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美]亚瑟·梅尔泽著，赵柯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632页，108.00元
“正如你所知那般，光荣的味道是苦涩的，一如你纯粹的执念，在美与暴烈里徘徊。”
——三岛由纪夫，《午后曳航》
1997年，一位名叫莎蒂亚·德鲁里（Shadia Drury）的美国女学者曝出了一件惊天大秘密，美国的政府和决策被一个叫做施特劳斯的学派操控。德鲁里惊呼，细思极恐，施特劳斯及其门徒与美国的新保守派运动（Neoconservative movement）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思想关联，她不无夸张地称之为“华盛顿的施特劳斯分子”。
德鲁里咄咄逼人的指控大致包含三重要义。首先，尽管批判现代性及其危机，但施特劳斯打心底里追随的却是三大当代“纳粹理论巨头”——尼采、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此外，施特劳斯重新发掘“古典政治理性主义”（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的历程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那个主张“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色拉叙马霍斯才是《理想国》真正的主人公，而不是苏格拉底（或是隐藏在苏格拉底言辞面具下著书立说的柏拉图）。再则，如果按照施特劳斯最喜欢的“字里行间阅读大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来阅读施特劳斯本人的著述，那么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察觉处女座的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爱恨纠结——实际上，据说德鲁里写作《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揭发施特劳斯的隐微哲学”（to uncover his esoteric philosophy）：现代性三次浪潮之中最为邪恶的代言人马基雅维利，才是施特劳斯式隐微写作的内在学说或者真正教义（Shadia B. Drury，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New York, 1988，p. ix）。
德鲁充满偏见的伟大著作所攻击的，恰恰是施特劳斯的门徒所引以为傲的“隐微教诲”：它区别于哲学家明确诉诸字面的“显白教诲”（exoteric teaching），只存在于“字里行间”，只有那些悉心阅读并且智力超群的少数人，才能企及其中的核心要义。施特劳斯是这种自从古代以来哲人之间普遍存在、心照不宣并且源远流长的写作秘密的重新发现者，隐微写作并不为了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明哲保身，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的那个关于哲人王的骇人结局，水手们亲手杀死了引领他们走向真理的船长，这才是隐微写作之所以存在的充足理由。
但德鲁里攻讦的重点，显然集中在隐微写作技艺的另一重存在理由：哲学家出于保护大多数人庸常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的考虑，选择把真相隐藏起来，“因为真理是阴暗和污秽的……这种真理如果只被少数人知道也许是美妙的，但若为众人所用则必然危险。这就是为何施特劳斯坚持哲学必须被隐藏起来，而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秘籍式作家（esoteric writer），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双重寓意——给少数人的神秘或隐晦的寓意，以及给众人的浅白而有益的寓意”（《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莎蒂亚·德鲁里著，刘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19）。
这也恰恰是美国媒体揪住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大做文章的原因之一。可众所周知的是，施特劳斯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学术声名只在有限的学生之间口耳相传，他的学术专著在同行专家之间的引用率十分有限，何至于多年后竟摇身一变，成了把持国政的隐秘大佬？此外吊诡之处还在于，既然隐微写作是一种必须以秘密的方式来传达秘密的极其精英主义的做法，那么这种写作笔法，实则不应该唤起普罗大众的注意——隐微论必须以更隐秘的方式述说，它必须对大众遮遮掩掩，它只能在那些“适合”接受这种论调的人们之间口耳相传。但施特劳斯本人却绝对没有轻声低语，反而用扩音喇叭，在当前的开放社会里面公然大谈隐微论调（《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著，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页158）。这岂不是颇有掩耳盗铃之嫌吗？
列奥·施特劳斯
《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以下简称《字里行间》）一书的题名，直接承袭自备受施特劳斯反复论证的这一经典主题。按照梅尔泽（Arthur M. Meizer）的说法，“隐微写作”是一门被施特劳斯重新发现的古老技艺（《字里行间》，页iii）。自从1930年代晚期出版那些关于早期近代哲学家（霍布斯、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著作开始，施特劳斯便有如踏上了七里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通过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阿维罗伊和迈蒙尼德的隐微教诲，施特劳斯重新发现了“隐微的”柏拉图（甚至亚里士多德）。梅尔泽的著作，恰恰是要通过施特劳斯亲测出的那一长串隐微写作名录的引导，发掘出施特劳斯本人著作中的那些并不隐微的方面，毕竟梅尔泽坦言自己“本能地喜欢那些直抒胸臆的作者——所说即为所指，所指即为所说。我无法忍受微妙含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隐微写作的整个现象都消失殆尽”（“致谢”）。
为给那些将施特劳斯的“隐微教诲”妖魔化的批评者树立起一个正本清源的施特劳斯形象，梅尔泽试图将隐微写作的技艺还原成一个几乎所有哲人著书立说时都会自觉践行的“原初事实”（Urfaktum），以此澄清隐微写作并不是施特劳斯的个人臆造：“为了相信隐微写作属实，一个人显然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施特劳斯派，甚至不需要成为施特劳斯派的同道中人。”（页169）只不过施特劳斯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重新揭开了暗藏在十七世纪呼喊“理性”“启蒙”“良知”“教化”“人类的教育”等高大上口号的早期近代哲学家隐隐绰绰含糊其辞并且不能明说的痛处，毕竟除了施特劳斯，几乎没有斯宾诺莎研究者愿意揪着那段由柯勒鲁斯（Colerus）记录在案的黑材料不放——那将有损于斯宾诺莎与世无争磨镜片的光辉形象——唯其如此，方能“像斯宾诺莎理解自己的学说那样去理解斯宾诺莎的学说”（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华夏出版社，2012，145页）。
梅尔泽风趣地指出，隐微写作之所以不受强调，或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太过严肃地对待那些被严肃的作者严肃地写作下来的伟大的书，以至于我们不敢去想象，那些写作“西方正典”的作者竟会刻意在文风和修辞上跟我们开玩笑（页188）。不过十七世纪涌现出的那一大批严肃作者，却恰恰都是践行“隐微写作”的好样板：一方面，他们前所未有地公开宣告自己参与隐微写作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小心翼翼地将他们的核心学说隐藏在著述的字里行间，而“在自卫性隐微主义和政治哲学不断变化的历史中，最根本的改变是启蒙时期前的现代思想到现代思想的转变”（页256）。
这也正是施特劳斯切入早期近代研究领域的独到发现。正如施特劳斯试图反复论证的另一个核心主题，“理性的自我毁灭是现代理性主义——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结局”（页536）那样；“在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和狄德罗等思想家那里，传统的尝试遭到了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与此相反的启蒙计划：传播哲学或科学知识，希冀可以逐渐实现实践世界与理性的和谐一致。……这个启蒙计划本身也需要某种隐微主义来完成颠覆进程”（页548）。所以当洛克的好友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公然出版一本关于隐微主义的大全之书时，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一条极为罕见的冗长书名，来把“隐微主义”这个“曾是古代所有哲人的惯用做法”公之于众（页20）。在托兰德看来，这不仅由于隐微主义“被古代人所使用；为了宣布真理，它更多的是被现代人所使用，尽管现代人声称他们并不怎么被允许这么做”（页22）。
也诚如梅尔泽所见，每位熟知犹太神秘主义传统与新柏拉图传统的读者，都会知晓那些伟大的书的作者曾经几乎毫不隐藏、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隐微作家的这个事实（页266）。对于在战前德国犹太区长大的施特劳斯来说，了解“隐微写作”这个事实的存在，从来都不会是秘密，而毋宁是一条常识。正如从来都直言不讳的尼采所明确宣告的那样，“显白和隐微之间的差异，以前被哲人所知——被印第安人、也被古希腊人、波斯人、穆斯林人所知，简言之，在所有相信阶级秩序、不相信平等和平等权利的地方，都被人所知”（页187）。实际上我们或许甚至有理由说，把“隐微写作”这个事实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发现而啧啧称奇的人，恰恰是那些由施特劳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上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傻白甜学者，施特劳斯学脉的后继，试图把隐微教诲作为一种开放知识而发扬光大的人。
作为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弟子之一，梅尔泽试图通过时刻与“施派”保持有效距离的显白而克制的写作风格，为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污名化作出有力的辩护。针对西方思想史上关于“隐微写作”的庞杂主题，梅尔泽在《字里行间》中所做的知识考古学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发掘湮没在故纸堆中的文献材料种种，从而“拯救现象”，更重要的是为施特劳斯所提供的那一长串西方思想史上如雷贯耳的隐微写作名录，列出最客观的文本实锤。然而，梅尔泽并没有试图回应（或者说巧妙回避了）的关键问题恰恰在于：如果说隐微写作是在古希腊、希伯莱传统和伊斯兰世界（甚至古代中国）的少数哲人之间心照不宣秘密流传的古老传统，那么在这个“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现时代，施特劳斯不惜动用高音喇叭大声宣告出“隐微写作”这件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过对此难题，或许在施派弟子内部，都从来就没有过统一的答案。1973年施特劳斯去世后，道术为天下裂，据传他的弟子各执牛耳之一端，分崩离析地搞出了所谓“东岸派”“西岸派”和“中西部派”，子子孙孙无穷匮。无怪乎赫顿（Scott Horton）撰文怒吼道，“真正的施特劳斯能站起来一下吗？”只因在他看来，“（论辩的）双方都尽力把施特劳斯变成了他并不是的那个人”（赫顿，“真正的施特劳斯能站起来一下吗？”，何祥迪译，收入《经典与解释：赫西俄德的世界》，2018年第四十八期）。可不论如何，这些美国的施派门徒所笃信的都是同一种新宗教，一种隐含在美利坚建国初期联邦党人共用古罗马人托名“波利比乌斯”（Publius）之中所暗含的“隐微教诲”——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忠军爱国的“新罗马人”。
据说施特劳斯本人虽是邪恶导师马基雅维利的喜好者，但这一点却与他对典雅审慎且节制的色诺芬与简·奥斯丁的偏爱并行不悖。在简·奥斯丁笔下，乡下的大妹子要进城，需要在已婚人士陪护下，乘坐逼仄的马车穿过层层叠叠的驿站，毕竟“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傲慢与偏见》第一章）。年轻貌美与有钱德性的完美联姻，这是属于简·奥斯丁的小布尔乔亚的速度，它与凶狠诡谲的“马基雅维利速度”一样，构成了现代性危机的一体两面。
然而人生如寄，尘世虚空（vanitas vanitatum omnia vanitas），与其心生魑魅魍魉，不如多看两本无用但却有趣的“伟大的书”（great books）。如果真的存在什么“施特劳斯的显白与隐微教诲”之类的鬼话，我倒宁愿相信施特劳斯在写给洛维特的一封书信中所流露的知性真诚：“十六岁那年，在学校读到（柏拉图的）《拉克斯篇》后，就有了个打算或说希望，想这辈子就读读柏拉图，养养兔子，在乡下做个邮政局长，了此一生。”（Leo Strauss，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Kenneth Hart Green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457-467）
世纪之初，国内学界曾掀起一股施特劳斯热潮，一时间上至大佬下至才俊，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施特劳斯及其二代三代学派的微言奥义，还有那些让人不明觉厉的“伟大的书”。彼时还曾有位不明内情的大佬，闹了出“政治哲人施特斯”的口误，在坊间流传多年。2017年马查在一篇名为“现代性、僭主与危机：施特劳斯在中国”的文章里，开列了一份“谁是中国的施派？”的实锤名单（Kai Marchal,“Modernity, Tyranny, and Crisis：Leo Strauss in China”, in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Reorienting the Political，Kai Marchal and Carl K. Y. Shaw eds.，Lexington Books， 2017，pp. 177-178），被列入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大抵有些会因自觉被黑而愤然，未能上榜的或许又顿足捶胸已气哭吧。但那并不重要，时代变了，还有谁会在意呢？
很多年后，面对平庸无聊的二手文献，我总会回想起那些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消磨掉的昏暗悠长的下午。那时我们也有一个“无形的学院”（Invisible College），大抵因为一堆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又有些幼稚的年轻人，过早认定了一种以学术作为志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想了解海德格尔，必须首先回溯到亚里士多德，而为读懂亚里士多德，历经柏拉图、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的洗礼，便再也无法抽身回转的一条昏昏昭昭的思想史路线。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曾经一字一句抠着却永远也没有读完的《春秋左传正义》对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处，那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我们没有能力捍卫的那种咻然逝去的生活传统，好不容易抓过来尬读的女同学，我们的少年时代。而今我们成了感概而缄默的中年人，没有灵魂的专家，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与日渐唏嘘的发际线作斗争的光是活着就已拼尽力气了的“我们学者”。我还清楚记得每一件打垮我们的人和事。或许唯当看到“字里行间”四个大字，才会猛然想起那条颠扑不破的金句：“常威，还说你不会武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