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者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惟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讵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弇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惟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戍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帆自序于临江书舍。

这是一部古代章回体白话演义小说，主要内容是叙薛丁山之薛刚大闹花灯，打死皇子，三祭铁丘坟，保驾庐陵王，中兴大唐，薛家一门团圆等事。书中先叙武则天入宫受宠，被封为皇后。薛丁山的三子薛刚好打抱不平，在京城殴打奸相张天左及张天右，又救出被张天左陷害的薛义，并把自己的职位泗水关总兵让给他。不久，逢元宵节，薛刚到酒肆中畅饮大醉，入内城来。此时人山人海，无人给他让路，薛刚乘着酒兴，在人群中乱撞乱打，不料踢死了太子，高宗在楼上唬得魂飞魄散，跌下楼来，不久病死。薛刚自知闯祸，逃出城门。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南北史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共一百回，作者论述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更替。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两晋史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西晋（265～316）公元256年，司马炎代魏立晋，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最强盛时，其疆域西到葱岭，东南到海，北抵燕山。西晋承久乱之敝，虽然有一些改良，但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和方镇势力的强大，晋武帝死后不久，国家即陷入“八王之乱”，并绵延16年，最后民敝国衰，亡于后汉。西晋短短的50年期间，除了自身的内江以外，还不断交错着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整个政治和经济建设乏善可陈。本书共一百回，概述了从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公元265年）到刘裕代晋（公元420年）止的两晋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历史。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后汉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全书共一百回，记述后汉一百九十六年及蜀汉四十三年这段历史，内容起自前汉末年王莽篡位，刘秀（后汉光武帝）起兵反莽，建立后汉王朝，至三国鼎立。

本书讲述了移花接木计献美姬用李代桃欢承淫后、诛假父纳言迎母称皇帝立法愚民、封泰贷下山避雨过湘江中渡惊风、误椎击逃生遇异士见图谶遗将造长城、信佞臣尽毁诗书筑阿房大兴土木、亢深谷诸儒毙命得原璧暴主惊心等内容。

中国元代散曲总集。今人隋树森编。书分上、下两册，收入自金代元好问至元末明初谷子敬等213位散曲作家以及这一时代无名氏的散曲作品，共辑录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同时还收集了元散曲的一些残句断语等。以作家为经辑录作品，编排上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每一作家附有小传。对所收散曲作品，于曲尾注明出处。参用各种珍本校勘，有关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均附有较详细的校勘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一代散曲的创作概况，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1981年再版。　　元代散曲总集。编者隋树森，生于1906年。1932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曾在山东济南任教，抗战期间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他曾编辑《元曲选外编》，校订《阳春白雪》、《梨园乐府》、《乐府群玉》等元人散曲总集。《全元散曲》分上、下两册，收入自金代元好问迄元末明初汤式、谷子敬等人的散曲213家，以及元代和元末明初的无名氏散曲作品，总共小令3800余首，套曲450余套，并且还辑录了元代作者的散曲残句断语等。　　元代的散曲总集仅存杨朝英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此二集称“杨氏二选”），佚名编《类聚群贤乐府群玉》、《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共4部。《乐府群玉》或云胡存善编，共3卷，专选小令，按作家编列。共存21家627首。《乐府新声》（或称《梨园乐府》）3卷，上卷为套曲，中、下卷为小令，共收20余家散曲作品。元代散曲作家有别集传于世者，现仅有张养浩、乔吉、张可久、汤式等少数人。其他作品则散见各处。　　《全元散曲》搜罗详备。作者不但仔细校阅了元、明两代的散曲总集和别集，并且遍阅曲谱、曲话、文集、词集、词话、道藏及有关材料约110余种，尽量网罗，剔抉校比而成规模。与此同时，作者还采用天一阁《小山乐府》、《笔花集》、稿本《南北词广韵选》、残本《北宫词纪外集》等珍本，加以补充和校勘。校勘亦较详尽，对所收散曲，于曲尾注明出处，关于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附有比较详细的校勘记。编排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第一作家附有小传。因此，此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一代散曲创作概况，对于研究元代散曲有重要参考价值。　　辽宁省图书馆近年发现罗振玉藏6卷残本《阳春白雪》，其中有25首套曲，前所未见，可补《全元散曲》。　　《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1981年再版。

本书是一本介绍北宋诗词的书。从词的出现、兴起、鼎盛到逐渐走向衰落讲述了北宋诗词的历史和发展。全书共分“晏欧词风与令词创作群体”、“柳永词风与慢词的兴盛”、“苏轼词风与苏门创作群体”等五章内容。

暂缺简介...

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完全烂熟的程度，在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中都萌发了自我否定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生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或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如政治家张居正，或在思想上进行批判，如思想家李贽，从而在这数十年之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在李贽的著作中，《焚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共六卷，收集了李贽的书答、杂述、史论、诗作，于公元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在湖北麻城刊行，又于公元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重刻。对于书名，李贽有过说明：是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焚书。答焦漪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可见，《焚书》典型地代表了李贽的异端思想。

　　在《焚书》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赤子之心，即没有为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浸染、所扭曲的人的最初本性。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童心说》）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因而都有“真心”，都是“真人”。但是，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因此，李贽认为，人们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真心”，唤起“最初一念”的觉醒，回复“绝假纯真”的本性。李贽的“童心说”，无疑承继了王守仁的心学传统，但他们言“心”又有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这是李贽异端思想的哲学基础。

　　从“童心说”出发，李贽反对神化孔子，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压抑“童心”、“扭曲人性”的教条。他说，历史上的孔子，也不过是一个人，其言论著述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的，并没有教人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永恒的真理，成为裁定是非的标准。但孔子以后的那些“迂阔门徒”、“懵懵弟子”，却将这些言论著述视为“万世之至论”，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千百年来都开此方药方。这实际上是发假药，医假病，使孔子言论、儒家经典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与“童心”水火不相容。（见《童心说》）因此，要保持“童心”、恢复“童心”，就断断乎不可以孔子的言论著述为教条。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

　　人们应当把生而俱有的“童心”发扬起来，无须以孔子言论和儒家经典为指南。

　　李贽又指出，理学家把“理”变成形而上学的最高实体也是根本错误的。

　　他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夫妇论》）因此，理学家所讲的那种“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实在难以成立。在他看来，所谓的“理”，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答邓石阳》）因此，讲“理”识“理”，不应皓首穷经，而应面向生活。他说：“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答邓明府》）认为在这些关于百姓日用的浅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贽进而对传统观念及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那种“男子之见尽长，女之见尽短”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只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远大的目光，从世俗的小天地中超脱出来，就能干出一番胜过男人的事业。

　　又如，他反对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视为逆贼草寇，认为“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谡之正忠不可也”。这些忠义之士之所以反对朝廷，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社会造成的。在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种势力“驱天下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

　　只要不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就只能是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浒”。（见《忠义水浒传序》）再如，他反对把理学家们美化为圣贤，认为他们讲理学的目的在于“欺世获利”。这些理学家本来同常人一样，都有欲求，患得患失，但他们却偏偏摆出清高姿态，大讲道德性命，从而名利两得。因此，理学家实为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见《叠民焦弱侯》）

　　《焚书》之文，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赞刘谐》一文，便是一例。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临地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在这里，李贽以辛辣的笔锋、诙谐的语调，对理学家迷信孔子的心态与丑态，作了无情的嘲讽。

　　正因为这样，《焚书》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和仇恨，曾在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和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两度被禁毁，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仍被列为禁书。但结果恰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卓吾死而其书重”（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焚书》不仅未被禁绝失传，而且在民间流布益广，甚至传到了日本。李贽的学生汪本钶，又将《焚书》未收的李贽晚年书答诗文编为《续焚书》，于公元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刊行。

　　《焚书》所倡言的异端思想，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声。直接受其影响的，首推湖北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在明代文坛上，“公安三袁”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理论旗帜，要求作家用自己语言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独立自主地创作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就与受李贽的“童心说”的启迪密不可分。袁中道曾对其兄弟袁宏道所受李贽的影响作过描述：“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可见李贽的异端思想确实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焚书》对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持的尖锐批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王夫之指责李贽“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十八）。方以智也批评李贽“自负尖快小才，纵其偏见，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东西均。名教》）。以后，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大肆攻击李贽，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易类存目一。九正易因》），“故其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细灭裂，固宜然矣。”（第71页）”

　　盖固有之旧思想，既人可诛，其书可毁”（《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焚书》的流布。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焚书》又再度受到重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把李贽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对《焚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剽剥当世儒者，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无怪乎道学家之侧目也”；又针对纪昀等人对李贽的攻击，引了焦竑、袁宏道等人的言论著述加以反驳，为其辩诬。其中，所引近人邓秋枚的评语尤为深刻：“卓吾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

　　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唯先生。则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推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

　　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而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

　　这种毁誉参半的奇特现象，似乎更能显现《焚书》的历史文化价值。诚如李贽所说：“夫青松翠柏，在常青……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八物》）。

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完全烂熟的程度，在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中都萌发了自我否定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生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或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如政治家张居正，或在思想上进行批判，如思想家李贽，从而在这数十年之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在李贽的著作中，《焚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共六卷，收集了李贽的书答、杂述、史论、诗作，于公元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在湖北麻城刊行，又于公元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重刻。对于书名，李贽有过说明：是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焚书。答焦漪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可见，《焚书》典型地代表了李贽的异端思想。

　　在《焚书》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赤子之心，即没有为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浸染、所扭曲的人的最初本性。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童心说》）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因而都有“真心”，都是“真人”。但是，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因此，李贽认为，人们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真心”，唤起“最初一念”的觉醒，回复“绝假纯真”的本性。李贽的“童心说”，无疑承继了王守仁的心学传统，但他们言“心”又有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这是李贽异端思想的哲学基础。

　　从“童心说”出发，李贽反对神化孔子，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压抑“童心”、“扭曲人性”的教条。他说，历史上的孔子，也不过是一个人，其言论著述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的，并没有教人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永恒的真理，成为裁定是非的标准。但孔子以后的那些“迂阔门徒”、“懵懵弟子”，却将这些言论著述视为“万世之至论”，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千百年来都开此方药方。这实际上是发假药，医假病，使孔子言论、儒家经典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与“童心”水火不相容。（见《童心说》）因此，要保持“童心”、恢复“童心”，就断断乎不可以孔子的言论著述为教条。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

　　人们应当把生而俱有的“童心”发扬起来，无须以孔子言论和儒家经典为指南。

　　李贽又指出，理学家把“理”变成形而上学的最高实体也是根本错误的。

　　他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夫妇论》）因此，理学家所讲的那种“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实在难以成立。在他看来，所谓的“理”，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答邓石阳》）因此，讲“理”识“理”，不应皓首穷经，而应面向生活。他说：“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答邓明府》）认为在这些关于百姓日用的浅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贽进而对传统观念及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那种“男子之见尽长，女之见尽短”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只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远大的目光，从世俗的小天地中超脱出来，就能干出一番胜过男人的事业。

　　又如，他反对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视为逆贼草寇，认为“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谡之正忠不可也”。这些忠义之士之所以反对朝廷，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社会造成的。在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种势力“驱天下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

　　只要不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就只能是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浒”。（见《忠义水浒传序》）再如，他反对把理学家们美化为圣贤，认为他们讲理学的目的在于“欺世获利”。这些理学家本来同常人一样，都有欲求，患得患失，但他们却偏偏摆出清高姿态，大讲道德性命，从而名利两得。因此，理学家实为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见《叠民焦弱侯》）

　　《焚书》之文，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赞刘谐》一文，便是一例。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临地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在这里，李贽以辛辣的笔锋、诙谐的语调，对理学家迷信孔子的心态与丑态，作了无情的嘲讽。

　　正因为这样，《焚书》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和仇恨，曾在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和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两度被禁毁，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仍被列为禁书。但结果恰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卓吾死而其书重”（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焚书》不仅未被禁绝失传，而且在民间流布益广，甚至传到了日本。李贽的学生汪本钶，又将《焚书》未收的李贽晚年书答诗文编为《续焚书》，于公元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刊行。

　　《焚书》所倡言的异端思想，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声。直接受其影响的，首推湖北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在明代文坛上，“公安三袁”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理论旗帜，要求作家用自己语言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独立自主地创作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就与受李贽的“童心说”的启迪密不可分。袁中道曾对其兄弟袁宏道所受李贽的影响作过描述：“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可见李贽的异端思想确实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焚书》对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持的尖锐批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王夫之指责李贽“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十八）。方以智也批评李贽“自负尖快小才，纵其偏见，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东西均。名教》）。以后，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大肆攻击李贽，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易类存目一。九正易因》），“故其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细灭裂，固宜然矣。”（第71页）”

　　盖固有之旧思想，既人可诛，其书可毁”（《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焚书》的流布。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焚书》又再度受到重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把李贽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对《焚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剽剥当世儒者，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无怪乎道学家之侧目也”；又针对纪昀等人对李贽的攻击，引了焦竑、袁宏道等人的言论著述加以反驳，为其辩诬。其中，所引近人邓秋枚的评语尤为深刻：“卓吾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

　　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唯先生。则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推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

　　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而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

　　这种毁誉参半的奇特现象，似乎更能显现《焚书》的历史文化价值。诚如李贽所说：“夫青松翠柏，在常青……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八物》）。

《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和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商战”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指出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依靠单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殖民经济入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盛世危言》问世时，朝野争阅，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印发2000部，让大臣们人手一册。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在自传中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现存明刊本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所作。三百年来，关于是书作者兰陵笑笑生之外尚有：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嘉靖间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王世贞、王世贞门人、李笠翁、卢构、薛应旗、赵南星、某孝廉、李贽、徐渭、艺人集体创作、李开先、冯惟敏、浙江兰溪一带吴侬、沈自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集体创作、贾三近、屠隆、李开先的崇信者、刘九、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诸说。笔者主后一说。　　书成于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至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间（或说嘉靖中；或说万历十年至三十年间；或谓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间）。　　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至四十七年（１６１９）间（一说为万历庚戌即三十八年）。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等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陈天华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写成《猛回头》《警世钟》两本著作，成为宣传民主革命的锐利武器。其中心内容是指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猛回头》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及清王朝的走狗本质。书中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书中还描述了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指出帝国主义“把我们18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警世钟》体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书中写道：“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陈天华号召各阶层群众一致奋起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了”，“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陈天华的文章一字一泪，深刻感人。学生读之“如同着迷”，兵士读之“即奉为至宝”，“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好书是来自伟大心灵的宝贵血脉，让我们的精神生命得以延续更生。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只有那些历史上最具天赋的作家才能使我们的灵魂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只有那些超越了时空的经典文字，才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我们，指引着我们远离浮华虚空……本书遴选出60本传世经典，它们均为名家推荐的必读著作，如有着“两千年中国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基石”之称的《论语》；无愧于“兵家韬略之首，人类智慧之源”的《孙子兵法》；欧洲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堂吉诃德》；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物种起源》；影响了无数人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历经半个多世纪而畅销不衰的《飘》；值得你一生阅读并去体会的《小王子》……这些各具特色的书籍就像对我们有着不同助益的朋友，在我们青春年少时给我们以快乐和教诲，在我们黄昏暮年时更会给我们慰藉和关怀。本书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涵盖了文学、哲学、历史、军事等各个不同领域。本书并不仅是60本书的精彩集锦，而是由60个点所组成的面而扩展开来的无限空间，将引领读者登堂入室，以最简便快捷的方式，领略每部著作中的精华，并由点及面，一窥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化概貌，让读者能悉心品味那些永远不会被磨灭的经典文化。

《中国100系列丛书》是不同于一般通史著作的读物。它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战争、著作、文化为主线，通过叙述100个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为发明创造、学术文化和中外关系的发展与开拓而作出贡献的人物；100件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王朝更替之际、学术流派的纷争、宗教史上的传播兴衰之时及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发生的事件；100次为统一、为正义、为争霸或为争权而进行的战争；100本翔实、系统地记录中国数千年科学文化历史的典籍和100种光辉灿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学术文化、语文文化、民俗文化、器物文化，来概括中国通史（1919年前）的精髓的。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化结晶，导演过数以万次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富有创造、千姿百态的人物，遗留下浩瀚无垠、汗牛充栋的历史文化典籍。这套《丛书》对这些人物、事件、战争、著作、文化的选择，却以“100”为限，只是表明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虽然这种有限的“百题”系列，比之于无限的中国历史真实的存在，是可谓挂一漏万、沧海之粟，但却是一种谋求介绍中国历史知识的新的追求和尝试。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的智慧和风采，了解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与内幕，了解刀光剑影、严峻无情的战争较量以及精神历史文化的形成的真谛。“文章极处无奇巧”，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以人、事、战争、著作、文化等五大专题来概括，既简明，又扼要，适合当代读者读书、读史的趣向。这是《中国100系列丛书》的宗旨之所在。《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则有选择地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哲学和思想类著作，历史学类著作，科学医药类著作，地理、军事类著作，语言文字类著作。其中既有儒家的经典《易经》、《春秋》、《论语》、《孟子》等等，又有诸子百家的代表作《管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等。既有记叙中国绵延2000年之久历史的所谓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又有开创新的史书体载的《通典》、《史道》、《文史通义》、《新史学》等等。既有哲学战线上的两军对垒的代表论著，又有军事、医药、科技、地理方面的开山之作。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感慨中国文献海洋之浩翰，感叹人生之短促，以至皓首而不能穷经。本书反复精选，撷取100本书，从其成书的经过，主要理论主张及影响诸方面予以缕述，使读者看一篇有一篇所得，读一篇有一篇的感想。

1946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了吕振中的《新译新约全书》。本书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Souter’s Text）为根据，用直译的方法，尽量表达原文每字所包含或代表的意义，并尽量保持原文之结构。吕氏于 1952 年修订新约译本，并于 1970 年出版包括新旧约的圣经全书。

　　由于这个译本圣经采用从希腊希伯来原文圣经保持原文结构逐字直译，所以对于深入研习圣经涵义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对不懂希腊希伯来语的人。但是也正因为是直译，所以这个译本圣经的语言词句给人感觉较生硬枯燥，很少文采，甚至有时觉得拗口；相比之下，广受欢迎接受的《国语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圣经译本就很有文采，言语生动，读来很有美感。所以，把这两种译本的圣经对照着读是很有益处的。

　　吕振中译本最宝贵的价值，就在于它忠实地从希腊希伯来原文圣经直译。直译所特有的准确忠实，是意译所不能达到的，这也使它获得了相应的名声。

一是中草药栽培技术，详细讲解了各类中草药的形态、分布、和生态环境，中草药的采收、加工以及储藏，病虫害防治、市场分析等各个方面；二是讲解了几种经济虫类的生物学特征、对环境的要求、天敌及其防治、养殖技术、疾病防治、收获及加工等。

书对每种可供种养的动物的生育特点、环境要求、生产技术、常见病的识别和防止等均作了可认识性和可操作性的介绍。是读者深入特种种养业领域有所得而无所失的向导，也是科技工作者面向农村特种种养业者奉献的具有实用、实效价值的科普读物。

《特种禽类养殖技术》介绍了乌骨鸡、山鸡、贵妇鸡、珍珠鸡、黑羽青壳蛋鸡、鹌鹑、鹧鸪、肉鸽、蓝孔雀、番鸭、野鸭、乌鬃鹅十二种珍禽。
　　本书对每种珍禽的外貌特征、饲养方式、疾病防治生物学特性及经济价值、繁育技术等均作了可操作性和可认识性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