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古代章回体白话演义小说，主要内容是叙薛丁山之薛刚大闹花灯，打死皇子，三祭铁丘坟，保驾庐陵王，中兴大唐，薛家一门团圆等事。书中先叙武则天入宫受宠，被封为皇后。薛丁山的三子薛刚好打抱不平，在京城殴打奸相张天左及张天右，又救出被张天左陷害的薛义，并把自己的职位泗水关总兵让给他。不久，逢元宵节，薛刚到酒肆中畅饮大醉，入内城来。此时人山人海，无人给他让路，薛刚乘着酒兴，在人群中乱撞乱打，不料踢死了太子，高宗在楼上唬得魂飞魄散，跌下楼来，不久病死。薛刚自知闯祸，逃出城门。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南北史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共一百回，作者论述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更替。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两晋史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西晋（265～316）公元256年，司马炎代魏立晋，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最强盛时，其疆域西到葱岭，东南到海，北抵燕山。西晋承久乱之敝，虽然有一些改良，但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和方镇势力的强大，晋武帝死后不久，国家即陷入“八王之乱”，并绵延16年，最后民敝国衰，亡于后汉。西晋短短的50年期间，除了自身的内江以外，还不断交错着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整个政治和经济建设乏善可陈。本书共一百回，概述了从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公元265年）到刘裕代晋（公元420年）止的两晋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历史。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后汉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全书共一百回，记述后汉一百九十六年及蜀汉四十三年这段历史，内容起自前汉末年王莽篡位，刘秀（后汉光武帝）起兵反莽，建立后汉王朝，至三国鼎立。

本书讲述了移花接木计献美姬用李代桃欢承淫后、诛假父纳言迎母称皇帝立法愚民、封泰贷下山避雨过湘江中渡惊风、误椎击逃生遇异士见图谶遗将造长城、信佞臣尽毁诗书筑阿房大兴土木、亢深谷诸儒毙命得原璧暴主惊心等内容。

中国元代散曲总集。今人隋树森编。书分上、下两册，收入自金代元好问至元末明初谷子敬等213位散曲作家以及这一时代无名氏的散曲作品，共辑录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同时还收集了元散曲的一些残句断语等。以作家为经辑录作品，编排上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每一作家附有小传。对所收散曲作品，于曲尾注明出处。参用各种珍本校勘，有关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均附有较详细的校勘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一代散曲的创作概况，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1981年再版。　　元代散曲总集。编者隋树森，生于1906年。1932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曾在山东济南任教，抗战期间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他曾编辑《元曲选外编》，校订《阳春白雪》、《梨园乐府》、《乐府群玉》等元人散曲总集。《全元散曲》分上、下两册，收入自金代元好问迄元末明初汤式、谷子敬等人的散曲213家，以及元代和元末明初的无名氏散曲作品，总共小令3800余首，套曲450余套，并且还辑录了元代作者的散曲残句断语等。　　元代的散曲总集仅存杨朝英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此二集称“杨氏二选”），佚名编《类聚群贤乐府群玉》、《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共4部。《乐府群玉》或云胡存善编，共3卷，专选小令，按作家编列。共存21家627首。《乐府新声》（或称《梨园乐府》）3卷，上卷为套曲，中、下卷为小令，共收20余家散曲作品。元代散曲作家有别集传于世者，现仅有张养浩、乔吉、张可久、汤式等少数人。其他作品则散见各处。　　《全元散曲》搜罗详备。作者不但仔细校阅了元、明两代的散曲总集和别集，并且遍阅曲谱、曲话、文集、词集、词话、道藏及有关材料约110余种，尽量网罗，剔抉校比而成规模。与此同时，作者还采用天一阁《小山乐府》、《笔花集》、稿本《南北词广韵选》、残本《北宫词纪外集》等珍本，加以补充和校勘。校勘亦较详尽，对所收散曲，于曲尾注明出处，关于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附有比较详细的校勘记。编排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第一作家附有小传。因此，此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一代散曲创作概况，对于研究元代散曲有重要参考价值。　　辽宁省图书馆近年发现罗振玉藏6卷残本《阳春白雪》，其中有25首套曲，前所未见，可补《全元散曲》。　　《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1981年再版。

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完全烂熟的程度，在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中都萌发了自我否定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生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或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如政治家张居正，或在思想上进行批判，如思想家李贽，从而在这数十年之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在李贽的著作中，《焚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共六卷，收集了李贽的书答、杂述、史论、诗作，于公元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在湖北麻城刊行，又于公元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重刻。对于书名，李贽有过说明：是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焚书。答焦漪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可见，《焚书》典型地代表了李贽的异端思想。

　　在《焚书》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赤子之心，即没有为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浸染、所扭曲的人的最初本性。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童心说》）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因而都有“真心”，都是“真人”。但是，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因此，李贽认为，人们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真心”，唤起“最初一念”的觉醒，回复“绝假纯真”的本性。李贽的“童心说”，无疑承继了王守仁的心学传统，但他们言“心”又有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这是李贽异端思想的哲学基础。

　　从“童心说”出发，李贽反对神化孔子，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压抑“童心”、“扭曲人性”的教条。他说，历史上的孔子，也不过是一个人，其言论著述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的，并没有教人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永恒的真理，成为裁定是非的标准。但孔子以后的那些“迂阔门徒”、“懵懵弟子”，却将这些言论著述视为“万世之至论”，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千百年来都开此方药方。这实际上是发假药，医假病，使孔子言论、儒家经典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与“童心”水火不相容。（见《童心说》）因此，要保持“童心”、恢复“童心”，就断断乎不可以孔子的言论著述为教条。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

　　人们应当把生而俱有的“童心”发扬起来，无须以孔子言论和儒家经典为指南。

　　李贽又指出，理学家把“理”变成形而上学的最高实体也是根本错误的。

　　他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夫妇论》）因此，理学家所讲的那种“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实在难以成立。在他看来，所谓的“理”，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答邓石阳》）因此，讲“理”识“理”，不应皓首穷经，而应面向生活。他说：“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答邓明府》）认为在这些关于百姓日用的浅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贽进而对传统观念及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那种“男子之见尽长，女之见尽短”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只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远大的目光，从世俗的小天地中超脱出来，就能干出一番胜过男人的事业。

　　又如，他反对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视为逆贼草寇，认为“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谡之正忠不可也”。这些忠义之士之所以反对朝廷，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社会造成的。在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种势力“驱天下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

　　只要不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就只能是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浒”。（见《忠义水浒传序》）再如，他反对把理学家们美化为圣贤，认为他们讲理学的目的在于“欺世获利”。这些理学家本来同常人一样，都有欲求，患得患失，但他们却偏偏摆出清高姿态，大讲道德性命，从而名利两得。因此，理学家实为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见《叠民焦弱侯》）

　　《焚书》之文，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赞刘谐》一文，便是一例。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临地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在这里，李贽以辛辣的笔锋、诙谐的语调，对理学家迷信孔子的心态与丑态，作了无情的嘲讽。

　　正因为这样，《焚书》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和仇恨，曾在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和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两度被禁毁，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仍被列为禁书。但结果恰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卓吾死而其书重”（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焚书》不仅未被禁绝失传，而且在民间流布益广，甚至传到了日本。李贽的学生汪本钶，又将《焚书》未收的李贽晚年书答诗文编为《续焚书》，于公元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刊行。

　　《焚书》所倡言的异端思想，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声。直接受其影响的，首推湖北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在明代文坛上，“公安三袁”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理论旗帜，要求作家用自己语言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独立自主地创作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就与受李贽的“童心说”的启迪密不可分。袁中道曾对其兄弟袁宏道所受李贽的影响作过描述：“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可见李贽的异端思想确实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焚书》对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持的尖锐批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王夫之指责李贽“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十八）。方以智也批评李贽“自负尖快小才，纵其偏见，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东西均。名教》）。以后，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大肆攻击李贽，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易类存目一。九正易因》），“故其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细灭裂，固宜然矣。”（第71页）”

　　盖固有之旧思想，既人可诛，其书可毁”（《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焚书》的流布。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焚书》又再度受到重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把李贽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对《焚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剽剥当世儒者，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无怪乎道学家之侧目也”；又针对纪昀等人对李贽的攻击，引了焦竑、袁宏道等人的言论著述加以反驳，为其辩诬。其中，所引近人邓秋枚的评语尤为深刻：“卓吾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

　　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唯先生。则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推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

　　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而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

　　这种毁誉参半的奇特现象，似乎更能显现《焚书》的历史文化价值。诚如李贽所说：“夫青松翠柏，在常青……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八物》）。

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完全烂熟的程度，在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中都萌发了自我否定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生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或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如政治家张居正，或在思想上进行批判，如思想家李贽，从而在这数十年之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在李贽的著作中，《焚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共六卷，收集了李贽的书答、杂述、史论、诗作，于公元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在湖北麻城刊行，又于公元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重刻。对于书名，李贽有过说明：是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焚书。答焦漪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可见，《焚书》典型地代表了李贽的异端思想。

　　在《焚书》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赤子之心，即没有为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浸染、所扭曲的人的最初本性。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童心说》）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因而都有“真心”，都是“真人”。但是，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因此，李贽认为，人们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真心”，唤起“最初一念”的觉醒，回复“绝假纯真”的本性。李贽的“童心说”，无疑承继了王守仁的心学传统，但他们言“心”又有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这是李贽异端思想的哲学基础。

　　从“童心说”出发，李贽反对神化孔子，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压抑“童心”、“扭曲人性”的教条。他说，历史上的孔子，也不过是一个人，其言论著述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的，并没有教人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永恒的真理，成为裁定是非的标准。但孔子以后的那些“迂阔门徒”、“懵懵弟子”，却将这些言论著述视为“万世之至论”，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千百年来都开此方药方。这实际上是发假药，医假病，使孔子言论、儒家经典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与“童心”水火不相容。（见《童心说》）因此，要保持“童心”、恢复“童心”，就断断乎不可以孔子的言论著述为教条。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

　　人们应当把生而俱有的“童心”发扬起来，无须以孔子言论和儒家经典为指南。

　　李贽又指出，理学家把“理”变成形而上学的最高实体也是根本错误的。

　　他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夫妇论》）因此，理学家所讲的那种“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实在难以成立。在他看来，所谓的“理”，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答邓石阳》）因此，讲“理”识“理”，不应皓首穷经，而应面向生活。他说：“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答邓明府》）认为在这些关于百姓日用的浅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贽进而对传统观念及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那种“男子之见尽长，女之见尽短”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只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远大的目光，从世俗的小天地中超脱出来，就能干出一番胜过男人的事业。

　　又如，他反对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视为逆贼草寇，认为“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谡之正忠不可也”。这些忠义之士之所以反对朝廷，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社会造成的。在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种势力“驱天下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

　　只要不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就只能是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浒”。（见《忠义水浒传序》）再如，他反对把理学家们美化为圣贤，认为他们讲理学的目的在于“欺世获利”。这些理学家本来同常人一样，都有欲求，患得患失，但他们却偏偏摆出清高姿态，大讲道德性命，从而名利两得。因此，理学家实为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见《叠民焦弱侯》）

　　《焚书》之文，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赞刘谐》一文，便是一例。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临地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在这里，李贽以辛辣的笔锋、诙谐的语调，对理学家迷信孔子的心态与丑态，作了无情的嘲讽。

　　正因为这样，《焚书》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和仇恨，曾在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和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两度被禁毁，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仍被列为禁书。但结果恰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卓吾死而其书重”（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焚书》不仅未被禁绝失传，而且在民间流布益广，甚至传到了日本。李贽的学生汪本钶，又将《焚书》未收的李贽晚年书答诗文编为《续焚书》，于公元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刊行。

　　《焚书》所倡言的异端思想，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声。直接受其影响的，首推湖北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在明代文坛上，“公安三袁”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理论旗帜，要求作家用自己语言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独立自主地创作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就与受李贽的“童心说”的启迪密不可分。袁中道曾对其兄弟袁宏道所受李贽的影响作过描述：“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可见李贽的异端思想确实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焚书》对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持的尖锐批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王夫之指责李贽“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十八）。方以智也批评李贽“自负尖快小才，纵其偏见，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东西均。名教》）。以后，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大肆攻击李贽，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易类存目一。九正易因》），“故其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细灭裂，固宜然矣。”（第71页）”

　　盖固有之旧思想，既人可诛，其书可毁”（《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焚书》的流布。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焚书》又再度受到重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把李贽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对《焚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剽剥当世儒者，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无怪乎道学家之侧目也”；又针对纪昀等人对李贽的攻击，引了焦竑、袁宏道等人的言论著述加以反驳，为其辩诬。其中，所引近人邓秋枚的评语尤为深刻：“卓吾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

　　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唯先生。则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推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

　　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而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

　　这种毁誉参半的奇特现象，似乎更能显现《焚书》的历史文化价值。诚如李贽所说：“夫青松翠柏，在常青……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八物》）。

《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和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商战”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指出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依靠单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殖民经济入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盛世危言》问世时，朝野争阅，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印发2000部，让大臣们人手一册。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在自传中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现存明刊本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所作。三百年来，关于是书作者兰陵笑笑生之外尚有：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嘉靖间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王世贞、王世贞门人、李笠翁、卢构、薛应旗、赵南星、某孝廉、李贽、徐渭、艺人集体创作、李开先、冯惟敏、浙江兰溪一带吴侬、沈自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集体创作、贾三近、屠隆、李开先的崇信者、刘九、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诸说。笔者主后一说。　　书成于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至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间（或说嘉靖中；或说万历十年至三十年间；或谓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间）。　　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至四十七年（１６１９）间（一说为万历庚戌即三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