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377页，68.00元
很多时候，在试图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历史或现实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来自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是要比内部视角更为可信的，一个外国旅人在此地的行记——或者用一个更为学术的词汇说，旅行书写，往往会提供一种关于此地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见解，发现本地人因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看不见的东西。就拿西班牙来说，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毛姆的《西班牙主题变奏》，都是国内读者比较熟知也比较信赖的以异乡客视角写西班牙的旅行书写作品。
当然，并非所有的外国人旅行笔记都是靠谱的。征服者往往会带着预先设定的成见来观看被征服者土地上的一切。当旅行的目的地被设定为殖民地或第三世界，而旅人又来自殖民宗主国或前殖民宗主国时，如此诞生的旅行书写就很难逃脱批判殖民主义的目光了。诚然，这些书写中也有很多看上去不是那么殖民主义的作品，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中做了一些有趣的案例分析，向我们证明，殖民主义是如何藏匿在一些看似温和无害的旅行文本中的。这些欧洲人在非洲或美洲的行记，多是一眼看上去极为真实的，或是纯科学的眼光，或是纯个人主义的眼光，普拉特仔细探究了这些眼光所看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她揭示了这些眼光所没看到或者故意没看到的东西。
比如，作者选取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两位前往南部非洲进行博物学研究工作的欧洲人的旅行书写文本，这些文本的片段读来是严谨可信的，排除了光怪陆离的想象，相对于提到长着人脸的美人鱼的哥伦布日记，自然是欧洲人旅行书写在真实性上的“进步”。且看这些天真无邪的文字：
白昼的炎热消退之后，我们向东、转而向北、再向东跋涉，穿过一片极度干旱的地区，将连绵的大山撇在右手边：我们看见，左手边四十英里远处，还有另外一个山脉。尽管这片地区表面上极度干旱，却生长着丰富的大戟属、景天、松叶菊属植物，以及数种天竺葵类植物。
又或者：
农场非常舒适地坐落在博特河对岸。这条河每隔不远便会依傍相当高的山峰而流，山顶和峰峦衬托起变化万千、赏心悦目的风景。在有些山坡上，可见洞穴和石窟；它们开始时当然并不存在，而是所有的自然物都摆脱不了的兴衰变迁所致。
面对这样的文本，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人在哪里？“这风景被写得如同杳无人迹，无人拥有、无历史记载、无人占领，甚至就连旅行者自己都不在其中。描述地理和识别动植物群的活动，构成一种非社会性的叙事，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在其中的在场都是绝对边缘化的。”事实上，我们应当注意到，欧洲人的在场并非绝对边缘化，而是具有绝对的权威——视觉权威。不管是“我们看见”，还是“可见”，文本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欧洲旅行者的透视范畴之内，旅行者的眼光决定了看到什么和不看到什么。这些视觉描写并非“无我之境”，而是“有我之境”。用王国维的话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这些欧洲博物学家的旅行记录中，非洲的风景全都带上了博物学的色彩，在这些风景中生活和活动的本地人被有意隐去了。作者用了一个漂亮的表述，称之为人类世界的“被自然化”。非洲被呈现为一个无文化的、非历史的存在，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土著人的声音几乎从未被引用、复制乃至虚构”。
《帝国之眼》英文版
土著文化的缺席，对非洲的伊甸园式的描写，是不是隐含着殖民主义妄图完全占有这一地理空间、在此开创一个新世界的野心呢？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下此判断，而是展示出殖民主义的复杂性：“在有关帝国前沿的文献中，博物学家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天真无辜；这种天真无辜之获得意义，涉及一种假定的征服罪行，一种博物学家形象不断试图逃避并最终引起的罪行……博物学引发并由之生产的旅行话语为人们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憧憬：一种不需要诉诸征服和暴力的占有方式。”征服者的长枪短炮、传教士的经书和十字架、博物学家的“天真”记录，是殖民主义的不同侧面。“博物学描绘出某种全球霸权，尤其是一种以拥有土地和资源而非控制路径为基础的霸权。”说到底，在“帝国前沿”进行的科学探索也是一种霸权行径，博物学家之眼诚然是科学之眼，却同时也是“帝国之眼”。目光虽不能杀人，却可以成为杀人的前奏。不可否认的是，博物学家们提供的科学资料，为随后而至的暴力征服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军事情报，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的好些年，在神州大地上活动的形形色色的日本旅行者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好些人看上去是极为温良谦恭的。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文本细节处发现问题的功夫令人叹服。不过，如果把所有的这类叙事都说成是殖民主义的目光，未免也有点可怕。在她的分类与标签化中，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任何一种从欧洲前往殖民地/前殖民地的旅行书写，都可以被合理解释成包含有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居心，一切个人经验都从属于“帝国之眼”的抽象结构。如果我们把旅行书写还原成文学作品的话，可以说每一个用心写作的人都是在阐发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同时，文学质量是有高下之分的，而政治对审美的过分介入，自然会破坏文学价值，把一切作品均质化。诚然，《帝国之眼》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而跨学科研究的泛滥对文学研究带来的一个危险，就是文学领地的“被殖民”，最终导致生命体验和文学价值被完全忽略不见。
比如，作者对法国女性社会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在秘鲁的旅行书写的界定，就稍显牵强。基于特里斯坦对秘鲁的医院、疯人院和孤儿院糟糕情况的描述，作者断言：“文明使命的另外一个分支，社会改良主义，可以说在接触地带构成一种女性形态的帝国介入。”这一说法我不敢赞同，无论是在落后地区传播“社会改良主义”的重大使命，还是“帝国介入”的宏大任务，都是在秘鲁的特里斯坦尚不足以担负得起的。
弗洛拉·特里斯坦
秘鲁-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在他的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中再现了弗洛拉·特里斯坦战斗的一生，他在展开叙述时很可能参照了同样的文本，即特里斯坦的秘鲁游记。在略萨笔下，特里斯坦是一个非凡的女性，敢于挑战社会习俗，先争取个人解放，再争取劳苦大众的解放，这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女性中是极为罕见的。从略萨的小说叙事来看，特里斯坦的秘鲁之行对于她社会改造思想的成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秘鲁目睹的比欧洲更为触目惊心的不公正，促使她更快地成长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民权斗士。与其说特里斯坦望向秘鲁社会机构的目光是一种“帝国介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启蒙思想的目光，这一目光最终将推动这位独一无二的杰出女性在返回欧洲后开始追求启蒙理想的完满兑现。同样重要的是，特里斯坦的秘鲁游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英雄、女斗士的独特人生，可以为后世追求个人自由的女性树立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说，略萨也在对特里斯坦战斗人生的重构中部分揉入了自己失败的政治活动经验，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将自己这个未曾认输的前秘鲁总统候选人与弗洛拉·特里斯坦相等同。无论如何，将一切个人游记纳入统一的某某主义解释框架，并不总是公允的。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帝国之眼》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维范式，作者的目光总是辩证的。如果说“旅行书写”代表了欧洲人射向非洲和美洲的目光，那么“文化互化”则代表了接收端的目光，是欧洲人旅行书写的反面。在作者的阐述中，殖民地/前殖民地对宗主国文化的接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机的、有一定自主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弃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而改用“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的概念，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对支配或宗主国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进行挑选和构建的方式”。
在文化互化的视角下，拉美作家一面在努力构建自身身份，一面又难免落入“再殖民化”的怪圈，正如在《百年孤独》中，初见冰块并没有对之顶礼膜拜、而是把手按在冰块上自主地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发明”的布恩迪亚，既可笑，又可悲。“你怎样将别人的目的地变成自我的家园？”普拉特以这句话作为贯穿许多拉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一大主题。“居民们吸收、考察、调整、接受、改编、虚构、欣赏、管理这些东西，却对它们来自哪里以及如何源起一无所知。马孔多是某种类似于欧洲关于美洲的旅行书写全集之另一面的东西。这个全集讲述的是与派遣和带来有关的事情，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像基罗加一样，对到达和接受进行描述。”以文化互化的视角观之，《百年孤独》确实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普拉特并不否认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新殖民主义的困窘成为自我创造的引擎。诸如皮格利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基罗加这样的作家，他们利用、依靠、通过新殖民地经历的关系结构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与众不同、尽显活力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拉美文学如果一直以“新殖民主义的困窘”作为原创动力，那么迟早有一天会失去活力，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拉美作家已经摆脱了这种定式，出于弑父情结也好，出于市场需要也罢，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极为多元的面貌，有的作品甚至会倒转那个问题，即是将别人的家园变成自我的目的地。像这样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超越《百年孤独》之作”。
《百年孤独》
《帝国之眼》向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学者借用概念和创设概念的能力。“文化互化”算是拉美本土学者创造的概念，作者巧妙地将这个概念与“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书写”这个词似是英美学者特别爱用的）的概念相结合，作为剖析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有力工具。“反征服”（anti-conquest）这个词则是作者的自创，以之与暴力征服相对立、相统一，用来指涉欧洲博物学家的旅行笔记和感伤旅行书写，它们创造了“关于欧洲全球权威的乌托邦式、天真无辜的想象”。可以想见，当普拉特的这部经典学术著作在国内广为流传开来之后，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的文章中就会大量出现像“反征服”这样的术语——我们是向来擅于学习的。需要警惕的是，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这些后殖民学术语汇时，我们的学术恰恰在遭受殖民，不断承认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为他们创造的解释模式树立不容怀疑的权威。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殖民会让我们持续处于失语状态。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批判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话语，是从宗主国/前宗主国，特别是北美发出的，讲英语、以英语写作的学者掌控着后殖民研究的学术霸权，他们炮制概念、建立系统，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部同样名为“帝国之眼”的对后殖民理论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元理论”著作。在艰难的学术求索中，除了以批判和独立的目光接受和运用西方学者创设的概念，我们也应当有勇气去和他们展开对话，去尝试自己创设概念，建立同样有机辩证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