣传部长张力行兼任地团委的书记〔张力行以后是四川省副省长〕，另外有一个从中央团校毕业分来的，叫孙滔的作秘书，其他的十多个人则都是“兵”，还没有谁是“官”。。。。。。作为共产党“要害部门”。地团委十多个干部全部立即投身于紧张激烈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中。当然都是运动中的骨干和领导......那时候，国民党陈超部在这里被击溃，有的逃向云南，有的逃进凉山，很少数溃散潜伏下来。乐山越过峨嵋山便是大、小凉山高原的边缘，崇山峻岭，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是有名的穷县，全是些大山老林，“土匪窝子”。那里的老百性太穷了，历史上形成了贩卖人口、贩卖鸦片、枪弹、黄金、白银的通道。国民党时候就已有屯兵、屯垦的垦场，那是用来和彝族相对持的武装力量。但那已经成了地方土豪劣绅割据，国民党鞭长莫及反而与之分庭抗礼的势力范围。当时解放军接收了这些垦场，改建为“国营雷、马、屏、峨〔劳改〕农场”，这片地域，一面是大渡河，一面是金沙江，一面是大凉山，在这恶山恶水的包围之中，建起了西南最大的监狱，劳改农场。把西南地区的“重罪犯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故尔当时屯兵较多，除了弹压劳改犯人之外，还得维护地方安宁。国民党溃兵和当地惯匪\当地土豪劣绅纠集起来，在“反共救国军”统一旗号下与我们对抗。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就在重庆举办了好多期“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把各地的中统特务头子、军统特务头子、土豪劣绅、黑邦头子、惯匪头目。。。。。。他认为各种以后能够用来反对共产党的势力，都一起招集到重庆来，进行了各种反共游击的相关训练，而且一个个委任为“司令”、“副司令”。。。。。。各种头衔。乐山地区被蒋介石招募去“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并被委任过“司令”之类的“反共救国军”头目非常多，因之反革命力量也非常强大而且顽固。我代几个干部要到峨边县去建立县团工委。从乐山去峨边这些县城，交通险阻，来往全靠步行。过了峨嵋全是险峻山路。路上还有“反共救国军”伏击、劫道者不断。从乐山去峨边得步行两天，现在通了汽车只需两个小时。。。。。走山路成了最大的考验和锻炼。走得来双脚起血泡、双腿发颤、精疲力竭。当时有句顺口溜说：“上山脚杆软，下山脚杆酸，平路脚打颤，站着打窜窜。”来诉说那种对于行路难的劳累艰辛。但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行军、工作都只有靠这两条腿，别无他法。。。。。。当时峨边县城在大渡河的对面，铁索桥被破坏了，只有用船渡河。波高浪险，我们用的是木船渡河，再往上游，大渡河水流更为湍急，则只能用牛皮船了。那县城易守难攻，解放军攻站了县城，城里还隐藏着很多反共救国军的武装力量，和四外占山为王的反共救国军里应外合，解放军便守不住城，又被“反共救国军”打出来。攻进去，打出来，拉锯战相持近一年，第四次打进去才站住了脚跟。可见解放初期反动势力之猖狂。我们到乐山地团委时候，乐山城里还不时出现特务投毒、暗杀、放火的情况。当时中共乐山地委还在公园旁边，我们地团委距离地委有一、二百米，是一处独立的小楼。一天夜里，我们全都下去搞运动去了，只留下一个女同志何以能看家。何以能是和我从西南团校一起分到乐山地团委来的。特务来纵火，小楼几处燃起来，立即火势熊熊。何以能是大家闺秀出身，伯父是黄浦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市的城防司令。何以能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地下组织〕，如此突然大祸临头，她在惊恐之余，强力阵定自己。她分在组织部。她想最重要的应该是档案。大火熊熊，她托起一张字台便往楼下拖，真不知道那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把那张存放档案的字台拖下了楼，再拖出了大门。当她再一次冲进去还想抢救点什么的时候，火势熊熊，她毫无经验，被浓浓的烟雾熏倒在大火下面。地委的人赶来才把她救了出来。。。。。。当时西南地区大中小城市情况大同小异。特务反动势力非常强大，美国正在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扬言要越过”三八线”向中国打过来.台湾也大喊”反攻大陆”，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非常措施，确实是很危险的。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开展“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雷厉风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地团委负责学校这一片。我们都以工作组的名义驻到了各个学校里去。。。。。。乐山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校长李乃尧曾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入了国民党。参加了“中统”。李乃尧，自贡市人。“双牌坊”的公子。上牌坊、下牌坊那是自贡市的“荣、宁二府”。两座“大夫弟”一墙相隔。牌坊、楼台、亭阁、花园、殿堂、各种建筑，雄伟壮观。可惜而今已经被扫荡得荡然无存，连片瓦寸砖也无以寻觅！和李乃尧同时“背叛”封建贵族家庭，逃亡出去追求真理〔从后花园钻狗洞逃跑出去的〕的还有另一李公子，此李公子没有去法国，去了北方。以后去了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在政务院〔后来才更名为国务院的〕某部担任副部长。此副部长的后代著有一部长篇小说《旧址》。记叙了“双牌坊”的兴亡历史，两李公子的故事，在小说中都有纪实。我的祖母是下牌坊的四千金，比李乃尧高一辈，我叫李乃尧为“表叔”，李乃尧是“大张旗鼓”中的首批镇压对象。同时镇压的都是乐山的军、警、宪、特的头头。在乐山，这是第一次开万人“公审大会”，故尔枪毙那天，万人空巷，围观者人山人海。我也亲临现场。李乃尧高大魁梧，穿的一身深灰色长皮袍，神色自若......那年月枪毙人，都用威力很大的步枪，用枪口紧紧抵着后脑勺。一枪下去，脑壳粉碎，脑浆遍地。老百性没有眼见过这样枪毙人，有的说人道，有的说非人道，人道亦或非人道？众说纷纭，说人道的说如此更少痛苦，说非人道的说很残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杀人。心里免不了紧张，但是必须强自阵定，显得泰然，当时接受了一个新概念叫“阶级感情”。看你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解答，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各种舆论，各种街谈巷议：糊涂的、敌意的、反动的、落后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种说道都有，记得土地庙里出现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蒋匪共匪谁是匪”，下联是“美亲苏亲那个亲”，横批是“天才晓得”。这反应了解放前，解放后迥然不同的两种宣传。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对着蒋介石说：“你叫了我二十多年的共匪，我叫了你二十多年的蒋匪，现在不是都不叫了吗？坐在一起来了吗！”当时因为要谈判，双方暂时都停止了叫“匪”，可是重庆谈判破裂之后，共匪、蒋匪在报纸上，电台上又天天叫了。天天叫，叫了二十几年，当然在老百性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时是非莫辩，可以说是自然现象。然而作为一个干部，在如此从未应对过的，从未体验过的新的情势面前，你却不能是非莫辩，现实迫使你必须做出你自己的正确的是非判断。我头脑中的真理必须具体化了，谁是真理？什么才是真理？开始复杂化了，你必须去分辨、去审视、去认定。而且不容迟疑。老百性把这称之为“换脑筋”，我当然也得“换脑筋”，还得不停的“换脑筋”，不“换脑筋”就赶不上趟。我们的正规的说法是“思想改造”，另面的说法是“洗脑”。思想改造是认识真理的过程，当然是不是真的把握了真理，那可是一个太漫长太漫长的过程了。。。。。。当了国家干部，你就必须自觉的进行思想改造，不自我改造思想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当然也就无从去认识真理，去把握真理。。。。。。那“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声势浩大。全国莫不如此，象重庆菜园坝一天同时枪毙三百多人。尸体摆了几里路的长队。前所未有。杀的方法如出一辙。老百姓称之为“敲沙罐”......“敲沙罐”不仅全国震惊，在世界上也引起很大的震动。。。。。。蒋介石和美国当然是最强烈反对的。内外夹击的期望显然大大的被粉碎了一半，大叫说共产党残暴，大陆恐怖，说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屠杀！不停的在世界上大造舆论。不久“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在大陆“敲”了三千万人！毛泽东说只“敲”了五百万。当时全国人口以五忆而言。后说是其百分之一，前说是其百分之六。就此数目而言就足以震惊人类，当然震惊。据史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间，中国的死、伤人数是三千五百万。“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分为“杀、关、管”三种。“关”和“管”的比“杀”的还多。若再加上株连的。此次“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城市人口之中被打入“另册”之众，亦乃前所未有。此次“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之后。给国民党留下来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暗杀、投毒、放火、造谣在城市里立即销声匿迹，社会秩序大为好转，使得年轻共和国的新生政权得以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内部，防御了外侵，始奠定了向前迈步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在解放以后第一次以异乎寻常的手段来扭转了全国局势，稳定了全国局势。而不是象苏联那样，在“炮打冬宫”推翻沙皇之后，红军、白军还厮杀了那么多年。。。。。。我们这些人当时的职责就是要保卫新生的年轻共和国，甚至可以为此而奉献一切乃至生命。因此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些英明决定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当然是从内心里百分之百的拥护，丝毫无有置疑。必须无情的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才能保卫新生的年轻共和国。这就是真理。而毛泽东就是真理的化身！

　　一九五一年冬，我随“中共川南区党委土改工作团”到了犍为。许梦侠任团长，鲁大东任副团长。〔后任四川省副省长〕。我被分配到第六区寿宝乡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队长......不久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搞了个“联合斗争”的经验，上级要我们效仿。于是命令我们四个工作队组成了一个“联合斗争指挥部”，我被任命为“联合斗争指挥部”总指挥。建团委员会书记。因为要“杀，关，管”的太多，我又被任命为巡回法庭庭长，不过此时已经不得乱杀人。只有团长许梦侠〔中共川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副团长鲁大东〔中共乐山地委书记〕可以批“杀”。那时候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打倒地主阶级。亦即从组织、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上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从五个方面消灭五种反革命〔被认定为反革命，有很具体的规定，比如特务、宪兵、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队长以上、警察巡长以上、保长、恶霸地主。。。。。。等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旦来到了农村，新鲜而又陌生。参加土地改革予我而言更是完全陌生的群众工作。真正的深入到农民群众当中，去感受农民的痛苦和仇恨，迫使你也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这又是自我思想改造的过程。我担任土改工作队长的这个寿保乡，是个穷山僻壤的土匪窝子。反动势力强大，斗争也就更为复杂。何以能是另一队的工作队长，在这次土改当中死掉的。她是个很好的姑娘，美丽又善良，也很倔强，或许正因为倔强而死了，死时刚刚年满二十岁。她有个妹妹名叫何丽敦，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转业回来，分配到了重庆一个工厂的宣传部，工作得很努力，一九五七年完全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被打成了右派份子，〔伯父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出任过重庆市城防司令。此城防司令有个儿子何烈，也因为出身原因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才十八岁，何烈和我很交好。被坑了二十年之后，刻苦自学成为了一个专家〕。。。。。。要指挥几万农民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去跟几百个老谋深算的地主进行组织、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五个方面的斗争，而且要从斗争中去取得胜利，确实是复杂、紧张而又激烈的一场战斗。那是个寒冬季节，一直是风雨交加，然而又是一个个热烈沸腾的白天，一个个篝火熊熊不眠的夜晚。我必须使尽浑身解数，调动所有的聪明才智，几乎昼夜无眠，才能去应对那些白天夜晚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情。联合斗争期间，把四个乡几万农民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几万农民的住食都在一个不大的小镇上。同时还集中起来分别关押着几百个准备挨斗争的地主。斗争地主的日程安排得紧紧的：我要计划、组织万人斗争大会，和各种小型的斗争会，要审查将被斗争的恶霸地主的罪恶材料，斗争前对恶霸地主个别谈话予以“攻心”，要他们向农民低头，认识自己的罪恶。要动员训练积极份子，提高他们的觉悟，启发他们的斗争智慧，共同探讨斗争艺术。在轰轰烈烈的群情激愤的万人斗争大会上，还必须掌握好斗争政策，坚持说理斗争。以正义之理，革命之理来批驳吃人的罪恶的封建制度。作为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群众斗争运动的总指挥，我当然认为我是在把握真理宣扬真理，而且要让千万群众接受真理，才能达到提高觉悟，视土地改革为正义的革命的进步的行为。一场低水平的斗争会，把地主拉上来，跪在中间，农民四面八方乱吼一气、乱骂、乱嚷、乱打、打得头破血流，我不允许这样低水平的斗争会，〔上面也不允许，但下面却经常出现如此状况〕。一场高水平的斗争会，首先得收集好那些真实的〔假的不行〕，充满罪恶的，农民被剥削压迫的血泪史，认真的启发培养亲受苦难的“当事人”，挑选出完全真实的，能打动人的，能引起心灵共鸣的几条事件。使之能揭露地主的罪恶，通过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道出人间正道的情与理，为什么必须毁灭旧制度？为什么要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制度？这就是我们要宣扬的真理。一场斗争会能培养着两三个“苦主”，一个“苦主”能有一两件时间、地点、细节都绝对真实的能打动人的地主罪恶史，然后再有两个能说理能批驳的斗士来把控诉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层次。让被斗争的地主站在台上，斗争他的农民一个人上台，面对面的轻言细语的慢慢控诉。控诉得声泪俱下，而台下万人鸦雀无声，却听得来怒火如炽，悲泪盈眶。有控制的几声口号，发泄出对反动的罪恶封建制度的愤怒的宣战。几个“苦主”控诉之后，说理批驳的斗士〔当然是经过培养好了的农民〕能够根据控诉的内容，深入浅出，不夸张，不说大，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去说理去批驳。以正义之声去打动人心，既伸张了人间正义，宣扬了真理，又使得地主理屈低头。这样的一场说理斗争会才算得上是基本上成功的。当然这也是很不易的。那得耐心细致、充分准备、精雕细刻，有如绣花，一针一线都马虎不得。如此成功的一次“说理斗争”的斗争会是不可多得的。当时乐山地委宣传部长方驰辛是个很有水平很挑剔也很严厉的人。一次会议上我回报了我们一次“说理斗争”大会的情况、细节、控诉、批驳的条条款款、细枝末节。回报间方部长不无挑剔的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而且不停的叫随员“好好记下来”，可见其心中不无赞许之意。因为象我回报的如此较为成功的“说理斗争”会确为鲜见。因为一般的工作队长没有这样的心性，没有这样的耐心，没有这样的细致，没有这样的能耐。。。。。。斗争之后得立即整理好上报材料。该杀的还得带上详细、真实、确戳有据的材料去找鲁大东或者许梦侠审批。。。。。。经常是上面一通知开会就得连夜连晚的步行几十里夜路赶着去。人太疲惫，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走着走着一脚踩进水田里面去了，再“拖泥带水”的耐着饥寒继续赶路，那是常有的事情。。。。。。总指挥部下设秘书材料组、宣传教育组、武装保卫组、斗争监管组、生活管理组。。。。。。作为总指挥，每一个部门都必须去过问。真是食少而事烦，长了一身虱子、一身芥疮，虱子、芥疮几乎是大多数土改工作队员身上的“两件宝”。女的也同样有。一是因为寒冷二是因为太忙。记得那几个月里只洗了一次澡。其他人也如是。土地改革确实是斗争是战斗。担任那样一个“联合斗争指挥部”的总指挥。迄今依然还能回味那种种叱咤风云、轰轰烈烈、令人难忘的壮烈场景！我被视为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的工作队长。譬如那时候《毛泽东选集》第一集已经出版。《毛泽东选集》我当然视之为真理，视之为不折不扣的真理，视之为字字珠矶。当然十分珍视。我读过两遍而且带在身边〔这在工作队长中是唯一的〕。因为那时能读的书太少。看小说被视为不务正业，也找不到小说之类书籍来看，甚至报纸也没有看的......我在给农民作的报告中，常常把毛泽东的“风水论”、“好得很”、“糟得很”......之类“引经据典”，风趣幽默，结合农民实际讲说政策。听众们聚精会神两眼发光，同时也理解明白了政策，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执行政策。我当然认为这是在宣扬真理。以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毛泽东讲的真理。所以，我给农民作报告的时候都鸦雀无声。对于“糟得很”的事情，我是坚决制止：“武装队员”轮奸地主家的少女，我立即抓起来，关起来，严厉查处。有次几十个农民把一个地主家的少女全身脱光了。裸体站立在风雨之中。一个老农民慌慌张张的跑来告诉我，我立即赶了过去。一个少女浑身赤裸着，瑟缩在寒风中，弯着躯体，低着头用双手遮住羞处。一个年轻农民嬉皮笑脸的要去拉开她的双手。我愤怒的大吼一声，斥退了那个农民。叫两个女人赶快把少女代去穿好衣服送她回家。让这伙人站在雨地里予以严加申斥，而且把带头的禁闭起来......后来有人来向我反映，说那个少女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奸污过不少农民，所以他们要报复。我说这样不行啦。共产党讲一人犯罪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啊。但农民不这样想，要报复才解恨。这样的阶级感情我不赞同。我不允许使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进行报复，老农民也不同意这些作为。他们都支持我在斗争中要掌握原则，把握住政策界限。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工作队长应该坚持的。。。。。。农民们怕地主以后“反戈倒算”，不仅只是从“五个方面打倒地主阶级”，恨不得把他们从肉体上都全部消灭。我则认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一种封建制度，镇压那些有罪恶的、有民愤的、对抗破坏土地改革的一批恶霸地主。是为了顺利的完成土地改革，建立新的制度。消灭肉体并不是目的，更不能消灭得太多，更不能全都消灭。。。。。。分“浮财”时候。每个村都搞了“地、富集中营”，把地、富家的主要成员关押起来，把老的小的留在外面。一家一家的“扫地出门”。没收了一切，有的甚至连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扒掉......冻、饿而死去的不少......我则坚决执行政策，必须给留下一定的生活必须品，留下种子、农具，合理分给土地。给予生活出路......然而在实际工作之中。土地改革结束时候。一个工作队能够“整”出来多少钱？是被很看重的“工作成绩”之一。因为那个地区很穷，一个工作队的地区一般都只能“整”到两千多万〔1953年货币改革，一万折合一元〕所以是很少的。。。。。。土地改革工作结束的时候。要进行非常认真严格的总结评比，要求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个干部，全面的从各个方面首先写出个人总结：阶级立场是否坚定？执行政策是否良好？群众发动是否充分？反动势力是否被摧毁？人民政权是否稳固？。。。。。。等等。然后再由大家评论，综合出评论的意见，送上面审批。最后，我被评为工作模范。在工作队长当中并不是很多的。还有少数工作队长犯错误的，和女武装队员发生性关系，和地主家的少女发生性关系而被处分的都有。。。。。。这说明我经受住了这一次严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住了一次难得的真有点叱咤风云般的群众运动的工作锤炼！

　　一九五二年春天。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设年轻的共和国，让人民过上好生活，要祖国繁荣富强起来。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当中共中央提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伟大规划之际，我们真是欢欣鼓舞。去创造去建设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去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真理！真想全力以赴，摩拳擦掌的去大试一回身手。。。。。。天津永利化工厂被纳入了“大规模”的计划之中。该厂生产纯碱，当时世界上有布鲁南法、索尔维法两种制碱法。侯德榜综二法之长创造发明了“侯德榜制碱法”，建立了永利化工厂。乐山五通桥区有它一个分厂，在岷江边上。此分厂亦被纳入“大规模”的计划之中。因此之故。四川省省辖市在成都、重庆、自贡三市之外，由中央批准，新增了五通桥市为省辖市。四川省委和乐山地委都非常重视这一新建的省辖市。因为它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国许多个重点中的一个。所以特意选派了一批有文化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干部，去建立市一级机关。中共五通桥市市委书记李志琛，原是中共宜宾地委副书记〔后来调去任中共自贡市市委副书记〕。。。。。。我调到五通桥市团委作宣传部长。上任时候我二十岁另八个月，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考入了蜀光中学。。。。。。市公安局长赵清洁二十五岁，十四岁当‘小八路“。后来调到自贡市任市检察长期间，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调到这新建市来的干部情绪都很高，都想在经济建设的崭新任务面前有一番作为。我当然也同样。我也想在这新岗位新任务面前一试身手，能有所作为，真是雄心勃勃。。。。。。上任伊始搞“三反、五反”运动。当时叫作“打老虎”。运动一来，积极分子们争先恐后的蜂拥而上。打得多功劳就大。被认为是“老虎”的，往往采用“轮番斗争”。把“老虎”连续斗争他几天几夜，疲劳“轰炸”，想当然、逼、供、信，是并不鲜见的事。斗争之前并无真凭实据，只想从斗争之中去斗出老虎的贪污罪过来......疲劳斗争之中，“老虎”无奈，往往乱说一气，于是到处都是大老虎。很快又翻案，把什么都推翻了。于是打来打去，打出了不少的“假老虎”。真的少，假的多。全国如是。有些积极份子斗得太离谱了。便逼得跳楼、上吊的不少。我去的时候，岷江电厂的军事代表〔也是中共党组织的头头〕因为逼死了工人，被停职反省。。。。。。“冤、假、错”案从此与日俱增。弄虚作假之风也日益增长......但对于这些现象我并不怀疑是“三反、五反”本身政策有什么错误，毛主席的决策永远是英明的，问题出在这些“积极分子”身上，只要纠正了错误，防微杜渐就行了。。。。。。紧接着这些社会运动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解放以后的首次大量建党工作。这是党的最重视的“中心工作”。我被列入中共五通桥市委建党工作队。我当然更是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作出成绩，争取在建党工作之中入党，了却夙愿。。。。。。我随中共五通桥市建党工作组到了岷江电厂。两个老党员是“组织员”〔一个姓吴，另一个姓王，姓王的建党工作结束后调去五通桥市人民法院作院长、姓吴的调去一个煤矿作了党委书记。〕我和另一个团员是“工作员”......工人之中许多团员都被发展入党了。当时已有规定：年轻人必须先入了团，成了团员才能入党，我把青年团员范帧辉〔全国劳动模范〕、范贤友、周俊良、黄的优秀事迹和他们入党的历程写成了一篇“文艺通讯”〔报告文学前身〕：篇名《四个工人当了工程师》。这事迹和题材在解放初期在全国而言都是很为罕见的、难得的“新鲜事务”。解放初期，青年工人一般文化不高，初中文化的较多，高中的极少了，所以能够通过自学，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上能够达到工程师〔大专〕的水平，实在是难能可贵，很值得宣扬的。此文发表在《西南青年》杂志〔西南团工委的机关刊物，全国公开发行〕一九五三年一月号上。在中学时候《绿州社》的辅导教师刘令蒙当时担任《西南青年》杂志的主编。该期《西南青年》组织了四篇题材相近的文章，我这篇列为首篇。不久，刘令蒙专门派了一个编辑来乐山聘我为《西南青年》的特约通讯员。这是我解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有次我和范贤友一齐出去搞“外调”，各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在江边......忽然看见“川康盐务管理局”对面，一个小码头上，许多人大声呼喊，引颈齐向江心张望......有人溺水，因为天冷加上水流湍急，观望的人多，但竟无人下水营救。溺水人正被冲向江心，情况十分危急。也看不清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黑头在江水里一沉一浮的......我急忙摔去自行车，奔向江边，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我还穿着一双半统皮靴，衣裤靴袜都来不及脱掉，飞快的往江流跳了下去.....几番冲击终于从滔滔江流里救起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气息微弱然呼吸尚存。而我已浑身湿透。时植深秋，我和小女孩都冻得直打哚唆。我请旁边的人赶快寻找小女孩的家，把她送回家去。。。。。。范贤友把我领到不远一个变电所周俊良处，借了衣裤鞋袜，浑身内外上下换过了，骑着自行车又上路了。事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以后再也未能见过小女孩一次。你以后都平安吗？现在还好吗？给你送去遥遥的祝福啊！......那时候宣传学习黄继光、邱少云......当无名英雄。我这虽然小小的也算”领导干部”自然以身作则。我救人的事情还是被传开了，我们“建党工作组”的人也知道了。老王说：这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该上报表扬。我说；求求你了，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当时五通桥市还出了个闻名全国的英雄人物，名叫丁佑君，五通桥市的人。此地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到西昌地区去“征粮剿匪”，被“反共救国军”的抓着了.丁佑君非常勇敢，宁死不屈，学习刘胡兰和敌人斗争到底，被惨遭杀害。丁佑君是团员，她的哥哥在中共乐山地委工作。她的哥哥送了我一张丁佑君的黑白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那些老照片相册里面。有个诗人叫高缨的来五通桥市收集过有关丁佑君的材料，以后写了一首长诗《丁佑君》，单册出版发行。。。。。。。此时也我已经打过了多次“入党申请”，也已被定为发展对象。而且被认定待建党工作结束，回机关之后，即可解决这一夙愿，而且组织上也已在着手进行调查了解工作.谁知大事不好！在外调中获悉我六伯曾鲁已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候在自贡市被枪毙了，八叔在监狱里绝食死去了，误传我娘亦被枪毙了，后来得知我娘只是被判了八年徒刑。而当此时也，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亦已日益“明朗化”。当时在建党工作中，由中共中央发放了一本《组织员手册》，这《组织员手册》本来是只能组织员看的，但老王对我不保密，他文化不多，还要我读给他听。。。。。。《组织员手册》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凡是家庭有被“杀、关、管”的人的子女，一律不得吸收入党。当时还不知道我家里出了那么多的被“杀、关、管”的人，当然也就不知道我已经被打入了“禁区”。。。。。。若我等十足的“遗少”，亦日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之时，若我等现在已经被视之为“混”入了革命阵营的“鱼”，而非“龙”，而今则难以“混”入到共产党里去了。不久“清理中层”，若我等“出身不好”的便一个个“靠边站”，一直到一个个被“打入另册”为止。从此起始，“阶级出身”就定下了你一生的命运。以前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现在没什么可选择的了，“阶级出身”把你的“命运”和“道路”都定死了！只此一条路，它路不通。“阶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一辈子，“阶级出身”不好，你一辈子就只能受苦受难受折磨，有多少“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受苦受难受折磨，匆匆了此残生！象我这样大难不死而能熬到这二十一世纪的“幸运儿”，真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后来得知。解放前夕，六伯和八叔都得到了国民党国防部发放的去台湾的飞机票，但一人只有两张。因为八叔有三子、五女不能全部同去台湾。兄弟感情甚笃。八叔既不忍抛下儿女，六伯也不愿留下他们。兄弟多方考虑之后。六伯因而放弃了去台湾的计划。一说当时康泽已经在山东被俘。〔六伯和康泽交往很深，康泽来自贡市都住在六伯家里〕六伯是奉命留下来的。但是我认为，不能排除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六伯和八叔已经对蒋介石完全丧失了信心，因而不愿意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他们对于前半生的战争和军旅生涯已经非常厌倦了，想去追求一种平淡的安闲的生活以度过余生。。。。。。1951年春，我从重庆到乐山，途径自贡市时候，曾经到龙潭村探望过六伯。六伯说：一个共产党的团级干部和他谈话，要他在家里等待安排。六伯说：他当时就给这位团级干部提出，他想找个邮递员之类工作干干。这回六伯又给我说，如果我能够有可能转圜的话，他能够得到一个邮递员工作以度晚年，就心满意足了。我虽然也去为之“转圜”过。但力不能及，同时我也必须匆匆离开自贡市，去乐山报到。。。。。。我当时记得六伯很坦然、很平静、对于未来亦如止水，丝毫没有什么忧虑的含笑和我闲谈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然而我却含着某种隐忧，谈吐间常常走神，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六伯娘留我吃饭，有豆腐、青菜、蛋汤，已经非常检朴了。这是我和六伯最后一次见面，谁知竟成永诀。。。。。。后来因为六伯当官时候一惯廉洁，积蓄不多，很快用光了。夫妻生计艰难，便在新桥头找了一家小店，在那里卖“冷淡杯”，也就是不卖热菜，只卖点烧酒〔老白干〕和焦花生、豆腐干、卤牛肉之类。六伯一人经营，每天早晨很早起来，用一个背兜去把烧酒、焦花生、卤牛肉、豆腐干。。。。。。之类买好，再用背兜背回来。一人当垆、跑堂、切好牛肉，〔后来一个人称李矮哥的告诉我，六伯什么都不会，他教过六伯如何“横切牛、直切鸡、斜切猪”，以及如何“扯提打酒”〕打好酒，送上桌。。。。。。待买主缓酝一顿之后，再上前去算账、收钱，还有奢账的，得记好账，还得笑着脸，欢迎再来！将军的一切威严一切风姿早已经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人生跌落千丈，是为了求得生存下来。。。。。。据说一度生意还不错，但再忙六伯也自己一人干，不让六伯娘抛头露面到小店里来帮忙，可能因为是“将军卖酒”有点类似当年“卓文君当垆”的味道吧，许多人闻讯前来。最初一天卖一小坛五斤酒，后来一天卖两小坛十斤酒，到此为止，最多卖十斤酒，卖完就收摊。由于量足、称够、酒又从不参水，又注意清洁卫生，所以生意一直不错。虽然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劳累下来，也颇足以维持生计。。。。。。而八叔家则更为艰难得多。五女三子，只有最大的八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军总政文工团作歌唱演员。九妹、十妹在上大学，除了有一点很少的助学金〔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用以交伙食费〕之外，八妹把很少的津贴节约下来供给他们一点另花钱，非常艰苦的，刻苦的完成了大学学业。。。。。。还有五个小的弟妹在家里读中学\小学，六个人的生计就得全靠八婶勉力去挣扎了。。。。。。许多年以后我得知，我曾经那么欣赏的八叔家里的那小图书馆里那么多的珍贵的藏书：《世界文库》、《二十四史》。。。。。。那么多的线装书。。。。。。那些珍贵的书籍那时候卖也没人买的，生计太艰难，米如珠、薪如桂，生计实在太艰难了，为了养活留在家里这五个小儿女，那些珍贵的书籍竟全都用来当柴烧煮饭去了。八婶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之人，写得一手好字，晚年还写了《回忆录》，但生计逼人，太无以支撑！如此珍贵之物，一天一天的当柴火烧去了，当柴烧烧了一两年，烧的来一本也不剩！！知书达理之人，忍痛烧书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更可想见其生活之窘迫艰难到了何等无以维系的地步！！当时八叔关押在泸州川南特别监狱，我路过泸州时候，受八婶之托我去探过监，还带给了八婶写的一封家书......‘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候，六伯再次被扑。后来据六伯娘讲：六伯被扑的前几天，王用光每天都到家里来好几次。他们一点也没有察觉，也没有去作何意外的设想。以后才明白王用光是公安局派来监视你六伯的，王用光是二姑妈〔六伯的亲姐姐〕的儿子，我和弟妹们都叫他“啰老表”，是六伯的亲外甥，既是“近亲”，母舅家里自然常来常往，自然没有什么疑心。王用光是蜀光中学一九四七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蜀光中学毕业前和周更新等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更新在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自贡市市委副书记。解放前夕那个夜晚，王用光受中共地下党的命令，单身一人偷偷的潜过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乘着夜色，跑了几十里地去迎接解放军，并且作为向导把解放军领进了城。这段经历，王用光曾以《回忆录》的形式发表在《自贡日报》上面。六十年代初期，王用光曾作过《自贡日报》社社长。国家主席刘少奇来自贡市视察时候，王用光曾经被指派参加了接待刘少奇的工作。因为是新闻单位的，所以接待同时也被指定陪同刘少奇去基层视察，多有接触，还有不少照片。。。。。。就因为被指派的这段极短的工作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王用光被造反派抓起来，挨斗、挨打、关牛棚，逼他说出和刘少奇的“亲密关系”，那些照片成了“罪证”。王用光说不出有什么“亲密关系”，便罚跪、挨打、被折腾的很惨。加之家庭出身不好，被说成是“混进共产党里面的”“阶级异己份子”，关进“牛棚”审查了很长时间，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以后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尚未及“花甲”之年。六伯娘说：后来我们才明白，王用光一直是公安局派的侦查，一直都在监视你六伯和你八叔。。。。。。于王用光而言，是个共产党员当然得站稳立场。大义灭亲。这予他而言是当然的真理。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把追求真理都视之为至高无上的情操。据说王用光还画了张“龙潭村”的地形图，因为这龙潭村地形复杂，山环水抱，前有大门正面临着釜溪河，左，右，后面都有门，门外面树木掩映可以通达后面险峻的山林之中去，所以王用光画了详细的龙潭村地形图交给公安局。公安局根据这张地形图作了研究和布置，才去包围了龙潭村。逮捕六伯曾鲁那天，据说去了一个连的解放军，把龙潭村团团围住。还在龙潭村搜出了电台、枪械......一辆吉普车〔据说沉在了一口水塘里〕等等。枪毙原因说法也很多：在担任川东师管区司令时候，镇压过川东地区华莹山等处的大批中共地下武装。系‘军统’高层领导人。‘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时候，当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完成了战略包围准备全线进攻剑拔弩张的决战前夕，当毛泽东发表了‘敦促黄维、杜聿铭、邱清泉投降书’之既，六伯曾鲁奉蒋介石之命，持蒋介石手喻〔圣旨〕以“战地特派视察员”有似于“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淮海战场前线，去阻止黄维、杜聿明、邱清泉投降。其实他们当时都是中将军衔，即使有蒋介石手喻什么的，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不投降本来就是黄维、杜聿明、邱清泉的自我意愿所致。而不是曾鲁所能左右得了的......据说曾鲁被枪毙之后。公安部曾专人来自贡市，了解情况之后，责怪不应枪毙。此等军统高层人员本来就是“活资料”，留着的“用处”甚多，应该解送中央，人已死了亦算一种损失......当此时也，阶级路线之类已经日益推上日程。于是象我这样的出身不好，堪称‘遗少’的人，便日益‘浮上了水面’。我等‘遗少’之流便‘命中注定’，‘在劫者难逃！’了。阶级出身逾亦推上首位，我等‘遗少’虽已‘混入’‘革命阵营’，但再也难以‘混入’共产党里去了。

　　......1953年春天，中央命令成立了‘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把原来棣属于四川、云南、西康三个省的大小凉山地域，全部纳入管辖。因为是新建立起来的机关，来此的干部主要是四川省由原来的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区党委合省以后，以原川北区党委的一部分干部〔胡耀邦的部下〕为主。再从乐山地区的、昭通地区的、西昌地区的机关里抽调来的部分干部组合而成。我被调到该处工作。当时的凉山是未解放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只能达到凉山边缘。为了把政治、军事力量深入扩展到整个凉山，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的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凉山前方指挥部。任命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鲁瑞林为‘前指’政委兼司令员。同时又是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的书记。鲁瑞林是个传奇人物，大革命时候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马夫。参加起义以后入了党，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顽强，累立战功。一九五四年在《人民文学》上面发表的有一篇‘传记文学’，专门记叙了鲁瑞林的传奇故事。不久又成立了凉山军政委员会，命云南省省副主席张冲任凉山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冲又是个传奇人物。彝族，在云南军队里18岁任团长，22岁任军长。。。。。解放前曾经不断的给‘川、桂、黔、滇纵队’〔中共地下武装〕的朱家壁司令以枪支、弹药、钱粮、物资的资助。乘参加国民党国大代表会议之机，中途飞去香港，以后去了延安。担任过〔已经解放的〕东北松江省省副主席。当时张冲已是个大胖子......记得有一次工作会议上。有个工作团长汇报了一件事情。很有点传奇色彩。鲁瑞林来凉山不久，大为惊讶，张冲说：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彝族里头是多多的有啊！

　　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家族打冤家〔当时冤家仇杀仍很严重〕仇杀正进行得紧张激烈，难分难解之时，在那仇杀的战场上，忽然冲上来了一个奴隶主的少女。赤身露体地挥舞着她的五彩百折大裙，呼唤着停止仇杀！还我和平！双方的仇杀立即停止了，双方立即退出了仇杀的战场！因为彝族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当冤家仇杀的战场上，如果有一个赤身露体的奴隶主少女，冒着生命的危险，冲上战场来呼唤和平，阻止仇杀的时候。仇杀的双方都必须立即停止仇杀，退出仇杀的战场。如果有谁敢于违反这条神圣的习俗必将受到全民族的反对和制裁。习俗就是民族的不成文法。那是他们的真理，神圣而严肃。谁都必须十分虔诚的遵守。然而那残酷的习俗也规定，这个制止了仇杀的少女则必须去自杀，以之答谢哈努大神的屁佑......当这个阻止了冤家仇杀的少女正准备自杀的时候。工作团的干部把她找到了，阻止了她自杀，并把她带到了工作团。然而事情并没有了结，少女坚持要自杀，两个家族也坚持少女必须自杀。否则就是违背了神圣的民族习俗，而当时对于尊重民族习俗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工作团长请示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给了我巨大的震动，巨大的诱惑。这封闭在凉山这样的恶山恶水之间，几千年来艰难的勇敢的繁衍生息的民族。这是个神奇的民族，在她那勇敢而神奇的几千年来与世隔绝的悠久历史里，积淀下了多少诱人的英勇传奇啊！我真想认真地了解探索这个神奇的民族和她的人民......不久我下到了工作团......一直到1956年我负伤之后，调干升入大学为止。这期间我把那少女的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以后改成了电影剧本，再后改成了中篇传奇......当时的凉山依然停滞于奴隶社会。黑彝奴隶主拥有生、杀、予、夺绝对的无上权威。黑彝是彝族的本始民族，白彝则是历史上黑彝在奴隶掠夺的战乱中从汉、藏、回、苗......等等异族中去俘虏抢掠而来沦为奴隶的。黑彝为了保持他“纯洁高贵”的血统。所以严厉禁止黑彝、白彝之间有性关系。如果发现则必须双双处死。绝无宽恕。然而黑彝或者白彝群体里。性关系却是非常的混乱。‘妇贞女淫。’；亦即在结婚之后，妻子必须对丈夫严守妇道，而未婚的少女却可以随意性交往，没人过问的......新婚第一夜，新娘可以以任何方法抗拒新郎占有，因而新郎往往以失败告终。婚后新娘即返回娘家居住，待到怀孕之后才能来到婆家。因而头胎常常是‘野种’。谁都是‘心理明白’的事情。有的寨落只有白彝，白彝里有奴隶主、奴隶、自由民。然而全都臣属于黑彝。白彝寨落里有一个白彝头人又是这个寨落里的绝对权威，寨落里的全部女人都是他的性奴隶，任其随意占有。因为这样的混乱，所以性病非常多，也非常可怕......那时每个寨落都遍种罂粟。用鸦片去和汉人交换枪支、弹药、粮食，已成为奴隶主每年的头等大事。因而奴隶主最看重罂粟的种植，远远胜过于粮食的种植。此等交易使凉山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刘文辉、龙云......都是连年在这‘冒险乐园’中大发横财而飞黄腾达的......粮食的种植则依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产量非常非常低，作物单一，只有玉米、荞子、洋芋、萝布几种。奴隶大半年只能以野菜粑为食，那种犬彘之食也不如的食物。实在太令我惊讶。实在想象不到世间还有如此艰难生存着的人类！只有奴隶主终身有一二套布料衣服。成年以下的奴隶赤身露体是并不鲜见的。成年的奴隶也只有手编的藿麻裙。裸体上披着老羊皮。寨落全部都筑在高山之上，那是为了防卫仇敌的攻击。易守难攻的险恶之地是建筑寨落的好地方。当然也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一个家族一个家族隔绝成为不相往来的小小天地。高山之上水成了最最金贵之物。褙一桶水得花费半天时间。因之从无洗脸洗衣洗澡之说......黑彝是彝族的本始民族。高大粗犷。高鼻樑凹眼眶。自认为是神灵造就的高贵血统，是天生的奴隶主。神赋予他生、杀、予、夺的特权，拥有残暴的统治和掠夺的无上权威。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常常使用各种酷刑：刺眼、剜鼻、割耳、剁手、抽筋......令人惨不忍睹。当然也更令我惊讶。如此黑暗、愚昧、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存在于新中国，自然是不应该也不允许的。因此废除奴隶制度是当务之急。然而此时的奴隶主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因而必须首先争取奴隶主。否则军队和干部都无法进入到凉山腹地的寨落里去。因此“团结上层，不作下层工作”成为当时的工作准则。“团结上层”的工作非常艰难，几千年的民族仇恨和民族隔阂。对于汉人绝对的不信任，更加上逃进凉山投靠在奴隶主门下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地主等等人们的“现身说法”：“共产党过桥抽板”，“共产党欺骗成性”......更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把奴隶主们一个个被邀请到内地去参观、访问、学习，然后再一个个的委以工作团长、工作队长、县长、区长。。。。。等等职位，按月发放工资。有了职位，特别是有了工资，月月都有收入，予那些奴隶主而言也是很诱人的事情......经过几年的耐心努力，一直到了一九五四年，军队和工作团始“和平解放”了全部大、小凉山。不久中央决定在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全部奴隶”......“民主改革”一经宣布，立即遭到奴隶主们的疯狂反对，包括那些当上了各种长字号的奴隶主.纷纷四处纠集起来与我们武装对恃.当时广大的奴隶的生、杀、予、夺依然掌握在奴隶主手中，奴隶主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把奴隶裹胁进他们反叛的武装中自不待言，这当然给我们的平叛增添了很多的困难.....那些战斗非常残酷，干部战士被打死之后被尸解，还被挖去心肝，割去生殖器，被烧了来吃。。。。。。和我们一起参加平叛而牺牲的很多干部、战士，在好多的寨子旁边都有烈士墓，那就是在平叛中被杀害的汉族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押解着几百号长长的俘虏群，非常缓慢的行进在深深集雪的荒原上，死了的无法弄走的也就只能扔在那雪原上了......经过了一年多的战乱，叛乱的奴隶主武装被消灭了。一无所有的奴隶得到了解放，成为了新生政权的主人。而不少的奴隶主〔没有参加叛乱的或者投降了的〕都被吸纳入乡的、区的、县的、州的“政治协商会议”，给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月月给以工资，把他们“养起来”。。。。。。

　　在凉山最“刻骨铭心”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爬山涉水，大凉山属于高原地带，不少广阔的平原。但大凉山外的小凉山则全是些险恶的陡壁悬崖。处于云、贵高原的断层崖地带。造化象刀斩斧劈一般的把大山砍成了两半。金沙江那边是云南，这边是小凉山，全是笔立的光秃秃石壁。有一处著名的“抓抓崖”，那是从小凉山进入大凉山的唯一必经之路.抓抓崖就在这金沙江上的崖壁上面。那崖壁上面当然根本没有路，但必须从笔立的崖壁上面攀援而过，否则就无法前进。光秃秃的石壁上面错错杂杂有些坑坑洼洼凹凹凸凸之处，前进时候，得用双手去抓着凸凸，用脚尖去“抓”着凹凹，用身体紧紧的贴着石壁，一个个有如攀崖运动员，全神贯注的，谨慎小心的，一步一抓的缓慢前行。稍有不慎，摔下万丈悬崖，自然粉身碎骨。。。。。。我第一次去攀援“抓抓崖”，真是胆战心惊，双手被磨破了淌着血，浑身衣裤都被汗水湿透了，最最的高度紧张，好不容易，但终于攀援过了那二、三十米长的光秃秃崖壁。真是精疲力竭，一头倒在地上，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想。。。。。。当我睁开双眼，看见天是那样的兰，觉着风是那样的清新。赶快站起来，抖搜精神，去追赶前行的队伍。。。。。。小凉山是大凉山的门户，处处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比较李白<蜀道难>诗句中所描述的种种险恶真乃过之而无不及.千百年来，正是凭据着这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抵档了历代大汉族主义者“亡族灭种”的千、百次围剿，汉人进剿的武装不能深入到凉山腹心地区而得以艰难的繁衍生存了下来。。。。。。还有那些湍急的山涧，桥是根本没有的，只有为数极少的”溜筒桥’因此大多的山涧都必须涉水而过，寒冬腊月也必须赤身露体的从那冻彻骨髓的湍急溪流里涉过去，游过去。。。。。。一出门行军就得去穿越那原始森林，黑黑樾樾，荆棘丛生，路是没有的，坎坷不平，蛇蝎遍布，野兽出没，最讨厌的是那种旱蚂蟥，防不胜防的爬到你身上来，悄悄的吸饱了一肚子血，蚂蟥吸血毫无疼痛的感觉，所以当你突然发觉手臂上或者脖子上，肚皮上......突然起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疙瘩的时候，已经被蚂蟥吸饱了血紧紧的钉入你的肌肉里面去了。。。。。。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一出门行军就得去穿越原始森林。。。。。。

　　在凉山还有两件很难以忘记的事情：其一是听了在机关内部传达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报告。记得在传达报告中高岗的主要“罪过”是：想党国家主席，把东北变成独立王国，挑拨中、苏关系，挑拨中、朝关系。。。。。。而最令我惊讶的一条“罪过”是“乱搞了三十多个女人！”。因为在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的幼稚头脑中。当然认为象高岗这样的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大人物。定然是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竟有如此“罪过”，实在是太惊讶了。许多年之后才知道在共产党的大人物里面，“寡人有疾”者还不了高岗。。。。。。近年来才知道，高岗之被打下去，也并不只是因为“搞了三十多个女人”之类“罪过”。高岗曾经一度被毛泽东“宠信”过。“宠信”到毛泽东想以高岗来取代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而高岗竟“野心”到想要“分”最高的权力。高岗竟“不识时务”的企图觊觎权柄。当然被毫不容情打了下去。这是断然措施。其二是从反“胡风集团”开始的全国“肃反运动”。先是公布了一批、二批、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些来往的私人信件。从这些“抄”出来的，或者“自动”交出来的私人来往信件之中。去挑选出几段亦或几句。即可成为反革命的罪证。也就可以“凭”这些把你打成为反革命。。。。。。全国上下都开展了这一“肃反运动”。把有点“历史问题”而在此以前的历次斗争、审查之中未予以“打击”到的，或者平常表现出对予共产党有不满情绪的都集中起来、封闭起来。叫作“重点分子”。再抽调一批积极分子作为“打手”。去对于“重点分子”一个一个的斗。积极分子对于“重点分子”日夜严密监视。拉屎洒尿都有人跟随。二十四小时在监控之下。“重点分子”中，有“活的”亦即被怀疑是和台湾特务机关或者美国特务机关还有着联系的“现行特务分子”。有“死的”亦即在历史上可能干过之类勾当的。还有一种被叫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当然是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因为不满，进而仇视再进而反革命。当然更无需什么真凭实据之类的讲究了。。。。。。集中了许多人去斗争和被斗争，费了许多力气到全国旮旮角角去“跑材料”，花了许多钱、许多时间、许多精力，结果是假的多，真的少。“打手”们想当然、逼、供、信，疲劳斗争，“重点份子”被折腾得说了一堆谎话。很快又全部推翻。“三反”、“五反”、“肃反”中，打手们都是一个手法，特别是那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得到了实惠的、入了党的、当了官的，在“肃反”中自然更为“奋勇向前”，以求去捞得更多的实惠。因此在“三反”、“五反”、“肃反”之中，由于逼\供\信，不实事求是而造成“跳楼的跳楼”、“抹喉的抹喉”确实并非鲜见。我们亲眼所见就有好些个。.....一九五六年。中央认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再次提出应该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二年早已提出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虽然被推迟了几年，但现在再一次由中央重新提出来，大家依然是欢欣鼓舞，完全相信崭新的革命任务一定就会降临，去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了。。。。。。然而当时就已经严重感到知识分子短缺，后继无人，为此，一个建国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决定，中央特别在全国各个党报上公布：”中央号召全国的机关干部，都可以自愿的自由报考高等学校，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止......”中央的态度如此鲜明！这一消息既使得我非常震惊又使得我无比的兴奋。我耸恿陈宗游一起去报考，我和陈宗游立即把报纸给书记看了，同时交上了请求报考高等学校的申请书。由于书记看了报纸上中央那么坚决的规定，那么鲜明的态度.我和陈宗游的申请报告很快就被书记批准了。火速行动，我和陈宗游各预领了三个月工资，一齐火速赶到了成都。那时候四川省只有成都和重庆两地才设有高考考场。殊不知我们到了成都后不几天，中共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却以自己的名义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特别规定四川省三个州〔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的干部不在此列，一个也不准出去报考高等学校。就只差这么几天的“机缘”！我们的申请是“生米己成熟饭”，书记既己批准，也不再收回成命，于是我们得以逃脱了此一禁令的约束而得以去报考。。。。。。我当时之所以很坚决的要求离开机关去报考大学，从内心里已经深深的感到“此路不通”了。陈宗游当时在那里作党委秘书，我作党委政策研究员。陈是党员，我是团员，陈是从江南进军大西南来的。和他一同进军来西南而又入了党的，当时提拔作了县长，部长之类的已经不少了，而他依然还是个秘书。和我一同从西南团校分到乐山来的潘光杰，入党以后，已经作了马边县县长，〔鸣放时候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陈也因为家庭出身，恐怕再要继续“进步”，难度不小了。而我因为家庭出身，已经有了中共中央的明文规定“不得吸收入党”。不是党员，最多也就“原地踏步”，要想“进步”，几乎是可能性趋近于零。起眼一看上下左右，自诩无论从工作能力、理论水平、道德理念，诸多方面相较，自己都堪称“略胜一筹”。许多平庸之辈，只因为有了一种本领。当时对这种本领，只能暗地的悄悄谈论，叫作犯点“自由主义”，不能公开的说，公开的说那可是犯下了有损“党的威望”的严厉律条。解放初期，一切普通干部都懂得一个规矩：对于维护党的威望，维护领导威望被视为很严肃很认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再小的领导，小到十七品芝麻官，只要是在“领导岗位”上，下面的就得维护他的威望。因为他就是党。他自视为党也要求别人视他为党。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际，“真心诚意”的请储安平出来“放”。储安平“放”了个“党天下”的“谬论”，被打成大右派，其缘于此。当时，不入党就不能“进步”，几乎所有的“领导岗位”都是党员，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吗。民主党派的，或者民主人士而能当官的，为数极少极少。人们都把它称之为“装点门面”的“配眼”。很难握有什么实际权力，有职无权，满天下如是。如此情况，人们都称之为“党天下”，亦即“共产党的天下”。这本来就是客观现实存在，为什么不能说呢？老百姓不敢说，而储安平竟危言耸听的说：”今天我来是要给“老和尚”提点意见！......”给“老和尚”竟提了个“党天下”！这还得了！所以在反击战中，储安平成了全国被围剿的众矢之的。天天报刊上面都有批判他的各式杰作......其实“老和尚”之说也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几天前，毛泽东说：“大家给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给老和尚也能提点意见。”毛泽东自己戏诩称自己为“老和尚”是大人物的风趣，你储安平也敢称“老和尚”，却是大不敬的该杀！该掌嘴！“党天下”是客观现实，但是，客观现实往往都是只能心知肚明，说了出来就会犯禁的。。。。。。还得说说那种本领，对于这种本领当时很形象的称为“吃烧红苕”。红苕因为是烧的，所以沾满了灰，吃的时候先得“吹”掉灰，吹不掉得“拍”，因为烫手，在“吹”和“拍”的同时双手还必须挪过来挪过去的“捧”着。“很会吃烧红苕”暗喻长于“吹、拍、捧”。当时“很会吃烧红苕”的，不乏其人，因为籍此本领而入党，而当官，而步步高升的亦不乏其人。象我这样的人，以人格尊严为重，自然绝对不会去向任何人“吹、拍、捧”的。对那些“很会吃烧红苕”的厌恶之极，不齿其为人，对于此种“仕途经济”当然不屑于为之。。。。。。因了以上种种，便有了“此路不通”的意念，而必须去“另辟蹊径”了。当时只有二十五岁，正是“狂妄之年”。从天而降这么一个“跳槽”的实在难得的好机会，当然得紧紧抓着不放了。如果不是中央那么坚决的决定，鲜明的态度，当时的“三州”干部是只能就地“安心、生根、开花、结果”的。。。。。。到了成都以后，把那些丢了六年多的书本，熬更守夜的复习了一个月。我们都考上了大学......我读过的中学都是“名牌”。毕业后百分之九十多能考上大学而且不少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之类“名牌大学”。我这回填写的第一志愿也就是这些第一流的大学。如此填写自然大错特错。因为当时高考也已同样突出了“阶级路线”，绝对的工农优先，绝对的排除异己。陈宗游第一志愿填的四川大学，他的考分比我低，第一录就被四川大学录取了。而我呢，第一录全都没门，但考的成绩还不错，而我因为过度熬夜劳累，临考前突发高烧，是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下进的考场，坚持考完了的。。。。。。二录录到重庆师专中文科......到了学校，真正是大大的大失所望！“大学招牌、中学师资、小学校舍”。实在后悔！那时候的重庆师专，一九五四年办了个学习时间只有一年的速成班。抽调了一些重庆市的中学的“优秀教师”来任教。一年速成班的学员被“热炒热卖”，分到重庆市里去作急需的初中教师去了。一九五五年才筹建命名为：“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命重庆市副市长邓垦〔邓小平的弟弟〕任校长，民盟中央委员李嘉仲〔早期参加过共产党〕任副校长。实际上只招收了几个班，规模很小。一九五六年由于中央“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才大兴土木，扩大招生。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学校依然还在初始阶段。只有一个食堂兼作开会、作报告之类用途[权当礼堂兼用]。只有一幢小小的楼房用作教室，还有一幢办公大楼和一幢教师宿舍，仅此而已。这样的规模，竟是一所高等学校？即使与我们美丽而广阔的建筑雄伟的蜀光中学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当时在我心目中的高等学府，最起码也得象重庆大学、四川大学那样的规模才能算得上是个大学。其实二次选填志愿的时候我还可以选云南大学。那时候想重庆曾经是我生活过几年的地方，就选了这么一所重庆师专。再一打听，没有一个教授，副教授也没有一个，讲师也没有，全是中学上来的“优秀教师”。真是心灰意冷，想不到“大学梦”竟来到了如此不伦不类的一个旮旯。当然。退一步想，总之，有了一个读书的地方，可以“啃”书本的地方，那就拼命的去“啃”吧！。。。。。。

　　......那时候规矩很严，不准缺课。上课时候听不进去也不能离开课堂，便在座位上把“课外书”放在下面偷着看。中文科很多“调干学生”，很多人对讲课大为不满......第二年来了一些“教授”。那是被“放”出来的“旧文人”。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长周邦式，在清朝皇宫教过溥仪弟妹们的陈守原，四川省教院教务长杜维涛，中长铁路翻译官，冯玉祥的秘书，四川大学文字学教授......这些“夹灰锩口”的人们，解放之后被集中在某一角落，给饭吃，每月给点另花钱，亚“集中营”吧！经过这七年多的“洗心革面”之后，“放”了出来“作贡献”。这些人虽然尚心有余悸，然其中也不少饱学之士。与从中学上来的“优秀教师”亦大相径庭......然而明天于他们依然吉凶莫测。周邦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时候，红卫兵一棒打来，脑浆遍地，当场丧命......一九五七年那个“乍暖乍寒”的春天。〔乍寒而不是还寒，这是费孝通对于一九五七年“鸣、放”初期的“感觉”〕毛泽东“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然而这几年间，各种运动把他们吓怕了。个个胸怀城府。三缄其口。你请你的我沉默我的。毛泽东则信誓旦旦，一再表白“真心诚意”。大喊特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全国各种报纸上，天天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请二请三请，请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放的方式也从未有过的自由，什么“神仙会”、座谈会......总而言之是要你开口讲话。之类会上，其开场白也是如此信誓旦旦的先给你吃定心丸。然而这么些年都是“舆论一致”，若有不一致者，定立即遭到群起而攻之。“歌德派”统辖天下，若有不歌德者，定立即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年嘴里标榜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这几年来却是民主太稀薄了，自由太束缚了，幸福太遥远了。“民主党派”里不乏爱国之士。在煞有介事的多番“真心诚意”、“三顾茅庐”之下。开始有人勇敢的献计献策，一进忠言。连费孝通都有感于春意之来，已不是“乍暖还寒”而是“乍暖乍寒”，偶尔还“寒”意有点袭人而已，所以也踏进了“大鸣大放”的行列......而当此时也章伯钧却告诫说；这是在“引蛇出洞”，切勿上当！......禁不住一放再放的诱惑之下，“牛、鬼、蛇、神”们纷纷出笼......而当下令“收网”，对于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时候，章伯钧则呐喊这是在“搞阴谋”。这个张伯均早期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也加入过共产党。所以对于许多事情知之甚深。。。。。。毛泽东说：“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其实赋予“阴谋”以亮色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法国的巴拿波.拿破仑。拿破仑就理直气壮的说过；“政治家、军事家有搞阴谋的权力！”当然这话说得直率得太“赤裸裸”了。直率得不无几分可爱。不是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吗！其实中国的老祖宗孙武等等人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兵不厌诈”，“诱敌深入”，其“诈”其“诱”难道和“阴谋”不是同一系列吗？那有名的《三十六计》之中无一不充满了“诈”、“诱”、阴谋。都是“赤裸裸”的！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拿破仑也“赤裸裸”地说：‘政治家、军事家有搞阴谋的“权力”’。只不过是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现实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阐述他所认定的真理而已，为“阴谋”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而已已。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真的缺乏点”诱”\”诈”\阴谋......等等手段，一定是无法去克敌制胜的.可是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怕被指责搞阴谋不光彩，硬要生造一个“阳谋”出来为自己增添点“亮色”。阴阳，正反，黑白是也，强词夺理，“指鹿为马”，怎以服人！“阳谋”之说，似乎取得了当时一时短暂的“胜利”，迫使一些人为“阳谋”之说叫好。然而曾几何时，现在还有人能去为“阳谋”叫好吗？只不过与“指鹿为马”一样作为“传世”之“掌故”谈说而已已！当时对于“言者无罪”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辩护士发表过如此这般的高论，辩护士咱们四川才子//////说：“无罪的言者是无罪的，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这使人想起我小时候听到过的另一高论：我六舅公“唱隔壁戏”对我说的：“对于听话的娃儿可以废除体罚，对于不听话的娃儿是不可以废除体罚的。”真乃异曲同工之妙。拙劣的使用了韩非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此等绝对偷换概念的诡辩亦只不过留为笑谈而已已......五十多万“右派份子”加上“中右”、“内控右”，不下百万之众。就如此被“坑”了二十年！二十年最可珍视的宝贵年华被无情的埋葬了！！老百姓们视之为地地道道的“坑儒”！邓小平把这“铁案”翻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右派”。似乎还真有那么几个“真”“右派”。中央留了四个，章伯钧自然是一个。历史太无情了，百万忠贞之士，有用之材，民族精英遭此莫大的灾难，葬送了最可宝贵的“寸金难买寸光阴”的二十年！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反右派运动使得”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治上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解放以后所发动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都是针对“明显的”敌对力量：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针对的是留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军官、国民党三青团骨干、霸据一方的豪绅、会道门头子。。。。。。都是些与共产党不共载天的仇家。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针对的是资本家。一九五四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是针对那些潜伏下来，打入了内部的国民党特务。然而“反右派运动”所“整”出来的这些人则没有诸如此类的“敌对”的身份。只是在“诱”和“诈”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中。在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的许诺之下。被“请”出来“言”。而被“以言定罪”的。秦始皇的“颂古非今”者斩。“焚书坑儒”的手段得到了认可和赞扬。毛泽东的诗句：“劝君莫笑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开以言定罪之先河！打出了一百万古今中外都无有先列的“思想犯”〔难以称之为政治犯，因为只有言而无行〕。“反右派运动”使得人民民主专政进入到了思想领域。“三反之后不管钱，反右之后不发言。”舆论一直。万马齐喑。奢谈民主。“共产主义加秦始皇”的极左路线肆无忌惮越益猖獗。使得中国一步一步的陷入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