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
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澎湃新闻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下篇。
朱剑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高校学报“专业化”的努力
澎湃新闻：高校学报在声誉几乎降到谷底的上世纪末，却迎来了行业的空前大扩容。这是为何？
朱剑：这件事的发生颇具戏剧性。这事始于1998年，这一年，新闻出版署开展了以压缩期刊总数为指标治理整顿，高校学报由于声誉不断下降而首当其冲，成为此次整顿的重点对象，整顿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全国现有内部期刊将转化为内部资料，高校内部学报也必须按这一规定转化为内部资料……决定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也就是说，要把高校学报踢出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行列，从此高校学报正式告别公共平台定位，成为“内部资料”。既然是内部资料，数量也就不再限制，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列入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高校学报，不计入期刊治理的压缩指标及新办期刊指标。”（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但内容和名称必须有所限定：“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学报名称必须冠以学校全称”。试想，如果这个设想当时贯彻到底，那么，学术期刊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格局了。
然而，百密一疏，版署忽略了刊号的一个特定意义，即期刊一经登记注册，其刊号将伴随终身而不得更改，如予更改，则视同新刊。当时部分学报是有正式刊号的，版署的做法是废弃现有刊号，将其重新归类后编定新号，这就等于宣布原刊终刊了。如果这样做仅及于学报，那倒也无妨，本来就是要让学报退出，但重新归类并不仅限于学报，也涉及了其他类别的期刊，这就有问题了。当新号颁发给期刊并使用后，经文献情报学专家提醒，版署才发现自己闹了乌龙。于是匆忙下文，凡过去已有正式刊号的期刊（包括过去已获刊号的学报）恢复原刊号。这样一来，将学报单列内部刊号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而大量的新办学报已获得了刊号，无法收回，只好将错就错，将这些新批学报全部算作正式刊物，这才有了学报在上世纪末的大扩容。正是这个偶然，才有了刊号供给严重短缺、一号难求，学报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样的怪异结果。
由此可见，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版署最迟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意识到高校学报既不符合期刊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潮流，并痛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让学报退出。但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导致了治理整顿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盘散沙般的学报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大扩容后，学报在数量上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其仅有的学术资源不免过度稀释，其固有的弊端也被成倍放大，在学界的声誉进一步下降，来自各界的诟病之声不绝于耳。至此，从管理部门到学界都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学报的现状，唯有学报人总体上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澎湃新闻：您一直倡导高校学报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高校学报“专业化”做了哪些努力？
朱剑：2002年，教育部提出“名刊工程”的设想。在正式推出前的数次专家讨论会上，除了来自学报的主编以外，其他专家均一致提出应丢开现有学报，将另建专业期刊作为名刊建设的主要方向，唯此才能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这就需要一批新的刊号，在刊号控制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结果，在“专、特、大、强”的目标下，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期刊无一例外，均为综合性学报。这也在一开始就预示着“名刊工程”以“专”为首的目标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名刊工程”也就平添了几分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壮与无奈。
作为一个学报人，我对学报的心态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理智上，我能清楚地看到综合性、内向性和无法体系化的高校学报早已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但要丢弃学报去办专业期刊，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以现有的综合性学报为基础，实现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体系化发展的路径。在“名刊工程”的建设中，多数参与者都是这样的心态，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所以，除了几乎穷尽了综合性期刊能够实行的办刊方法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另辟蹊径，而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和国家层面报刊体制改革的启动，恰好为我们实现综合性学报的专业转型和数字化、集约化、体系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10年，我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主要内容是：（1）利用现有的“名刊工程”平台协同创新。（2）通过合理的组合，对各刊纸本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3）通过与期刊数据库的谈判与合作，改变其建库和传播模式，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既可检索，更可全本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显然，如何实现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以及建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是这一方案设计的重点。这一方案得到了入选“名刊工程”多家学报的认可，2011年3月，由其中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上线后曾引起学术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设想都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的羁绊，“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无法获得独立身份，“妾身未明”，既无法获得经费，又不能接受投资，当然更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报人并没有放弃，至今该系列期刊仍在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尝试虽然说不上有多成功，但我们亦有很多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了我们对高校学报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路径的共识和信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高校学报人的命运共同体。
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
澎湃新闻：您提出的“超云”网上平台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能否详细介绍下“超云”如何运作？
朱剑：“超云”网上平台到目前为止都仍然只是一种构想，尚未有产品上线。“超云”是基于“域出版”理念而设计的，所谓“域出版”，是我在几年前总结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经验而提出一个新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的初衷，就在于通过确立“专域”这一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基本单元，实现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
“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构想了一个联结作者、编者与读者的聚合型平台，暂定名为“超云”。首先，从阅读界面来看，构成“超云”的基本单元是专域，专域本身就是一个个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小平台，在理论上，有多少个可以划分的学科和问题域，大平台上就可以有多少个专域，供读者任意选择订阅。其次，从工作界面来看，它又由投稿组稿、专家审稿、编辑运营、在线出版、传播互动、学术评价这六个子平台所组成。再次，根据功能的不同，各子平台与专域有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个专域和子平台均根据需要分别开设有作者、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的专门入口，实现阅读与工作（如投稿、审稿、评论等）以及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的互动。最后，实现“超云”的各种功能，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传统传播秩序的突破和对无序状态的终结，亦即意味着对新的传播秩序的构建。
“超云”平台将实现对“刊”的突破。如前所述，“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但“单位制”的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由于内容和结构的庞杂导致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模糊以及本身逻辑性的缺乏，已被期刊数据库轻易地解构了。但是，期刊数据库中那些来自被拆解期刊的单篇论文，也不可能成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而“专域”则在“刊”与“文”之间建立起了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最佳单元。
“超云”平台还将实现对“期”的突破。周期性出版是纸本时代期刊的基本特征，它的存在主要是受制于印刷出版和传播技术，出版周期的不断缩短正是对周期性出版局限的补救。这种补救做到极致，就是随时可以刷新，而“超云”凭借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当然，“超云”只是为了设计的方便的临时命名，最终如能上线，将会有正式的名字。但仅依靠学报本身的力量是远不足以支持这样的产品上线的，所以，“超云”仍然只是一个设想。尽管如此，这一设计理念已引起了多家期刊数据库平台的兴趣，正在被借鉴到他们的平台设计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于域出版和“超云”理念的学术传播平台将会问世。
“超云”示意图
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
澎湃新闻：您做了近四十年《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在工作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并引起您的反思？
朱剑：我1982年初自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就留校在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了，离40年还差几年，今年已年届六十，正式退休了。我的工作经历十分简单，除了读大学前当过几年工人，就只干过学报编辑这一件工作。要说对学报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三十多年来学报的影响一直在下降。我初到学报时，《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发行量是每期三万多册，这还是在纸张紧缺，每年只批到有限用纸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用纸计划，发得还会更多些。可见，学报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期刊种类很有限，专业期刊更是缺乏，对于像南京大学这样还有点名气的大学办的学报，几乎所有高校甚至院系的阅览室都会有陈列，一般学者也还关注得过来。
但是随着复刊和新创办的学报和专业期刊越来越多，首先是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已不可能再全部订阅，其次是学者也不可能对全部期刊都予关注了。于是，选择性的订阅就出现了。1992年问世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是为了指导图书馆有选择地订阅学术期刊而编制的。只要看一下这个《总览》就会发现，入选的高校学报比例较专业期刊要低很多。学报这种既没有学科边界，又没有问题边界，而且还主要是内稿的学术期刊显然已与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合拍，彻底落伍了。我是眼看着我参与编辑的学报由期发行三万多册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三千，这还是学报中最好的几家之一，一般学报的发行量（指被订阅）已经基本归零，全部免费赠阅。
第二是新技术革命对学术传播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预感到数字传播将会对学术期刊，特别是像高校综合性学报这样本来就没有相对固定作者和读者群的期刊构成重大影响。1999年，为了参加一个期刊研讨会，我撰写了《计算机的介入与社科期刊的发展》（发表于2000年）一文，该文的摘要是这样写的：“计算机的全面介入已经带来了出版界的一次革命。对于社科期刊而言，计算机给作者以新的研究技巧，给编者以新的编辑模式，给出版者以新的发行渠道，给读者以新的阅读媒体，这一切都正在赋予期刊一个全新的面貌。这些革新虽然大多表现在方法和形式的层面上，但它们必将带来期刊编辑、出版观念的变革。”当时还只有光盘版期刊，而没有中国知网这样的期刊数据库上线。
几年后，知网问世，我又写下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发表于2005年）一文，继续阐述这一问题：“对社会科学期刊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期刊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也许是最富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本……终将让位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电子期刊，电子期刊将成为社会科学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编辑，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局面对于社会科学期刊前景的影响是令人堪忧的，互联网对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的同时，也潜伏下了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而社会科学期刊界至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是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问题。随着所谓“三大核心”在1990年代相继问世，期刊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来自评价机构期刊排行榜的压力，但作为《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我起初并没把“三大核心”当回事，因为随便哪家哪版的排行榜也不会少了我们这样的刊，无非是排名前后稍有些变化而已。
让我真正反思学术评价问题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其制订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当作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强加于各期刊社，这件明显违反学术规律的事在高校学报界竟然顺风顺水地做成了，真的令人匪夷所思！这与“三大核心”不同，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特别是与作者的关系。有作者声明，若再用这个“规范”，将不会再向本刊投稿；有些作者则委婉地指出，经我们编辑后，看不懂自己的文章了；而一些海外学者对本刊采用这样的“规范”感到根本无法理解。
于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仲伟民教授发起的关于编排规范的讨论中，我以《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发表于2007年）为题写了篇短文予以评析，文中指出：“这个规范的制定者并不是一家纯学术评价机构，但学术评价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该机构能够把这样一个评价规范当作编排规范强加给高校学报，而高校学报又能迫使它的作者采行这一与各专业规范均不接轨的规范，这个事实揭示了评价机构可以指挥和调动期刊，而期刊可以指挥和调动学者。这是对学者本位的颠覆，在学者、期刊与评价机构三者的关系中，原来的服务者成了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一种颠倒的关系被建立起来。”
澎湃新闻：作为学报编辑，您个人如何定义这个身份？编辑应该是“杂家”还是专业学者？
朱剑：我给自己的退休纪念是撰写了《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约六万字的长文。除了对上述三个问题有深刻印象外，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定位之困难，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的正是两者关系的“非常态”和编辑的身份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在我看来，正是“非常态”之因结出了身份焦虑之果。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打破了学术期刊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就不得不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
构建这样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术期刊本应是由学者创设并经营的、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平台，学术编辑的身份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次才是掌握了一定传播技术的编辑，唯有如此，编辑才能担当起平台的守护者的角色。而编辑一旦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专业性便不复存在，即使还有残存，也不足以对学术前沿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
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当然要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维系着一定的关系。在职业化之下，体制对编辑身份的设定仍然是学术作品质量的最初评判者和把关人；而在学者看来，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编辑已不可能再具备学者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如此，在体制赋予的职责与学者眼中编辑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在这样的张力之下，编辑又如何能够与学者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来？而这种关系建立不起来，编辑的身份就无从定位，这就是编辑身份焦虑的由来和持续四十年的原因。不过，焦虑在每个编辑身上的体现并不一样，但如何建立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却是每位学术期刊编辑都无可回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焦虑的形式和内涵也就不同，甚至迥然相异。
在各类学术编辑中，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学报大多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一名编辑要负责至少一个一级学科，人手少的编辑部负责多个一级学科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历史学科的编辑，要负责的一般是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的三个一级学科，这个角色如何担当？而学报的主编就更困难了，他要对所有的学科都负起责任来，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天才？于是才有了“专家”与“杂家”之争，似乎知识面广一些就能胜任学报编辑。这个争论又与“编辑学者化”联结在一起。其实，在学术研究领域，不能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成为专家，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所谓杂家。“专家”与“杂家”并不是可以两者任选其一的。学术期刊编辑同样如此。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他的身份只能是专业学者，而不可能是其他，其中的绝大多数编辑最多也只有从事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的能力。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所决定的。
所谓“编辑学者化”，是在职业化之后才掀起的大讨论，其预设就是编辑非学者，所以才要“学者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在编辑职业化这一不能变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我在《如影随形》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我所要质疑的并不是编辑要不要学者化，而是这一讨论的前提能否成立。唯有这个前提能够成立，讨论才有意义。然而，该文发表后还是不断有人问我，你到底支持还是反对编辑学者化，这让我无言以对。
我作为学报编辑的一员，在身份问题上的焦虑当然不会例外。我当了三十多年学报的职业编辑，但今天的学报，学科拼盘式的结构让其没有任何边界可言，主编根本不可能看懂他所签发的所有论文，而内向性所导致的开放度缺乏，让其很难具有真正的公共平台属性，我甚至怀疑，在学术国际化已难以逆转的当下，它还能算作学术期刊之一种吗？身处这样的刊物，在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定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三十多年。但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那就是，要摆脱焦虑，唯有回归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