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它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衷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内容简介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量。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消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地反清运动的历史。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北京为都城的明朝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限于南方，陕、甘晋、冀、鲁、豫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

李蔚，原名李盛炎，安徽宿松县人。1934年11月生。1957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现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教学和研究工作。会任历史系副主任，中国古代考古室主任，现任教授。发表过《吴玠吴璘抗金史迹述论》、《西夏统治下的河西》、《清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等论文近50篇，并出版了《西厦史研究》一书。前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在10至13世纪期间，先后与宋、辽、金鼎立，统治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境内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研究西夏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去了解、掌握我国古代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有益的借鉴。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对西夏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1981年开始的。这一年的8月，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聆听了有关专家的高论，参观了西夏皇陵和宁夏博物馆珍藏的西夏文物，从而对西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我一面学习西夏文，搜集有关史料，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西夏史和辽宋西夏金元史史料学，一面对西夏史的一些问题展开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发表了20余篇文章，而且还编出了西夏史讲义。可谓教研相长，相得益彰。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吸收有关专家的一些科研成果编撰而成的。如众所知，由于元人修辽、宋、西夏、金史时，不给西夏写分量可观的纪传体专史，致使西夏公私史料湮灭亡佚，现存的足资佐证的关键性的史料，不仅贫乏而且分散，从而给撰写该朝历史带来一定的困难，加之本人地处西北边陲，学术情报闭塞，功力不深，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在撰写的过程中，为了使我能够比较全面了解国内外研究西夏学的概况，甘肃省图书馆高士荣同志在百忙中按照图书分类法编了《西夏史文献目录》；孟凡秀、蔡华等同志及时手抄写了书稿；人民出版社张秀平同志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校系有关领导给予不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李蔚1994年5月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中文网络世界风行五载的激扬文字，火焰塔打造的五胡十六国历史传奇！本书以史诗般的气魄、谐趣生动的语言全景式地记录了从西晋灭吴到刘宋与北魏南北对峙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奇特的段落——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辽阔的华夏大地头一次被勇武剽悍的少数民族所统治，他们驱动本部族的铁骑，把自命正统的汉族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晋武帝司马炎所开创的短暂的统一局面，被晋帝国贪婪腐朽的统治阶层迅速葬送。“八王之乱”开启了魔瓶的宝盖，于是，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所构成的大大小小的势力喷涌而出，他们各怀野心，逐鹿中原，互相攻伐，身死族灭，演尽了人世间的荣辱起伏，悲欢离合……回眸中华大地上发生在四至五世纪的这段鲜为人知的混乱史，令人悲怆莫名，百感交集……

三国时代，中国历史上之剧变期而上古与中古之分野也。在此期内，政治上之剧变为统一之破坏，社会上之剧变为阶级之构成，民族上之剧变为汉族之失势与异族势力之膨胀，思想上之剧变为儒学之就衰与佛老思想之普遍，经济上之剧变为人口之锐减、奴客生产之盛行、公有土地之增加、钱法之紊乱、旧有大都市之萧条、与商业之不振，凡此种种剧变，皆足划分时代而具有历史上之价值。斯篇之作，不过略述三国时代公私经济之状况，籍明其时经济上之剧变而已。

　　学者每以汉献帝逊位之年为三国时代之始，此由迷於朝代之断限而不明时代性也，其实三国时代应托始献帝即位之岁即中平六年。（一八九）由中平六年至献帝逊位之年，（延康元年二二○）为群雄割据期，亦即三国时代之初，由魏文帝受禅（黄初元年二二○）至魏元帝灭蜀（景元四年二六三）为三国鼎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本期，由魏灭蜀至晋平吴（太康元年二八○）为南北对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末期。本篇时之断限，即为一八九—二八○年，惟於初期详曹孙刘而略其他群雄，於末期详吴而略晋。至本篇人地之范围，则为汉族及当时之疆域，意在有重心而免枝蔓耳。本篇采分类叙述法，盖所述之时代既短，而流传至今之史料又稀，分期或分区叙述，实不若分类表述之较明晰。惟於分类表述中仍略寓分期分区之意，庶免以偏概全之弊。至本篇之所取材，多为通行旧籍，已於篇中随处标明书名篇名，兹不赘举。又本篇系在邵阳李剑农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特声明以致谢意云。

近年来，辽金史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可喜的长足进展，在许多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李桂芝同学在长期教学之余，在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方面刻苦钻研，亦颇有创获。她在契丹与女真的部落组织、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姓氏名号等方面，均进行了较细致和深入的考察，特别就契丹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的部落联盟，先后发表了《关于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和《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两篇有分量的文章。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终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李桂芝同学能在平日讲授辽金史一课的有利条件下，进而参考利用大量辽金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成果和实地考查资料，同时还尽可能地充分涉猎、借鉴、吸收目前国内外有关辽金史研究的成果，精心地撰写出《辽金简史》这本简明扼要而又概括性较强的断代史体裁的专著，并力求使之做到既全面又具体地反映当前辽金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水平。这本《简史》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辽金两个王朝的总体情况，特别突出地介绍了契丹、女真这两个北方民族所建立的辽金两个王朝在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些独具的特点及其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所做出的各自独有的辉煌成就。举例而言，如辽朝的捺钵、五京与斡鲁朵，部落、州县之制；又如金朝的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其向封建制中央集权转化的历史过程，再进而从辽金两个王朝的土地占有、经营方式、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两个王朝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和独有特点，对祖国北疆的开发和拓展，以及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特别是辽金两个王朝与中原两宋的遣使交聘和政治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双方日益接近日趋融合等等，从而说明了辽金两个王朝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巩固和加强，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夏商社会生活史》系其第一卷。本书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中的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之一种，立足于文献、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深入系统考察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细括环境、居宅、邑聚、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史料翔实，视野开阔，题材丰富，方法审慎，见解新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本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的开卷。除极少的文献外，作者主要利用田野考古“新材料”和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兼溯史前社会，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体系，对诸如居宅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农业礼俗、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宗教信仰、文字与文体都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揭示。以求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还史前及“三代”的本来面目。全书图文并茂。

前中国先秦史研究会理事长、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先秦史与古文字学专家，是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徐先生1898年生于安徽怀宁，是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招的第一届学生，受业于王国维等名师。1928年即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从事史学研究。1937年入川，在川大任教五十余年，直至1991年辞世。在徐先生治学与育人的六十余年中，门墙桃李，遍于国中；科研著述，驰誉海内。今天，徐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以《耒耜考》为代表的众多的学术成果，和在八所大学任教所遗下的人师风范，仍然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正如在徐先生追悼会上的一副挽联所称：“探殷契周金三代历史伟哉众碑有口；育南桃北李四川史林去矣小子无师。”

　　徐先生生前曾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打算写一部大型的《先秦史》，将一生治学所得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可惜的是徐先生晚年承担的重点科研任务与培养新人的任务太重，长期超负荷运转，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以至直到辞世，这部学术界翘首以待的《先秦史》未能完成，为后学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遗憾。

　　徐先生去世之后，川大与我社均认为应当尽可能将徐先生在先秦史研究之中的成系统的、极富特色的学术见解公诸于世，传诸后人。遂由徐先生的几位学生与助手将他的几次先秦史讲课稿整理出来，由我社出版，这就是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先秦史论稿》。真知灼见，俱在其中；是耶非耶，评在学林。

　　我们仅以此书贡献于海内学人。

　　我们仅以此书纪念徐中舒先生。

　　巴蜀书社编辑部

　　1992年4月11日

本书是一部以纪传体撰著的太平天国史。书中对太平天国前后期领导人也作了详细的介绍。

对于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假如说“光辉灿烂”，诚然正确，可惜未脱俗套，全无传神之妙。也许，只有借用《文心雕龙》评楚辞的话“惊采绝艳”，才足以当之。

　　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通行的历史教材中，楚国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仍被等闲视之，而北方中心论或者中原中心论则几乎成了定律了。有见于此，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群言》1993年第6期）信哉斯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楚人的国祚大致与周人的国祚相等，也有约八百年之久。楚人的创业精神比周人的创业精神更为卓绝，“筚路蓝缕”这个形容创业惟艰的成语正是楚人的典故。至于楚文化，则不仅不比周文化逊色，而且可以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希腊文化竞辉。

　　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宏富，需要许多学者去做殚精竭虑的研究。假如能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相反亦相成，那就表明楚学真正繁荣起来了。

　　友人魏昌先生对楚国史情有独钟，孜孜致力，兀兀穷年。先前已出过一部《楚国简史》，近来又写了这部《楚国史》，成果之丰硕实属难能可贵。

　　从《楚国简史》到《楚国史》，恰似王安石游褒禅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要经过比较，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楚国史》既保留了《楚国简史》精洁明快的风格，又包含着《楚国简史》语焉未详的新意和引而未发的创见。

　　以实为贵，这是魏昌先生治学所信守笃行的宗旨。论据求其严实，论点求其平实，论说求其朴实，这样的境界不是浅学者流所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