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ife, a 一把刀 ih °po tau；pocket —， 洋刀 yang-tau；paper —，裁纸刀 ze-°ts tau； a large —，（used by soldiers)，关刀 kwan-tau, 大刀 da°-tau；chopping —，薄刀 bok-tau……”
上述关于英文单词“knife”（刀，匕首）的词条，摘自《英汉上海方言词典》（第二版），为上海基督教方言协会编写，原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1913年再版，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是绝版孤本。
由这一词条便能窥见一百多年来上海方言的传承与演变。比如说，在现在的上海方言及普通话里，“paper knife”仍然被译作“裁纸刀”，“pocket knife”在现代上海方言里，已不再对应翻译为“洋刀”，而采用如“折叠刀，小刀”之类的译法。
再比如，从“knife”这一词条标记的字音可知，直到20世纪初，上海方言里还存在着两个入声（-h和-k），比如该词条范例“一把刀”中的“一”（ih），“薄刀”中的“薄”（ bok）。（另注，°标于声母前为上声符号，°标于韵母后为去声符号）
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便是基于《英汉上海方言词典》（第二版）为底本进行重排重印，同时出版的还有《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两书均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沪、粤两地方言百年前风貌的“活化石”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大批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汉语方言圣经及其通俗教义，编写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方言和方言学著作。
遗憾的是，西方传教士的这些中国方言学著作现在散藏在国内外各地的市级、大学图书馆或者藏书楼中，长期以来不受重视。
最初出版于清末的《英汉上海方言词典》和《法粤字典》几近遗失，仅存善本曾被长期藏匿于天津马场道原工商学院教堂钟楼的阁楼夹板内。该钟楼建于民国初年，后划归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场道校区。
上世纪80年代，学校在清理教堂钟楼挪作他用时，两部词典被意外发现。其中《法粤字典》更是残缺严重。两部词典的价值当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修刚教授担任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后，听闻两部词典的发现经过后高度重视，将其移至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内，遂成为“镇馆之宝”。
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亚军就《汉日大词典》项目与修刚会面时，听闻两部词典的发现经过后，认为其文化价值及学术史价值不容小觑，立刻表达收集整理及出版意向。朱亚军将两部词典全书复印后，征询了著名汉语方言学家钱乃荣教授的意见。钱乃荣认为这是国内仅存的记录沪、粤两地方言百年前风貌的“活化石”。
为此，上海译文出版社辞书编纂团队主持专家团队历经三年，搜集了存放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这两部1901年版孤本《英汉上海方言词典》、1909年版《法粤字典》孤本，以及散落于天津外国语大学、香港大学、美国乔治敦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的1909年版《法粤字典》其余善本，参考了民国初年的再版通行本，重排重印了《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和《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
此次再版的两部词典，《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共收录词目约15000条，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文化、科技、生产活动等各个方面的词汇，并采用罗马字母制定了沪语拼音方案。《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收录了丰富的广东方言口语词汇和常用表达，用与法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母制定了粤语拼音方案，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粤语词句、语音语调，同样具有颇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此外，作者还在前言处做了详尽的粤语语音和语法说明。
钱乃荣教授长期致力于吴语（上海话）研究和方言保护，曾开发“上海话输入法”。他在两书总序里写道：“两部词典作为见证近代中国沪、粤两地方言在西方语境影响下流变的活化石，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让我们得以窥见近代以来沪、粤两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之递嬗，为沪粤语方言的历史性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乃至晚清民初整个中国社会生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法粤字典》
见证上海方言变化最快的一段时期
《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还增录了1926年第六版的《上海方言常用习惯用语》中许多完全注音的实用短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市场买卖、交通生活的基本面貌，从语言结构上也可以发现一些新旧变化。
钱乃荣在总序里举例上海话里的是非问句，上海话从松江话沿用下来的土话通用语法形式是“V va”（如在书中的“The Merchant”一节中有这样的句子：“今朝侬有啥事体否？”“侬要卖脱否？”），后受随苏州话、宝山话而来的“阿V”形式影响，在1916年版始增补的乘火车和电车时用的新句子中，就增有“夜班车阿有睏车个？”这样的说法，而且还产生了一种两者叠加的交杂新用法“阿V…va”，如：“拉火车里阿有得吃否？”
钱乃荣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方言至少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在开埠前，上海方言和松江方言十分相像，可统称为松江方言大区。在开埠后，城区里的上海话随上海的都市化发生巨大变化，自191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金融、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方言也成为江南和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层出不穷的新词经上海话汇入普通话的洪流里，比如马路、汽车、课程（源自英文单词course）等。
钱乃荣介绍，据至今为止搜集到的资料来看，100多年里传教士在上海连续出版了50多部上海方言著作，使用这些著作中所记语料，经条分缕析，正好可以整理出上海方言变化最快一段时期（开埠后向大都市转变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真实发展历史。这些资料佐证了上海城区方言虽然已经与被称之为“本地话”的郊区方言在语音、语调等方面差异明显，但上海方言仍然是以松江方言为基础的，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杂糅了宁波话、苏州话等地方言形成的‘新语言’”，钱乃荣说，各地移民对于上海话的贡献，是激荡出各种各样的新词汇，因为当时许多新事物都是最先在上海出现的。
《英汉上海方言词典》
据悉，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于近期启动“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语实录典藏”项目，今后将继续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深入征集、整理和出版中华语言文化、方言文化中的民族瑰宝，将更多弥足珍贵的绝世孤本得以呈现和普及，并以此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人加入到挖掘并保存民族语言文化瑰宝、培育世界语言文化共同体的队伍中。
“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语实录典藏”项目将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书单如下：《上海方言习语集（英语）》（底本为1862年，麦高温编）；《上海方言习语集（英语）》（底本为1868年，艾约瑟编）；《汉英上海方言字典》（底本为1900年，Davis, D.H. & Silsby, J.A.编）；《上海话课本（英语）》（底本为1913年，卜舫济编）；《上海话课本（中级）（法语）》（底本为1939年，蒲君南、布尔奇瓦编）；《上海方言语法（法语）》（底本为1941年，蒲君南、布尔奇瓦编）；《上海话商务用语（日语）》（底本为1924年，御幡雅文编）；《汉日上海方言会话集》（底本为1936年，丁卓编）。
该项目系列丛书见证了近代上海方言在西方语境影响下的流变。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说，两本日文的书籍可以作为西方传教士书籍的重要补充，比如上海话语序里“SOV”向“SVO”的转变。因为与英语、法语的“SVO”（主谓宾）结构不同，老上海话的语序是“SOV”（主宾谓），这点与日语相似，比如上海话讲“我夜饭吃过了”而不是普通话里的“我吃过晚饭了”。此外，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还能让现代人得以窥见近代以来上海历史、社会文化的递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