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题为《从关百益画像论中国考古会的创立》，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9期，作者李奕青（河南大学）。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
河南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关百益画像，是近代著名画家王济远先生为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先生所绘。画心纵81、横50厘米（图一）。画像为水墨速写，线条简洁明快，寥寥数笔就让关百益先生神清骨秀、意气自若的形象跃然纸上。
图一 1933年王济远绘《关百益画像》
画像周围有关百益自题诗，王济远、蔡元培、叶恭绰、滕固、关百益、刘海粟、蒋藩、郑剑西及许钧等民国时期文化名流的题跋。关百益先生自题诗云：“志不强，貌不扬，愧留七尺一皮囊。行年今已五十二，终日栖栖为谁忙。王子爱我图我像，勉我努力发国光，置诸座右借自勉，管他遗臭与留芳。”画像右上王济远题款：“二十二年三月为百益道长造像”。画像上方蔡元培先生题词：“物聚所好，天下为公。古心古貌，表里亥同。中国考古会筹备会中为百益先生题。”
这些题跋多是对关先生的赞誉之词。由画上题款可知，此幅画像由王济远先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绘于上海。其中，蔡元培先生提到了“中国考古会筹备会”，这是一个怎样的学术组织？是何时、何地、何因、由何人倡议筹备成立的呢？为何在筹备会中为关百益先生画像？
笔者检索了近代重要报纸资料，发现上海《申报》和《兴华周刊》上均刊载了有关“中国考古会成立”的消息。《申报》创刊于1872年，记录了从清末到1949年期间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在当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是当今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其1933年3月18日第13版上首次登载了关百益先生等人在上海倡议成立“中国考古会”一事，并于5月15、16日陆续发布了“中国考古会”筹备成立过程的内容。《兴华周刊》则是在1933年5月24日出版的第十三卷第十九期的“杂讯”栏目登载了相关讯息。
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本文对中国考古会成立的背景、倡议者、酝酿过程、成立大会、章程、理事等方面进行梳理考察，力求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考古会创立的原貌。
中国考古会创立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多国及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探险“考古”活动，使得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经卷等珍贵文物频频被盗运至国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古墓猖獗、文物倒卖、珍品流失海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春秋战国古墓遭人盗挖，出土大批青铜器流散到法国等地；1926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西周早期墓葬群被军阀盗掘，出土大批青铜器被倒卖至欧美；1928－1930年，河南洛阳金村一批战国墓葬被人盗掘，所出青铜器等文物迅速流散至日本、加拿大等地。
基于上述文化侵略日趋严重、古物流出海外日多的状况，文化界意识到必须有组织地保护中华民族精粹。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国考古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所说，成立考古会以组织专门学者保护全国之文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之事。其致辞原文如下：
诸君今日举行考古会，似乎是不急之务，其实人类思想，各有其所长，应各尽其所长。……因而他民族以金钱搜买古物，吾国之宝，流亡海内至夥。日本人说，中国人要看古物，不必在中国看，可到日本看。一二八之役，日本毁去我们东方文化，灭绝吾国文化的遗迹，他们的确是世界要考东方文化，一定要到日本去。我们处于此种情况，一定要图自救。英国法国，一再搜了精髓的古物来保存，不要紧的遗下，将来十分危险，我们把考古的兴味及志趣来做这样工作，非常难得云。
可以说，“中国考古会”是在文物保护亟需施行，成立专门学会以求考古事业发展迫在眉睫的背景下成立的。考古会成员集合了当时考古、金石、书画方面的众多学术名流，并制定了详细且具操作性的章程，对当时的考古事业发展有积极作用。
中国考古会创立始末
中国考古会成立是由关百益等人在上海发起倡议的，缘起是1933年关百益携夫人田玉芝，共赴上海监印《河南金石志》。他们在上海活动频繁，考察了江浙文化古迹，这在河南博物院藏玻璃底片影像中也有着形象记录（图二、图三）。
图二 1933年关百益在杭州灵隐寺石塔前
图三 1933年田玉芝在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前
关百益（1882—1956），名葆谦，字百益（伯益），号益斋，曾用名益谦，以字行。他是近代金石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在1930—1935年间，曾任河南博物馆馆长，学识丰富、知识渊博，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及书画艺术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有《殷墟文字存真》《新郑古器录》《伊阙石刻图表》《河南通志·金石志》等著作达百余种。其1936年在《河南博物馆馆刊》上连载发表的《考古学大意》，对考古学的定义、范围、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丰富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理论。他的绘画颇具宋元之风，画风清新劲健；书法宗魏碑，擅篆、隶、行、楷，风格雄厚质朴，代表作品《樊楼灯火图》获1935年河南书画大展最高奖。
田玉芝（1908—1972），开封北仓女中毕业。1924年，与关百益结婚，随其学习了历史、文学、考古等方面的知识。有史料显示，田玉芝于1929年前后就在河南博物馆工作。其拓印技艺高超，当时河南博物馆许多出版物所使用的拓片均出自田氏之手。如1931年河南博物馆出版的一套八集《殷墟文字存真》，为十六开线装本，宣纸印刷，装帧精美，每片甲骨拓印一纸，拓片全部根据原片大小精工细拓，字迹清晰，保留了原甲骨片的真迹，在书页上署有“拓者田玉芝”的字样。书中所印“殷墟文字存真分集拓售说明”中记载：“本书以保存甲骨文字真迹为宗旨，特就原物精拓成书，各集所用纸张格式拓工等完全一律，不至有良窳不伦之憾。”由此可知，此书拓片均由田玉芝一人所拓。
在沪期间，关百益夫妇与文化艺术界人士广泛交往。1933年3月10—19日，著名画家王济远在上海环龙路十一号法国图书馆举办画展，各地慕名来沪参观者云集，关百益夫妇与众多文化名流连续多日在画展现场聚会交谈，这对于思想之交流碰撞大为有益。《申报》报道：
昨为王济远氏画展之第三日，环龙路法文协会之门楼，中外文艺家出入往还，不绝如缕，尤以各大学及美术学校之青年男女学子，拥挤于王氏画展场上，观摩探求，大有身入巴黎罗佛美术馆之感。王氏之水彩画，当代允推独步，中华书局印有大幅画片，亦于昨日出版，精美异常。来宾如文学家王礼锡、章衣萍、林庚白、柳亚子夫妇、金石考古家关百益、顾鼎梅、滕固、画家刘海粟夫妇、倪贻德、张弦、新闻界黄天鹏、徐则骧、教育家潘公展、刘穗九等，浏览王氏之作品，谓妙在中西并用，发前人所未发，实为难能可贵云。
1933年3月18日，顾鼎梅、关百益、田玉芝、刘海粟、滕固与王济远提议发起“艺术考古学会”，拟邀请蔡元培、叶恭绰、高野侯等加入，定于3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昨为王氏画展之第八日，远道来沪观光者络绎不绝，新陈列之花卉五幅，笔简意深，大有唐宋写生格调。考古家顾鼎梅、关百益夫妇，联合艺术家刘海粟及滕固博士，与王氏等六人有鉴于吾国古代文化之昌盛，特发起艺术考古学会，拟邀请蔡元培、叶恭绰、高野侯等加入。定二十五日举行成立会。”
1933年3月27日下午，王济远为时任校长的上海美专艺海堂举行考古学讲演，邀请田玉芝主讲《游历西湖保叔塔所获的新资料》，关百益主讲《研究金石不独注重文字并宜兼重花纹》，还有顾鼎梅主讲《河朔访碑经过》。
1933年3月29日，在上海辣斐德路海庐召开中国考古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蔡元培、叶恭绰、刘体智、刘海粟、关百益、田玉芝、顾鼎梅、王济远、滕固等，推选蔡元培为主席，王济远负责纪录。筹备会讨论创立之意义，确定以“搜考历代遗物，发扬吾国文化”为成立宗旨。因艺术不能包括考古，与考古性质又不相同，研究范围较大，故将名称由“中国艺术考古会”改为“中国考古会”。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1933年5月14日下午二时，中国考古会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并通过章程及议决提案，推举蔡元培等为理事。《申报》于5月15日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图四）。
图四 1933年5月15日《申报》报道 中国考古会成立的消息
大会先由蔡元培先生致辞，次由市党部代表黄惕人演说，继为发起人叶恭绰报告筹备经过：
本会发起原因，蔡孑民先生已说明白，实际全国对组织考古会，甚为需要，而多年来尚付缺如，沪上同人，有鉴于此，特积极筹备，今日宣告成立。近来文化侵略，日益加增，所受影响，亦复增加，又因内地不靖，古物流出海外日多，同人认为需要，当于可能范围内先将上海办好。但感于力量薄弱，智识浅陋，难以负此重责，特延聘国内名流，及对考古有经验有兴趣之人士，于三月开筹备会，初定名称为中国艺术考古会，嗣又开会讨论，结果改为中国考古会。……本会即以考古学来作考古工作，希望大家有所贡献。本定四月间开会，而会员散处各地，通讯需时，致延至今日开会，到会人数虽不多，平、津、杭、苏、粤各地，尚有大半未克前来出席，均来函促进工作，此为本会二月来筹备之经过也。
出席成立大会的会员有蔡元培、杨铨、叶恭绰、王济远、刘海粟、张凤、滕固、卫聚贤、关百益、顾燮元（光）、陆丹林、丁仲祐、郑师许、王献唐、金祖同、陈志良、吴宜常、张叔驯、马公愚、方介堪、郑尊祥（邹梦禅）、史陶庐、顾鼎梅及市党部代表黄惕人等30余人。
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考古会章程草案，定会名为“中国考古会”，分六章二十五条对纲领、会员、会务、会址及组织、会议、经费、附则等项做了详尽的说明及规定。大会讨论确定以下提案：（一）根据会章第九条第一二项下之工作，拟编辑季刊案。（二）本会既告成立，应确定会所案。（三）确定下届大会地址案。（四）本会成立后，应否举行关于考古之展览或讲演案。（五）拟请发起人先捐款案。（六）凡已发邀函而复函迟到，仍认为发起人案。以上均议决交理事会办理。确定推选理事名单：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关百益、顾燮光、张叔驯、李济之、谢英伯、王献唐、王一亭、杨杏佛、狄平子、吴湖帆、马叔平、戴季陶、李印泉、张葱玉、张天放、董康等十九人。
据《申报》报道可知，会议结束后，全体会员起立为在杭州逝世的前北大教授叶瀚（浩吾）先生表示哀悼，定晚上七时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并拍摄合影后散会。这张合影照片极其珍贵，但经多方查找，尚未发现。
当天晚七时，在上海霞飞路觉林蔬食处召开了中国考古会首次理事会，出席的有蔡元培、叶恭绰、狄平子、谢英伯、杨杏佛、李济元、张凤、顾燮光、刘海粟、关百益等，会议由蔡元培主持，关百益记录。首次理事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常务理事会，推选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顾燮光、杨杏佛、吴湖帆、张天方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根据会章及大会议决案，设立调查、编辑两委员会。其中调查委员有：顾燮光、阎甘圆、曾传轺、陈伯衡、梁思成、孙淑仁、李济元、杨见心、钱寿萱、陈淮生、程文龙、李国松、寿天章、卫聚贤、王秋湄、孙维道、谈月色、範成、李博仁、王席珍、张中李、叶品三、周伯澄等。编辑委员有：郑午昌、胡小石、容肇祖、王福庵、胡肇椿、王济远、蔡师余、吴宜常、蔡蔚挺、郑师许、董作宾、许子猷、蒋恢吾、叶洪渔、汪东、滕固、高野虞、柯燕舲、卫聚贤、丁仲祜、许道元、陆丹林、鲍扶九、禇礼堂、田玉芝、邹适庐、蔡哲夫、朱缽文、靳克夫等。关于会所设置一事，拟寻找法租界福开森路世界学社附近，与叶恭绰理事寓所相近之处设置会所，会议于晚九时散会。
中国考古会为保护云冈石窟所做工作
“中国考古会”成立后，为促进考古事业，保护文物、古迹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申报》对1933年中国考古会保护大同云冈石窟一事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
1933年9月14日，为保护大同云岗石窟，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以中国考古会名义致电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请求其阻止部下赵承绶破坏云冈石窟：大同云岗石佛寺，为魏正光年始建，历百余年，完成石佛万余尊。大者每尊四十余丈，瓖伟庄严，为世所珍，实吾国美术史上之异迹，近报载为赵承绶部下毁损，中国考古会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昨特电阎百川云：“山西太原阎百川先生鉴，各报载大同云岗石刻，为赵司令承绶部下毁损，以驰名世界古物，如此摧残，实堪痛惜，乞严饬保护复旧，不准侵害，盼甚。”
阎锡山慑于舆论压力，随即派部下调查并于9月24日在《申报》上登载调查结果：中国考古会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等前以大同云岗石刻，报载为赵司令承绶部下毁损，特电阎百川，乞严饬保护复旧。兹蔡等接阎百川参电云：“已派员查勘，并无新近毁损形迹。原电如下，中华（国）考古会蔡孑民、叶誉虎、刘海粟诸先生鉴，咸参电计达，兹据派员复称，查勘云岗寺内外各洞石刻，均无新近毁损形迹。云岗别墅，在寺东侧，计房十间，亭一座，现修围墙，系由寺西对面山脚起石，并无损及石刻之事，据赵司令称，因云岗事迹，近年中外人士前往浏览者甚多，均以该寺荒芜窄狭，无处休息为缺点。前年颜大使往游，修旅社由此动机，故筑数椽，并修通汽路，原为爱护古迹便利游览，何至反加毁损，报载已函请更正等语，查所称尚属实在情形等情，特电奉达阎锡山马参。”
由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在战乱时期，中国考古会成员不惧困难，保护文物之努力。但因当时社会动乱，战争相继爆发，城市陷落，学者离散，考古会的发展受到了巨大打击，后续活动资料目前尚未发现。
中国考古会创立的学术意义
“学会的兴起与发达，是学术繁荣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专门的考古组织机构为考古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有效地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开展。著名历史学家郑师许曾撰写《两年来之考古发掘事业及其贡献》一文，总结了1933年-1935年间全国的重要发掘工作及各地成立考古学会，表明考古专门学会对于促进考古事业发展的作用。
中国考古会是目前所见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考古学会，其“全国性”体现在它是由全国各地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专业特长的人士积极倡议成立，聚集当时全国金石考古、艺术、收藏界精英，并且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各地考古学会的领军人物，如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主席马衡和主任沈兼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位考古组主任李济、广州“中华考古学会”主席和岭南黄花考古学院创始人之一谢英伯、岭南黄花考古学院学者郑师许、山东“山东古迹研究会”秘书王献唐、河南开封“河南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关百益等人。
书画艺术界人士也占了较大比重，刘海粟、王济远、滕固等都是积极的倡导者，这与民国时期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发现新材料的艺术史价值愈发凸显，考古学家在发掘和研究中，关注出土器物、文物遗迹的艺术价值，考古发现拓展和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内容，给予美术史研究以革命性影响，因而艺术史学者、美术家也开始关注考古新进展有关。
中国考古会关注保护之文物古迹并不局限于一地，而是放眼全国。这体现在考古会的成立宗旨和工作内容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不仅在于考古，更在于保存整个中国之文化，而中国之文化是由各地区、各民族之文化共同构成，正如蔡元培所说：“各地有地方之特迹，吾人不得不明白。”一国之文物如果被劫掠破坏殆尽，则文化难以立足，国家难建根基，中国考古会的成立代表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它作为在特殊历史时期成立、以集合全国之力保护文物为宗旨的一个组织，体现了当时学界对于国家危难的承担和对文化的保护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