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于“清华·大成经学论坛”首讲。刘家和先生从经学试释、经学盛衰的前车之鉴、理性与传统、经学研究的意义四个方面谈起，提出经学是中国的文化基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
“经”是常道，也要经世致用
刘家和认为，“经”字在《说文解字》中本义为“织也”。后世经典虽不断引申，但意义主要为两种：一为名词，释为“常，不变之常”；一为动词，释为“经营”、“治理”。由此可以看出，“经”讲常道是指常，可是讲应用到事情上，就又要因时因地能够应变，这样没有常道怎么行呢？经要是有用的。常道要用到不同的事之中。所以“经学”是既讲常道、也讲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书。现在最常提到的是“十三经”是儒家经典，而中国经学具体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五经”，也可说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刘家和认为“六经”的核心是《诗》、《礼》，证据在《论语·述而》中可以找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所以，《诗》、《书》、执《礼》是孔子讲的，这是可信的。《诗》、《书》和《礼》是相表里的。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做人。经学的目录中，《诗》、《书》是一头，《礼》是一头。孔子用《诗》、《礼》来教导自己的儿子，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诗》、《书》、执《礼》是最核心的。
他还强调，《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里的“诵经”、“读礼”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读出声音。《说文解字》段玉裁注“读”字：“籒各本作诵。此浅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籒、读书也。……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所以“诵经”、“读礼”更重要是的理解其中的道理。
谈到“六经”的重要性，刘家和认为，“乐”并未真正亡佚，而存在于《诗》、《礼》之中。《诗经》中有反映纪念武王伐纣的武乐的内容；《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中都有关于乐的论述。其他诸如《易》、《书》和《春秋》三经，都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以“六经”作为经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经学盛衰的前车之鉴
刘家和认为，虽然经是不能变的常道，但经学是一直在变的。中国经学主要经历了古代之变与近代之变两个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提到经学在古代“学凡六变”，不同时代的经学有着具体的特点。
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进入启蒙时代之后，中国也在变化。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陈焕章等人依靠公羊学保皇，成立孔教，走向极端。这样使中国的经学出现了问题。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如吴敬恒）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在当时背景下，五四运动是合理的。五四运动提到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经学叫民本思想。当时的经学缺乏科学的思想，这是其弱点。所以直到现在，经学依旧在补“科学”这门课。“打倒孔家店”打到的应是经学的末流，而非全盘否定。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告诉我们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
“文革”时期，经学受到了更大地打击：“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文革”过于粗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也让我们看到，儒学还是不能那么简单否定的。我们回顾“文革”，还是会发现经学是很重要的。
刘家和特别强调：经学存在运用与滥用的区别，经学可以运用而不可滥用。
传统不是理性的敌人
刘家和早年治世界史，又曾在美国工作，对西方文化甚为了解。他提出，经学在近代的两次巨变并非中国特有之经历，西方同样遇到过，代表思潮便是西方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即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它是超乎历史的存在，表现在逻辑学、几何学上，而这些是公理的科学，其本身不需证明，是天然合理，且全世界都认为是真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最典型的是从18世纪启蒙时代开始的。早期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晚期像卢梭等人都把传统与理性对立，视传统为大敌，认为凡传统即不合理，不把传统看作历史的，认为当代是合理的。
可是法国革命前期，宗教争端、封建制度、经济衰败、政治腐朽……这些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这显然非常不合理！所以法国革命开始了。到了雅各布宾派战争的时候，雅各布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杀人如麻！“恐怖主义”这个词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说过，现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说：现代主义理性是吃人的。
基于此，刘家和提出： 传统不是敌人，传承之物（traditions）是不断更替的，旧计算机会被新计算机代替，但传承之流（tradition）是不断的。中国经学同样，它是历史的理性。经学的每个具体传统都有历史必然性，有流有变。现代应是历史新经学。
开陈出新必返本开新
刘家和将本次座谈的核心归纳为：中国经学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仁”与“礼”是经学的核心。中国文化还是要讲“仁”、要讲“礼”的。
刘家和早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就已指出：孔子所说的“仁”是没有定义的，因为他讲究因材施教。《论语》中记载樊迟曾两次向孔子问“仁”。孔子先是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再是“爱人。”子贡也曾两次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为重要的还有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刘家和强调，这里的“仁”并不是宋儒所谓的“克制”，不是没有自己，而是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这从清代学者惠士奇起就开始论证了。孟子也对“仁”进行阐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上述各例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际是建立在“仁”上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仁”，那么何来单边主义呢！
“仁”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仁”必须要依靠“礼”来实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从来不是中国本身的文明冲突。中国文化向来开放，非常善于容纳外来文化。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外来文化的传入都是例证。“礼”讲究有区别又和谐，因而不至于导致文明冲突。如果是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就形成了吗？如果“仁”、“礼”学说能够应用到当代的话，也是中国经学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在经学起源的问题上，学界曾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起源于子夏，有人认为起源于荀子，更有人认为经学至汉代始成立。而刘家和持经学始于孔子说，认为六经是孔子所治，经学始于孔子。晚清学者皮锡瑞、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和台湾学者程元敏先生都支持这一观点。
关于经学的研究方法，刘家和指出，实际上，经学是跨学科的学问。经学的第一个交叉学科是小学。“十三经”之一的《尔雅》就是因小学而成为“经”的。《汉书·艺文志》中小学是包含在经学之内的。以后的目录学分类中，小学均放在经学下。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当然，经学更重要的交叉学科是史学。经学中《春秋》是史，《尚书》是史，《诗经》何尝不是史呢？《诗经》的雅、颂都是历史。钱宾四先生曾说过：《诗》、《书》都是史，“六经皆史”。经学讲常道，当然要讲在历史中的应用。“常”如何应对“变”呢？那就必须有史学为它作支撑。史学是既有常又有变的。史学如果只有变没有常，那么就不能称为史学。《太史公书》（《史记》原名）在《汉书·艺文志》中是附于《春秋》家的。经学与史学是最核心的交叉学科。经学下接小学，它的研究过程必须有版本、目录之学，而经学又需有史学的支撑。
讲座最后，刘家和提出了一点希望：当代新经学的功夫要下在小学、目录版本之学和史学，当然也包括出土文物。在经学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来发挥它与时代相契合的意义。经学并非是故纸堆中的学问，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的活泼泼的学问。经学中相人偶的“仁”、致中和的“和”与自卑尊人的“礼”，何尝不是医治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思潮的良药呢？面对自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以来的严酷现实，中国传统经学里的思想资源值得深入挖掘。
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