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枪炮、战舰等有形力量，还取决于对信息的快速获取。政府为了保家卫国，必须要和其外国对手一样迅速地搜集、组织和传播知识。虽然中国在1872年通过创办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使其通信系统得到了加强，但是其运营仅限于国内海上航线。李鸿章等股肱之臣认识到需要一个更好的替代，建议国家采用一种西方的新型技术。1882年，他建立了中国电报局，交由盛宣怀管理，这个股份制公司使中华帝国晚期的信息秩序发生了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报提高了大清帝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的竞争力，使其人民能以更为卓越的眼光和技巧进行交涉、投入作战，以及开展贸易。
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国家试图垄断新媒体，而士绅阶层则开始用通电来表达其政治主张。上海发行的商业报纸《申报》上所刊载的这些消息是面向中国城市读者群的，这些消息总是能在一个共同纲领下将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精英动员起来。例如，1900年，在慈禧太后想要废掉其侄子光绪帝时，是通电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对，迫使她放弃了这一计划。尽管电报是国家实力的扩充，但是它也创造出一个超出官方控制范围的言政议政的领域。
邮驿系统及其衰落
17世纪下半叶，清廷恢复了前朝所使用的通信系统。四个世纪之前，元朝期间（1279—1368）已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驿站网络，用来传送来自首都的上谕、报告和命令。差官持有驿递的牌符以保障其通行安全，沿着他们的路线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匹新的驿马供其换乘。驿夫在驿站得到食物、水，并寄宿于此，有时他们可以日100多英里（约160千米）。他们的速度虽然取决于消息的紧急程度，但是即便是一般文件的传送速度每天也达到20-40英里（约30-60千米）。隶属于兵部的车驾司负责监督邮驿系统，并供应给它必要的驿夫、马夫、司事人员、安保人员和马匹。此外，朝廷在省内任命一名按察使管理该地区的驿站。朝廷还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对公文的泄露、延误和丢失进行惩罚。在18世纪20年代，清朝开始使用驿传系统来传递一种新型的密件，它被称为奏折，这类消息为皇上与行政高层之间私下交换意见提供了便利。皇帝在新设机构——军机处——的帮助下处理这类信件，而题本和奏本则由常规官僚机构处理。最晚到1800年，政府已经能比它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快地搜集到战略知识了。
清代驿站
在19世纪上半叶，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开始削弱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19世纪50年代，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使中国满目疮痍，帝国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也遭到破坏。之后几十年间，朝廷没有足够的资源购备新马匹，重建驿站，以及提供人员和牲畜补给。与此同时，胥吏们从邮驿系统中侵吞资金，偷取粮食、草料和钱财，他们饲养的驿马也少于法律要求的数量。
各省官员也在滥用这一体系，他们收受贿赂，快马加急递送私信，在驿站过夜时还一定要被奉若上宾。结果，一封奏折从最南部的广州送到北京的平均用时从1838年的32天延长到了1861年的55天。官方通信从贵阳城到达朝廷要117天，且超过七个半月后才能收到回信。冯桂芬就曾抱怨：“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余日始到者。”清朝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军事挑战，而就在那时，安全性差、耽搁拖延和贪污受贿则使邮驿系统遭到破坏。
中国早期对电报的反对
19世纪60—70年代，政府因为害怕电报会助长外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渗透，以“不便”为由拒绝了电报的引入。一位官员提醒道：“惟洋人得步进步，诡谲万端。”电报线应该在中国“由海而江，由江而河，由河而陆”。早在1861年，俄国大使就要求总理衙门批准在北京和西伯利亚的恰克图之间铺设电缆。朝廷拒绝了这一请求，而英国和丹麦公司随后也要求获权将国际电报线延至中国。1865年，一名英国商人甚至开始在上海浦东一带架设电线杆，只不过出于民众反对才放弃了这一计划。五年后，尽管当地官员三番五次表示抗议，丹麦的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还是顶风作案，在吴淞口和上海之间建成了一条线路。这些活动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对国家对其境内信息秩序的控制构成威胁。江西巡抚沈葆桢报告：“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沈葆桢预见到电报和报刊业之间的关联，就未来二者的结合可能会对国家权力构成冲击提出了警告。
朝廷以看重民众对新技术的反对及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为由，断然拒绝了外国在中国建设电报线的意图。实际上，在19世纪60—70年代，这些只是考虑的次要问题。知县们为阻止非法建设电报线，经常会策划发动对外国商业活动的攻击。他们让民团成员乔装打扮，指使他们去偷窃设备以及木材、铜线等建材。但是，地方官员也害怕攻击或谋杀会“肇起衅端”。1874—1875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一大群失控的暴民是相当危险的。在福建省，大北公司的雇员们遭到了一群愤怒的本地人的一顿暴打。只不过哥本哈根没有实力对之施以惩罚，北京因此得以免食恶果。而在中国1881年建设首条本地电报线时，李鸿章却报告说该线沿线700英里（约1100千米）“毫无扰累”。在19世纪60—70年代，总理衙门还认为：电报会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完整性；电线杆有损自然景观，扰乱了贯穿于地形之中的精神能量的流动，玷污了庙宇、祠堂、坟地等神圣之地。一位官员声明：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事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
在所有社会中，规范价值都塑造着技术转型的进程，但是对于外国看客来说，中国人夸大了“古老习俗”的重要性。19世纪80年代早期，在精英们的观念发生转变后，这种借口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官方话语中消失了。但在实践中，勘测员、工程师和工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侵犯到“坟墓、树林、民房”以及农田。
地缘政治与电报（1874—1881）
在19世纪70—80年代，一系列的边境危机使官方对电报进入中国的反感有所减弱。1874年，台湾岛上的少数民族杀死数名来自琉球群岛的水手，日本随后派军远征台湾以示惩戒。结果，清朝当局面临着一个危急情况，那就是在距政治中心北京千里之外的地方，战事可能会一触即发。沈葆桢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去解决这一危机，而他发现，要跨越台湾海峡使信息及时互通简直是天方夜谭。身处位于福建省省会福州的衙门，他无法对备战活动进行协调指挥。结果，沈葆桢摒弃了自己早先对于电报的怀疑猜忌，指出：“由津而沪而粤，洋人均有电报，而我无之。外国消息外国知之，而中国不知，犹之可也。中国消息外国知之，而中国不知，可乎哉？”
沈葆桢
沈葆桢要求允许将他在福州的指挥部与沿海的船坞相连，然后将水下电缆铺设到台湾。中国在技术上没有完成这一工程所需的专业知识，因此他建议朝廷与大北公司签订合同。尽管一份对日外交协议使这次突发事件宣告结束，但是到那时，丹麦人已经完成了一小段陆上电缆。他们建议沈葆桢利用多余的建材来联通厦门港和福州。1875年，朝廷批准了福州至厦门的电缆建设，但之后由于“民众”反对，大北公司取消了这一工程。当地官员和士绅组织人手侵吞了公司的财物，而这一暴力事件很快就失控了。大北公司的管理者们判断，危机发展下去将不堪设想，转而要求其政府提请清廷官方对大北公司进行保护。为向公司赔礼道歉，北京虽然全款买下了这条线路，但是这还是使福州—厦门线的建设就此结束。反倒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1877年利用这些电缆、木材和设备在台湾建起了一个小型电报网络。
1879—1881年，又一起边界纠纷以更清晰的方式使这项技术的价值得以凸显。19世纪中期的内乱期间，俄国军队占领了新疆伊犁。清朝在19世纪70年代恢复其秩序后，俄国人称这些士兵是一支维和部队，拒绝撤出这一地区。清朝派往圣彼得堡的大臣急于避免战争，在皇上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彻底的让步。李鸿章在痛斥崇厚时评论道：
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李鸿章还告知朝廷，中国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海军的袭击，需要一个快速的军事报告系统。电报通信能使中国内部“消息灵捷”，并有助于对调往被外来入侵威胁地区的人员、物资和武器进行协调。然而，他还将电报看作一种具有双重功用的技术，认为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刺激商业，增加国家财富，其本身也可以逐渐发展为一桩利润丰厚的生意。1881年，北京通过与俄国交涉，收复了伊犁河谷的大部分地区。同年，皇上批准在中国创立一套近代通信系统。
电报与治国之道的新话语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为将中国和国际电报网联通，中国电报局和大北公司以及英国的大东公司签订了合同。这些合同的交涉需要官员们将新的治国之道的观念应用到一系列具体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去。当局每次与欧洲公司会谈时，都对他们关于权利、主权、独立自主和国际法的理解进行完善。19世纪晚期，最终的合同使中国融入了全球信息秩序中，而该国的财富以及领土完整并未受到侵害。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唇枪舌剑，但是可以说，最终三方都是赢家。
1870年，大东公司要求获权从香港向上海铺设水下电缆。公司的管理者们想在公共租界开办一家电报局，将其商业业务延伸至内地，然后再扩展到其他通商口岸。然而，由于他们提出的线路侵犯了中国的海疆，总理衙门拒绝了他们的计划。作为替代，总理衙门允许英国公司在上海的港湾里停泊一条驳船，将水下电缆引到甲板上来收发消息。当局称：“所有安设线端船只，准其在沿海埠口各洋船向来湾泊码头之外近海处所停泊，以示限制。”这一安排在海陆之间画出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也在此后为中国融入国际网络提供了模板。欧洲公司要么接受总理衙门的规定，要么为能在中国经营业务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例如，北京后来以相同的理由拒不同意大东公司在香港岛、九龙和广州之间铺设电缆。李鸿章在一封奏折中指出：
香港系英国属境，海面系各国公共之地。若欲添设水线，自无劝阻之理。至粤省上岸，则应由总督与广东督抚主矣……惟陆路电线必须由中国自设。无论何国断不得搀越一步。
1887—1888年，中国加入1865年的《国际电报公约》，从而引发热议，中国电报局的管理者们用这种新的政治话语来表达其主张。一位评论者首次谈到，美国是禁止外国电报公司在其国土上经营业务的。他随后断言：“须以中国自主土地之权方能约束其所为。”相比之下，一名协定的支持者则认为，通过遵守国际法律规范，国家的国体可得以巩固。中国如果拒绝加入国际组织，反而会被列强视为“ 疏远之邦”。“ 必至声气不通”，在闭目塞听会危及政权存亡的世界里，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这一时期，商业精英开始主张独享中国境内的利益。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将商战的概念应用到中国电报局上，将其角色与中国招商局在近代交通运输领域中的角色相提并论。西方电报公司不仅在战略上给中国造成威胁，还可能抽干中国的财富。李鸿章就中国丧失其自有之权利的灾难性后果提出了警告，而盛宣怀也称：“东西洋各国，无不竭力维持公司。”尽管中国电报局有和外国公司的合同在身，它的管理者们还是将与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想象为一种零和博弈。清朝官员又一次将主权定义为一种无条件的控制权，直到1900年后，才不再使用这一定义。如果中国不能控制其电报网络所产生的利益，那么西方公司就会抢占先机夺取这些利益。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都让人无法忍受。
清末电报局职员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信息秩序
李鸿章等清朝官员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非常时期。他在19世纪80年代评论道：“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跨越国界乃至跨越太平洋等大洋的商品、资本、人口和信息数量日益增加。这一国际化进程在政治纬度上也同样重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欧洲的利益关系建立了新的依据，19世纪中期，列强将这套国际秩序扩展到了东亚。李鸿章等有识之士明白，中国的生死存亡不仅取决于枪炮和财富，还取决于对信息的迅速获取。在晚清时期，中国电报局巩固了军事—财政国家，使得中国人能在进行外交谈判、出兵作战和贸易经商时更高效、高速，并更具远见卓识。尽管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驿传系统有所衰落，官方起初却拒绝将电报作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他们害怕列强会操纵技术转型的过程，以中国主权为代价扩大列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
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边疆地区的危机凸显出电报在外交和军事中的功用，李鸿章等有识之士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立场。1881—1882年，李鸿章按股份制公司组建了中国电报局，并任命盛宣怀负责监督公司的运营。到1908年，中国电报局已经铺设了1.4万余英里（约2.3万千米）的电缆，建立了将近400个电报局分局，并发送了无数封电报。在像中法战争这样的紧要关头，官方是在发掘电报网的战略能力，而商人则将这项新技术用于经营长途贸易，寄送汇款，获得异地市场的价格信息等。最后，电报使总理衙门转变为帝国官僚体制内的信息纽带，并有助于北京与其前线指挥机构进行实时沟通。
在19世纪晚期，中国电报局的管理者们还与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就利益分配的合同进行磋商，巧妙地使中国融入全球通信网络，并尽在其掌握之中。当局每次与欧洲的外交家和商人会谈，都会对中国治国之道的知识基础进行完善。他们将利权、商战和国际法等观念应用在了一系列具体问题中。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新框架是以主权的概念为中心的。李鸿章以及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往往会把这一术语定义为一种无条件的控制权，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将经济竞争视为一种零和博弈。但到了1911年，主权已经更接近于表示国家的终极权威，而当局也已巩固了新的治国之道的基础。
1895年后，通电对政府完善、塑造和控制合法的政治话语的活动提出了挑战。主要城市中心的精英们利用这一新媒体来谈论时事，由《申报》等报纸向中国读者揭载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言论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规划，并有助于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对精英阶层进行组织动员。这些政治讨论虽未削弱国家的建构事业，但否认了政府对帝国晚期信息秩序的垄断。在民国时期，城市精英仍在利用报纸对重要议题发表主张。他们一面要求更为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的政治进程中发声，一面也会为达成目的组织抗议、罢工和抵制活动。从国民党政府这方面来讲，它在极力控制国家通信系统的同时，也靠大众媒体自上而下地动员民众。上述努力中没有哪个完全获得了成功，1911年后，信息秩序既未被公共部门垄断，也未被商业部门垄断。随着近代通信系统的创立，近代中国军事—财政国家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也到位了。
(本文摘自斯蒂芬·哈尔西著《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赵莹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