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尽美文集》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省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生前所写作或发表的文章或诗词三十余篇，文集是研究王尽美同志生平和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著作，具有重要的价值。

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这是一部朱湘的文集，朱湘（1904年－1933年12月5日），字子沅，安徽太湖人，生于湖南沅陵，中国现代诗人，新月派重要作家。

胡适著，发表于1919年8月14日，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又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①详尽分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中国清代汉学方法的共通之处。该文作为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却至今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的价值不但在于线性时间概念的超前性，②更在于它体现了胡适整理国故思想中蕴含的通过中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文明的思想。他力图找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结合点，并由此生成新的文化，从而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

《徐志摩诗歌全集》收录了徐志摩生前发表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四部诗集，并整理了他的其它诗篇，合并为《醒！醒！》。诗人虽然轻轻的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却会永存于读者心中。徐志摩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拿起笔来，佳作便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涌现出来。作为新月派诗人的代表，徐志摩的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同时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他的诗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而他那驳杂的思想也在这个世界中一一体现。他的诗歌写爱情、写生活、写景色、写人间疾苦。

本书是杨朔的散文精选集，收录杨朔颇具代表性的散文，包括《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等名篇。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结构精巧，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陈天华著。发表于《民报》1906年第2号。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曾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后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留日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八千名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政府限止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规则”，举行停课，陈天华为唤醒同胞爱国心，洗刷日本报纸的污蔑，于12月8日蹈海自杀。本文是作者临死前所写的一封遗书。信中首先分析留日学生的情况，指出大多数学生“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国家以后将“转危为安”。但也有少数同学或以留日“为终南捷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或“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并指出，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是“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在停课学潮中，希望全体学生团结一致。对于日本新闻界诬蔑学生“放纵卑劣”，作者认为，一要反对，二要引以为戒。接着说明自己决心“身投东海”，目的是为了勉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养成实力，振兴国家”。最后阐述自己对某些革命问题的看法。全篇充溢着对祖国命运的深情关注，对留日同学的殷切期望，对日本反动当局的蔑视，渗透着悲愤难言的隐痛，字字血泪，读来感人至深。但其中也流露出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

《劫中得书记》乃郑振铎先生在抗战烽火劫难中搜求古书之记录，其间种种为之欢喜为之愁之行状，为灾难中的祖国保存文化薪火之情思，无不怦然动人。这是一幅真正的爱书人的绝美的自画像。抗战时期，郑振铎先生为保存民族文献，曾竭尽全力收购古籍善本，尤重小说、戏曲和有精美版画的稀见书籍。他每得一佳本，随作题记，叙述得书经过和对该书的评论。《劫中得书记》收录题记89则，《劫中得书续记》收录60则。

南宋何守澄撰。其序撰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述印、符、服炁伏魔法。载有每日服炼法、净明气镜篇、每日服气法、诀目掌图等内容。

戴望舒作。1927年夏作于松江。初收于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版诗集《我的记忆》。戴望舒在创作《雨巷》后，对刻意追求诗的音乐美感到厌倦，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努力“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诗论零札》)。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探索诗的形式方面，为自己制造的合脚的鞋子，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也因此命名为《我的记忆》。诗人在这首诗里，运用了象征主义“思想知觉化”的创作方法，对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开掘。诗人将记忆作为熟稔的朋友，赋予记忆以性格、声音和神态，用幻化的“第二自我”来暗示实体的自我。诗人通过记忆这个好朋友，不拘形迹的随时来访，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自己蛰居松江时的矛盾心态。这首诗的韵律不在于字的抑扬顿挫，而在于诗情的强弱起伏，虽然不押韵，但念起来和谐。诗人还摒弃了典雅华丽的藻饰，而代之以朴素自然，富于表现力的现代口语。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在诗的形式上，趋向散文化和口语化，体现了诗的散文美(或口语美)。戴望舒开创的这种新的诗体，是借鉴了法国后期象征派的无韵自由诗体，结合我国新诗的传统发展而成。卞之琳说：这是一种“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点的白话诗体”(《戴望舒诗集·序)》。这种具有散文美的诗体，经艾青等人的宏扬，已成为一种风气，将新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艾青说： “戴望舒起初写诗是用韵的，到写《我的记忆》时，改用口语写，也不押韵。这是他给新诗带来的新的突破，也是他在新诗发展上立下的功劳。”(《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