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奇葩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大意是：如果能把全人类的知识装进芯片实现共享，让每一个人都变成知识分子，你会支持这样的技术吗？
这个命题实际上包含着致命的偏见，好像知识能被固化成某种和人类主体无关的外部工具一样。把知识都装进芯片，就能造就知识分子吗？这样熟悉的论调曾经在十多年前出现过，一些学者欢呼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认为互联网强大的新技术，可以迅速地检索调动全人类所有的知识，钱锺书式的超强记忆力已经是无效技能，每个人都可以博闻强识，随口拈来。十多年过去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成为钱锺书，或是写出钱那样的著作。
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钱锺书。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不会再有钱锺书：知识范式的改变
出生于1910年的钱锺书是一个有趣的样本。他恰好位于新和旧的交界点上：有传统学者家庭自幼的旧学熏陶，又受过牛津留学的西学训练；很多笔记用毛笔书写，却穿插着各国外语，连他太太杨绛也不能完全看懂；解放后因为穿旧式长袍而不是中山装被嘲讽，但没有人敢怀疑他的西学水平；钱最后去世于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之前，那时候对他的批评声音正越来越响亮，他的作品被质疑只是炫学的掉书袋，是碎片化的感悟而没有宏大理论框架，甚至某些引用只写书名没写具体的出版信息，也被拎出来作为不规范而被人大加鞭笞。这些声音实际上要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里来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对钱锺书的很多批评，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学术范式的转移、治学理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钱所代表的传统学问方式的祛魅。
举例说，钱锺书的超强记忆力，在现在的知识体系里，恐怕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从前的学者往往以博学和记忆力强为美德，无论中外，是否有广博迅捷的记忆力不但被奉为智识能力的评价标准，也被目为是道德品质的准绳，而钱锺书在这一点上一直为人所称颂，几乎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认识他的人热衷于讲述，他是如何随口背诵、大段默写征引各种书籍里的段落，听上去就好像一个自带强大搜索引擎的移动文史数据库。
事实上，一个社会文化传统里对记忆品质的重视程度，会强化或削弱人的记忆技能。比如说在口述文化占主流的时代，人们要靠记忆不停重述长篇史诗，而古代参加科举的书生要背诵的经典，可以多达50万字，努力地锻炼记忆和发展记忆术就成了基本的学习素质。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也更强调记忆，声称书写都不如记忆来得可靠，因为书写下来后就脱离了作者控制，比凭记忆的口述更容易被曲解——这和如今我们熟悉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大相径庭，却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被人奉为圭臬。宋代有印刷术后，学者叶梦得甚至声称印刷书会损害记忆为主的传统学术模式（“而学者得书甚易，读书亦遂不复寻行数墨。”），这和15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者的论调颇为相似。
2世纪时的西方古典文献主要用的是卷轴，查阅很不方便（被上一个人读过后，经常要重新卷一遍才能回到卷首），增加磨损还极其麻烦（有些展开有十米长），学者们情愿依靠记忆也不想回头查。（图片来自网络）。
只不过，等到了晚近几个世纪，检索知识变得比建立知识库更要紧：比起用记忆占有资料，更重要的事情变成如何凭记忆调取所需资料。知识的地图需要指南针的辅助，否则，一不小心辛苦积累的资料就变成了“死笔记”，比如莱布尼茨非常讨厌给笔记建立条目检索，这导致他自己写的笔记自己都不一定用得上；那些没有使用统一分类编排方式的学者，比如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就给后来研究其笔记手稿的学者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困扰。
今天，要求记忆的内容在学校教育里变得越来越少，历史悠久的记忆术，甚至很少听到教育工作者提及，而“记忆宫殿”这类按地理位置来联想记忆的经典记忆术，几乎沦为了猎奇式的存在。等到了九十年代，钱锺书引以为傲的超强记忆力，甚至被尖刻的批评者类比成卡夫卡小说里绝食艺人的把戏，从而引发争议。这多少显得对过去传统人文教育强调记忆背诵这种基础训练的背景缺乏“同情之理解”。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比钱锺书拿到牛津大学学位要晚了约二十年，他传记中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在剑桥大学读文学和古典学时，必须要用不同语言熟记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在内的诗歌并大声朗诵（这也是几个世纪来的学者传统），他很幸运地“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拥有这样经验的人”——因为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
当学术范式和传统发生了改变，知识技能的重心也相应改变。记忆力的重要位置从晚近几个世纪开始下降，慢慢地不再作为一个学者最受重视的技能。不久前郑克鲁老先生接受采访，回忆中提起自己从前在社科院图书馆听到著名的“背书大王”钱锺书在隔道里边背边核对原文的场景，但他也同样认为，如今这已是“不可学”的了。
钱锺书是如何做笔记的：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管理术
随着《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以及越来越多的文章梳理和材料挖掘，被神话多年的钱锺书那无比惊人的记忆能力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已经渐渐明晰地了解到，答案就藏在他的笔记里。笔记，是钱锺书最重要的知识管理手段。很多学者对自己的笔记都极为珍视，会叮嘱如果发生火灾要先抢救笔记。而钱锺书的笔记本来是不外借的，做笔记的方法和使用情况，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的七万页手稿由杨绛整理出版，一些基本的情况已经被介绍得非常清楚，就不再赘述。全部的手稿要通读的话，需要通好几门外语，能一字一字辨认笔迹，是非常大的工程。这里谈点别的。
有意思的是，钱锺书并没有选择体积较小便携的读书卡片来做笔记。今天，很多年轻的硕博士生，甚至连读书卡片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了。这种硬质的小卡片一般的尺寸是12cm×7.5cm，通常有打孔的位置，在书店或文具店可以买到标准的空白卡片，上方可以填写分类编号和资料标题来源和页码，下面则大段抄录、总结资料信息。这种读书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哲学家培根知识分类的理念，1877年当M·杜威推行他大名鼎鼎的图书分类法时，当时就为图书馆配备了这样的卡片出售。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使用读书卡片和做摘抄，都是国内很多文史专业进行知识管理的主流训练，历史之类的学科还会要求学生就读期间完成多少多少读书卡片，积少成多，可以自行分类管理查找，有时候卡片抄着抄着就自成一专题，整理一下即可出成果。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积累了五千张卡片，儒诺·凡尔纳的卡片据说有两万多，依赖卡片管理知识的文史学者则数不胜数，有些老学者的读书卡片甚至还可以传给弟子。热衷笔记管理术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据说就有一个笔记柜。甚至最早的知识协同平台，也可以追溯到这小小的卡片积少成多后建成的卡片柜，学者们组织抄写资料、整理进去。
这样的读书卡片，是几代学人的共同回忆。（图片来自网络）
旧式的卡片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式图书馆里用这样的方式检索图书。
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的笔记（出处见水印），他非常热衷于各种先进的笔记检索和管理工具，甚至自己想办法设计了一台文献柜。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选择更轻便、容易检索和梳理的读书卡片呢？等看到他写得密不透风的手稿散页，一下子感觉能理解了，大概是嫌不够写吧。他可以说是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管理超级大V：用今天手帐圈的流行讲法，他做起笔记来是“爆本”达人。且字写得密而小，随时添补更新。
但有意思的是，钱最早并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在清华读书时恃才傲物，边看闲书边听课，写笔记一开始只是在学校藏书的空白边缘写批注，这毛病是很招人嫌的。开始抄写和做读书笔记，其实是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后，彼时已经25岁（按牛津大学入学登记卡时间11月份开始算），才建立起习惯，实在也是因为当时牛津图书馆不外借，也不许在书上涂写，才被迫应战。这种勤勉抄写的习惯确实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因为修读中世纪相关课程而沾染了欧洲学者的习气，然而钱锺书在牛津唯一挂掉补考的科目，就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以杨绛的描述来看，他对西方中世纪手抄本文化兴趣不大，学得颇为费力。这一方面和他本身的拉丁语、希腊语底子不够好有关系：杨绛给钱的外语熟练度排序，是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并不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而当时的牛津才废除希腊语必修没多久，拉丁语仍然还是必修课，因此感到吃力是正常的。而另一方面，这和钱过于“新派“的读书兴趣习惯有关，喜读诗歌文学特别是沉迷于侦探小说消遣，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也难怪会嫌读书不能尽兴而牢骚满腹。即使是古典学出身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起英法文学系的保守学风，也颇觉痛苦，就连教师讲授已获诺奖的艾略特的诗歌，都被视为是过于新派，更不用说20多年前了。没有选择在牛津继续深造，说是因为嫌不能读喜欢的书浪费时间，乍一听有些荒唐，但对这种兴趣驱动型的学人，也确有几分本心。
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时的入学记录，是当时拿到奖学金不多的文科生。（图片来自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网站公布的档案）。
文科学生如今限于专业壁垒，读书的策略或是根据专题一路读下来，或是从文献出发来读。而从钱锺书的外文笔记看来，他的读法是横扫网罗型，顺着文学史年代把重要作家作品挨个都过一遍，颇有野心，但也并非毫无策略，会选择先读导读类书籍入手，如有兴趣，再由点及面，开枝散叶。也并不是一味死抄，有错误和引申会一并写上，提要钩玄，有圈有点，一旦翻到笔记写得密而长，摘录突然变得详且尽，基本上就是戳中感兴趣的点了。
如果顺着时间来阅读这些笔记，会发现一开始的抄写确实有部分笔记是为“以后只需要读笔记、而不用再重新通读原书”的目的而展开的，杨绛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说一开始自己也做笔记，发现看了钱的笔记，就跟看了原书一样，于是自己就不做了。但后来笔记也会有一些索引、页码、心得等散漫的内容，然后开始有意识整理成札记，并开始建立笔记的体系了。杨绛为他的笔记分类情况是：抄写是一部分，札记是一部分，期刊是一部分，还有各种无法归类的散页。有段时间还用上了打印，两根手指按打字机一字一字输入，钱锺书作品的德语译者莫宜佳教授，整理外文笔记时了解到这样的“二指禅输入”时觉得很好玩，但检读后说，几乎没什么错误呢。
老式的方格纸，竖排版，夹杂法语。空白处小字是后期补充，用的不是同一只笔。（图片拍摄自《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内页。）
只不过，钱锺书做笔记的方式，大部分情况还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知识积累和管理手段，以一个字概括，那就是：抄。翻检钱锺书手稿最大的感触，就是他用力之勤执念之深，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抄书狂魔，稀见之书也就罢了，连常见书乃至笑话也抄，可怕的是大手术住院，脑部受损走路都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日课抄写，字从格子里飞出去了也不肯罢手，令手稿编者都感到了震撼。可以说是真的在用生命写读书笔记了。
事实，抄写是东西古代社会最主流的知识传承途径之一，和背诵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古典教学的基础。抄写加强了记忆，背诵而后默写，彼此进益。在过去，抄写除了能让稀见书籍火种传承，也是治学著书、进行知识积累创造的重要手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抄撮而成，却抄出了全国地域利病的体系，周振鹤教授就认为这是高水平的抄，是原创性著作；而南宋袁枢抄《资治通鉴》，不以时间为序而按事件始末抄，就创造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的“纪事体本末”这一史学体裁。钱锺书的《管锥编》，是应该放在这样的学术史脉络里来考察的。他花这么大力气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著书不如抄书”，因为“好话已被人说尽”，文史研究里的很多观点知识，都能追根溯源到前人身上，我们自以为独此一家，其实常常是孤陋寡闻和老话重提，能在综述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扩展和突破就已经不易。正如给《中文笔记》做编目的学者李小龙指出，“他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原文录在一起，把人类文化里很多共通的东西放在一块，就呈现出新的意义了。”笔记抄录原文，批注心得总结成札记体，经过了这样一层层地提炼、反刍、总结，最后才汇编有了《管锥编》。这种抄写笔记手段和方式，和顾炎武“著书不如抄书”的家训，以及学者张溥抄书成才的古典教育方式（“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是一脉相承的。
钱锺书后期的读书笔记，硬笔抄写。（图片拍摄自《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内页。）
今天，我们读书治学，还有必要这样抄写吗？——除非你是遇到像历史学家杨天石需要全文抄写《蒋介石日记》这种档案受限的特殊情况（有些档案馆确实还保留着只准手抄带出文献的要求）。美国学者安·布莱尔（Ann.Blair）提到过17世纪巴黎大学的一位学者，忍不住沾沾自喜地跟人炫耀，人们以为博学如他，花了两天以上编写的一条回答，其实是从别人不知道的工具书里原样抄的——这种虚荣的小花招如今就很难不穿帮。获取知识的路径早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可能回到手工一页一页翻检、抄写文献的时代，但是，即使我们可以短短几分钟调动出从前学者需要翻检半天才能获取的信息，博闻强识的学者和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仍然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
回到知识论：个人知识和隐性知识
回到文章的开头，想要把人类的知识网罗进自己的头脑，这难道是今天才有的白日梦吗？在没有互联网技术前，这种企图和雄心早就获得了最好的体现，那就是百科全书：英文“encyclopedia”意思是“全部的知识都收在这里了”（en意即“完全”+cycle意即“圆圈”+pedia意即“知识/ 教育”，合起来意思是“在这个圆圈里汇集着所有的知识”）；早在这个词于16世纪被发明出来之前，古代史上这种汇编搜罗知识的百科全书形式的图书就已经存在了，编辑各种类书是中国学者几千年的传统，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更是无论中外都数得出一大把。
在这些古代的百科全书类的书籍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概要或汇编类读物，一般叫做什么《文苑集萃》或者《人类生活大舞台》，旨在替那些假装博学的人提供格言警句典故段子，直接可以用集子里分类好的碎片知识去炫耀自己并不存在的学问；或者通过突击阅读概要性的提纲，假装自己读过了某本书，在几个世纪前就能轻松实现头脑即时充电的“U盘化生存”。
正如人文主义者们指出的，依赖汇编和提纲最大的问题在于，收获的往往是被曲解和割裂了的句子。支离破碎的阅读并不能真正理解经典，反而消解了作品的张力。弗朗西斯·培根就曾经建议，虽然有些书可以找人代读，由他人写出汇要，但不要过分依赖别人的阅读，最好是限于那些不太要紧的书籍。最终的争议渐渐淡去，书商们靠这样的读物捞了一笔，预示着我们对碎片化知识的感慨，不过是历史的又一轮重演。
1950年代M·波兰尼提出的隐性知识论（tacit knowledge），直指这种对客观的显性知识的迷思。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区分三种知识论时，知识论的传统里就是独尊理论知识（episteme），这构成了一种知识的霸权，轻贱和打压了实践知识（phronesis）和技艺知识（techne），而后者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知识。在把知识用言语、数字进行概括表达之前，我们很多技能、观点、认知、记忆难以被话语传达，它取决于实践和情境，很难被固定和表述，就像冰山下那十分之九，“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的东西更多”。新的技术的确可以让我们轻松地获取更多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特别是事实性的、描述性的知识，但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这显然是个极大的误会。互联网就早已成为各种流言和假新闻的发源地，把参与者的注意力分割得四分五裂，并几乎终结了参与者们长线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时代里，反而是传统的训练和思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信息的辨析、溯源、考订，考验的是所谓的内在功力，史学家们历来只能模糊地称其为学者的才识、眼力或素养，但其实正是隐性知识在发挥作用。而在治学的过程中，很多无法迅速获得回报的“低效”训练，其实是一个反复打磨、思考和发现问题的过程，它并不一定会直接转化成成果：就像钱锺书常常会把书看个好几遍，不断的反刍，直到问题慢慢浮出心头。可是，当一个人略掉了这样潜咏琢磨的过程，他将失去把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的机会。
因此，波兰尼论述，所有的知识都是个体化的，以隐形知识的方式存在，是所谓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即使是同一个领域的知识学习者和研究者，也能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状态。个体理解和参与，是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像一个人无法运用眼前自己不能理解的数学公式。在没有被个人充分地理解内化之前，通过检索获取的信息，只是一些支离破碎、杂芜丛生的噪音；检索并不提供知识，也永远无法代替系统性的学习和阅读。检索往往只能找到显性知识，却不可能找到那些不在预料范围内的信息，那些习焉不察的边角料，那些深藏在字里行间的暗示，那些被长期熟视无睹的事实。钱锺书式的博学很难通过搜索引擎来完成，因为他是先完整读过了原作，再来调取信息，方才能驾轻就熟，随手从《葬花词》勾连起奥地利诗歌名作Das Blatt im Buche（《书中之叶》），这不是靠调整关键词和相似性检索就能做到的。而当年提出“e考据”的黄一农，之所以能在10年后依靠数据库搜索重写《瞿汝夔家世生平考》，把原先的3页长论文一口气扩展到30页，成功的前提依然是先有背景性的理解和问题意识，再更新材料，所遵循的仍然还是老一套的治学路径，用的是数据库还是图书馆，其实都不是太大问题。还是王国维的老话，“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经济学家薛兆丰说的，就是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在如今知识型的企业管理里，如何完成这样的显性化过程，并促进知识共享，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图片来自节目截图。）
回到文章的开头《奇葩说》里的命题，如果所有人类的知识都能像储存进芯片，就能让每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吗？在争锋相对里，有不止一人指出知识可以至少被分为好几种。的确，能以芯片方式储存的知识，是描述性事实性的信息，即显性知识，假使能真的用芯片存储后加载进头脑，那也不过把人变成一个对各种错误和谬见不加考辨的两脚书橱。真正能消化、驾驭海量知识的人，往往倚赖的是自己的隐性知识能力。虽然钱锺书的治学成果和方式，都根植于前现代的学术传统，但仍然有很多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对照他的笔记，会发现一张经过层层反刍、内化和梳理的知识地图，有无数的暗格、彩蛋和支线；也可以观察到，从笔记向札记并形成最终的作品时，内容是如何被一点点加工提炼的，形成了一个个不断互文、深化的网络状文本，无一不体现着治学的个人旨趣。斯人已逝，字里行间，却仍然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