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的一场博物馆大火，让巴西的国家困境进入了无数人的视野。相比之下，刚刚结束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就显得不那么有“存在感”了。但这轮选举让许多巴西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世界各地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曾经是军人的62岁福音派极右翼反建制候选人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拔得头筹，差一点就拿到了直接当选所需的50%选票，将最大的对手——左翼的劳工党的候选人哈达德（Fernando Haddad）甩在身后接近二十点。在月底将举行大选第二轮，博尔索纳罗很可能延续正热的风头，统治这个拉美最大的国家。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7日，巴西里约热内卢，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外界很多人将之视为特朗普与菲律宾口无遮拦的总统杜特尔特的“结合体”。“法西斯”的指控也屡见不鲜。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翻阅博尔索纳罗的发言记录，可谓惊人，一方面他毫不掩饰地厌女、反同，另一方面他带有强烈的怀念1964-1985年的巴西军政府统治的倾向。曾任议员时，他曾鼓噪要暗杀民选总统，一度被暂停议员资格。此次选举中，他声称要扩大警方执法力度，放松对国家暴力的管控。外界很多人将之视为特朗普与菲律宾口无遮拦的总统杜特尔特的“结合体”。“法西斯”的指控也屡见不鲜。
回看过去的二十年，正是巴西左翼政治获得政权，一度成功，又跌入深渊的过程。2003年，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当选巴西总统，之后开始了一系列进步主义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少数族群利益。之后卢拉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试图延续左翼的政治影响，但在2016年因为一连串内外问题遭到政治对手弹劾，随即下台。其后，劳工党十多年执政中遗留的贪腐问题被大书特书，备受民间支持的前总统卢拉卷入巴西石油公司贪腐案，于2017年被判刑12年。
在过去二十年间，巴西经济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痛苦轮回。在21世纪初卢拉执政的时代，巴西经济飞速增长。借助2000年前后全球范围原材料价格高企的春风，大量出口原材料的巴西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政府宣布，有接近4000万人脱贫成为新中产阶级。
然而，当原材料价格回落，巴西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经济学家们认为1990年代开始巴西经济就采取了错误的产业策略，过度注重原材料出口，忽略了制造业，创造了大量质量不高的就业。并且，从中右政府到中左政府的制造业策略，都不足以振兴巴西经济，而国际自由市场又使得政府只能在劳工工资水平等方面动刀，缺乏有力的经济手段……
在糟糕的经济环境下，巴西国内问题不断爆发。2015年前后，巴西经济增长连续数年只有负数。到了2017年3月，全国失业率达到了13.70%的高峰。随之而来的是城市治安恶化，民众感到缺乏安全感。卢拉时代塑造的新中产阶级，更是反过来将枪口对准了曾经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建制派，将糟糕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们的腐败和不作为。
在这种背景下，一向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巴西民风走向了保守和宗教。近年来巴西社会的一项显著变化，是许多原先信仰天主教的人改宗，加入了新教福音派。据统计，巴西的福音派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6.6%上升到了2010年的22.2%。福音派相比天主教更强调个人成功和家庭价值，在社会问题上更加保守。这和大环境的变化是吻合的：201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54%的巴西人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而2010年的时候这一倾向的人口只有49%。数字上的变化，体现了人们对秩序的渴望。而秩序的渴望，导向了对更强力的国家机器的想象。
然而，在巴西的政治传统中，总统的权力受到长期以来“联盟总统制”下弱政党政治的牵制。在巴西，几乎没有政党能够在国会中实现简单多数，国会席位被大大小小的许多个政党瓜分，因而任何一届政府都需要拉拢许多政党盟友才能施政，也导致政治经常不畅。这意味着总统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施行起来充满妥协，也意味着就算新的总统有无数野心，也未必能在各方面都有空间施展。相比之下，调动武装力量展现国家力量，似乎更容易操作。在博尔索纳罗看来，“政治正确”和“人权”语言，是阻碍他如此施政的两大阻碍。
如今的巴西人，渐渐已经没有了对当年军政府的记忆。1964年成立的军政府，源于巴西军方、右翼政治力量和美国政府不愿意见到一个左翼倾向的政府在巴西稳固控制国家。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军政府一方面施行独裁，控制舆论，逮捕乃至处决政治反对派，另一方面则大推经济私有化，带来的是巴西经济的腾飞。但经济发展的代价，是土地大亨、产业大亨、国家精英与底层民众、少数族裔之间的阶级鸿沟极度扩大并成为长期困扰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但在很多巴西人看来，军政府意味着一个可以怀念的黄金时代，一段怀旧想象中美好的逝去时光。
博尔索纳罗的经济政策很可能采用扩大私有化，鼓励资本和压制工人权益的做法。这些手段的确有可能提振经济，但也很可能为更长远埋下更难解决的政经结构性矛盾。但如今，人们已经不相信传统的建制政治力量能解决问题，正如卢拉在民调中获得的40%支持率在哈达德这里只剩下29%，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一个拥有超凡魅力的个人而非一个政党。
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佩巴特（Peter Pál Pelbart）教授如今任教于巴西的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哲学系，他在巴西生活了三十余年，是投身社会活动与公益事业的一位巴西知识分子。他还参与了一个组织精神疾病患者表演戏剧的剧社“Companhia Teatral Ueinzz”。在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期间，我们有幸在北京结识了他，巴西大选之际，我们和他讨论了巴西的文化、历史记忆与这次大选前后展现出的政治生态。
佩巴特（Peter Pál Pelbart）教授。
大火的隐喻
澎湃新闻：一个月前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大火在中国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这次选举。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认为这场火灾标志着巴西新兴国家的“大国地位”不再，会极大影响巴西未来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走向。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在巴西当地人看来，这场博物馆大火究竟意味着什么？
佩巴特：这场火灾对于许多巴西人来说毫无疑问是十分令人震惊的。但据我所知大多数人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甚至可以说，一场毁掉了它的大火反而向大众揭示了它的存在。
这座博物馆内收藏了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历史资料，这让这座博物馆跟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有着特殊的联系。我的朋友爱德华多·维未洛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是一位研究亚马逊印第安人的人类学家，他正是供职于这家博物馆。他对这场大火的评论耐人寻味，认为应该留住这片火烧废墟，做为一种纪念，让人们铭记，而不是重建它然后忘却这座博物馆和它所象征的历史，那是在所谓“大航海发现”之前就存在在这里的文明。废墟纪念这场火灾的同时，也纪念当地当地印第安人被灭绝的历史，暗示殖民时代之前这片土地的状态。可以说，这象征着一种“双重灭绝”。
火灾过后，巴西的很多媒体发表言论声称“这是一个没有人去的博物馆，火灾是小众事件，大众并不关心，让我们不要讨论它了”。我认为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近年来巴西社会“新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表现——所有少数群体都是不重要的。一方面，关注这一事件的少数派是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这个博物馆对作为少族群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文化遗产的重要见证，也是他们了解自身历史的入口。所以，这绝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议题。
这场大火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巴西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进行“自杀”。从2016年巴西首位女总统罗塞夫（与卢拉同属巴西劳工党）被弹劾开始，我们就逐步见证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系统性的衰退：医疗、教育等社会权利的丧失，对LGBT、黑人、印第安原住民等少数族群的犯罪率的飙升。卢拉执政期间（2003-2010），少数族群的权利非常被重视，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近两年，此前的遗产系统性地被摧毁。这场大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巴西目前所发生一切的象征——未来的毁灭。
当地时间2018年9月2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火灾。
澎湃新闻：根据你的观察，巴西是否存在或者说努力建构一种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凝聚力？
佩巴特：我不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巴西认同”。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巴西的历史是由印第安原住民、入侵的葡萄牙人、作为奴隶而来的黑人、日本移民、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等不同族裔共同构成的。我们没有国族认同，所谓国族认同是一种给精英阶层赋权的“政治发明”，以将其权力凌驾于我们的多样性之上。为们不需要巴西官方历史所试图灌输给我们的保守的国族认同，我们应该足够强大的面对我们的多样性。
巴西的重重社会危机
澎湃新闻：现代巴西对外界还有一个鲜明的形象，那就是兼容性极强，似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肤色的人，包括移民和原住民，都能友好相处。在你看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相对）和谐的巴西？
佩巴特：当然不存在。这绝对是统治阶层试图保持的一种虚假的和平幻象——宣称我们没有种族问题。在巴西，黑人如果偏安于他们所“属于的”底层，做着最低薪的工作，那就没有任何种族问题；然而如果他们跨越阶层，接受高等教育，试图再公共领域为自己进行言说，就会在白人所主导的精英社会中造成巨大的张力。在卢拉执政期间，黑人整体在经济地位上有显著提升，他们开始旅行，开始进入过去几乎全部是白人的机场空间。这让那些白人精英们高度紧张，他们不能接受这些贫穷的黑人在飞机上坐在他们身边。所以巴西种族和谐的前提，是黑人待在他们本来该待的位置，做现代社会的“奴隶”。这也是一个历史上蓄奴制的结果。
巴西前总统卢拉。
澎湃新闻：巴西作为一个天主教人口最多国家，呈现出一种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共存的现象，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黑人坎东布雷教徒……甚至可以生活在一个街区。也并没有欧洲近年来屡次呈现出的不同族群融合过程中所爆发出的问题。
佩巴特：这个的确是。巴西社会对不同宗教的开放性很强。犹太教、伊斯兰教、非裔族群的宗教信仰（afro-descendant religion）都很和谐，但是近来迅速兴起的基督教福音派却表现出高度对后者的不宽容。不过即便如此，巴西比起欧洲来，还是有很好的多元文化融合的传统，因为欧洲宗教和族群的同质性非常强。
传统上，巴西的天主教影响最大，但是现在不确定了，因为福音派（新教保守主义）近年来在巴西涨势迅猛，很多以前的天主教徒都开始皈依福音派。福音派是“成功神学（Theology of Prosperity）”，而不是“解放神学（Theology of Liberation）”，信仰者期待通过信仰福音派变得更富有、有更多的机会。变得有钱在福音派那里是上帝对个人的爱的象征。福音派带有这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无论贫富都给教会捐了很多钱，他们修建了非常高大的教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福音派是一种关于成功，关于赚钱的神学。你挣得越多，你越觉得神爱自己。
曾经，三十年之前，解放神学在拉美很盛行，那是拉美一直以来强大的左翼教会的传统，在巴西有很强的解放神学的影响。那是在教会内部的运动。教会很左倾，在穷人中间做了很多工作，组织他们团结、抵抗。但是当非常保守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上台后，他“清扫”了巴西的教会，驱逐了很多解放神学一脉的主教，改变了整个情况——要知道，德国和波兰的教会都是反对天主教的左翼倾向的。
于是，在这之后，左翼教会身后留下了一个大真空。福音派正是这样进来占据了这个位置的。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尝试展示怎么致富，怎么变得有钱。
澎湃新闻：巴西的贫富差距，包括像里约这种中心城市的巨大贫民窟，令人印象深刻。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中迅速兴起的新中产阶级。你觉得这种鲜明的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什么？
佩巴特：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在巴西大概2%的人拥有社会50％的财富，贫富差距还在增大。卢拉执政期间，他很善于调节不同群体利益，这可能巴西历史上是唯一一届政府，有钱人和底层的财富在那期间同时增长。在巴西历史上，我们从没有过革命传统，没有过政治格局的断裂，让利益得以重新分配。不论谁掌权，大结构中的利益格局都是在延续的。当然，卢拉曾经证明了即便不彻底破坏这个系统，还是有作出重大改革的空间。但是现在发生的一切正告诉我们，这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今天左翼的退潮和右翼的崛起，是不是有点像1990年代右翼退潮，左翼崛起的故事？只不过是反过来了。是不是可以说，当时左翼上台执政后，并没有真正改变之前长期右翼执政的整个社会结构，或者说左翼政府和其所继承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有着本质的冲突，无法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以外的目的？
佩巴特：我有一个研究思想和社会的朋友正在尝试解释为什么左翼没有准备好面对一场危机。左派没有准备好更新它自己的力量来应对新的情况。所以导致所有的不满都导向了右翼政治。
我同意你说的。左翼政府可以说是在他们的符号、语言，和部分领域上——比如教育等等，是革命的，进步的。在帮助穷人上，他们提升了四千万人的生活质量。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很强的。而左翼政府没能在这些领域展开工作，没能和左翼的运动走到一起。我觉得左翼的建制化的确消灭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和大银行、公司开展了合作，没法触及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直都说卢拉做的不够，尽管我也一直支持他。
“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民选出的独裁统治”
澎湃新闻：这种种的社会问题把巴西政治推往了一个很右的方向。和这次席卷几近半数选票的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一样，目前被拘押的前总统卢拉也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克里斯马型领袖，他们一左一右却都得到将近一半的支持率。你会认为博尔索纳罗和卢拉的支持者们有重合吗？如果有的话，怎么看待这种重合？
佩巴特：这有点难说，因为两个月之前，民调显示卢拉能拿到40的票，而阿达特现在只有29%。也就是说他没能拿下之前全部给卢拉的票。这当然跟卢拉的个人魅力有关——没人会忘记他的政府和他的历史。他越是进监狱，穷人就越觉得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大部分穷人还是跟左翼站在一起的。对卢拉的仇恨主要是中产阶级、上层经济和媒体。
澎湃新闻：博尔索纳罗是个非建制的、军事背景的候选人。他有很多怀念军政府的言论，也着力扮演一种强人形象，很多人都担心巴西要进入某种威权乃至强人独裁的政治了。
佩巴特：是的，和之前的军政府（1964-1985）不同，这次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民选出的独裁统治。它不是通过政变，而是由自由选举诞生的——诞生于仇恨，诞生于清除少数群体，反对黑人，反对女权主义，反对LGBT群体的渴望，它反对各种各样的人民的运动。这是一波海啸，右翼法西斯主义的海啸，而且声势巨大。我们很担心我们会失去我们过去得到的很多东西。
澎湃新闻：在选战中，军政府统治的20年的记忆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何在军政府结束三十多年之后，人们又开始接受一个军人出身的强人形象？
佩巴特：要知道在巴西，我们对政治历史的记忆是很碎片化。遗忘历史，抹去历史记忆，可以说是巴西的传统之一。和中国相比，我们的历史覆盖的时段很短，只有大概500年上下。但是巴西人的历史意识很特别，他们抹去了印第安人——他们不是巴西的主流人群。他们还把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历史正当化了（naturalize）。于是，这些历史都不在这个国家人们的历史意识中存在了。年轻人不在乎这些历史。而他们今天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能让一切都在秩序下有条不紊。而媒体则不断给人们提供一种感觉，一种整个社会乱成一团的感觉。所以人们觉得需要一个政治强人来领导。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军队背景的人可以被接纳为候选人。人们想让他们来解决问题。也就正是这几个月甚至这几个星期，对左翼的憎恨在快速增长，右翼则借助了这种极端的感受。
比如在学校里，学生近年来一直接受这样的性别教育：人有不同的性取向，有异性恋的，有同性恋的，这是一种人们选择自由，不应该有针对性少数群体的仇恨和歧视。但是现在，这个“未来的右翼政府”开始宣传，开始恐吓父母。他们说，你们的家庭被左翼威胁了，学生们在学校学的是怎么样变成同性恋。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很大一部分人现在站在了福音派的那一边。
澎湃新闻：有趣的是，尽管博尔索纳罗的形象非常厌女，他还是拿到了很多来自女性的票仓。这是否也跟福音派的盛行相关？
佩巴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博尔索纳罗主张保护家庭生活。他夸大儿童教育等等领域对传统家庭的威胁。可能是这种宗教保守主义和家庭的结合为他提供了支持。他们会说左翼很坏，太嬉皮士，不虔诚，会带坏孩子，他们不组建家庭，等等。这些话语可以把女性带上这条路。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起中产阶级，底层皈依福音派的比例要小得多，福音派承诺的图景非常符合中产价值。
同时，福音派还在呼吁解除枪支管制，这样人人就可以“自己拿枪保卫自己”，于是我们看到宗教保守派和大军火商站在了一起。同时还有农业巨头企业，和前两者结成了同盟，即宗教-军火-农业资本的同盟。而与此同时，军方和媒体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同盟关系，要改变这种现状很难。
澎湃新闻：在巴西，许多媒体是右翼和大资本掌握的？
佩巴特：是的，过去这些年的左翼政府从来没有勇气触碰媒体的利益。这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错误。这些媒体可以在一些时候对左翼比较温和，但这只是暂时的。现在他们就集中火力对付左翼了，不仅仅是政府，还有左翼的理念，左翼的文化。
不过正如德国诗人Friedrich Holderlin所说，“黑暗的时刻也是救赎的时刻（where the danger is, also grows the saving power）”，我们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可以抵抗的网络——有有关族群的、文化的、卫生的，医疗保障话题，等等。还有大学，边缘群体，穷人，黑人，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小运动的集合，活动家。所以就算博尔索纳罗上台，我们会有一些糟糕的状况，但仍然会有反抗的空间。最近就有女性发起了一个“他不行”运动来抵制博尔索纳罗。女权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领导力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