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王右军，就会联想到他的《兰亭序》。《兰亭序》堪称三绝：书法之绝毋庸赘言，文章也无愧名文，好书法和好文章所记名士们的兰亭雅集也算得上一绝。《兰亭序》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也许是《兰亭序》的背景效应，后人总把这位书圣也当成陶渊明那样超然物外的真名士。诚如《文章志》所说，王羲之也确有“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的一面，这有坦腹东床为证。说的是，太尉郗鉴想与琅琊王氏联姻，派门生到王家相婿。门生回报：“王家各位少爷都不赖。只有一个人在东床坦腹大嚼，好像没有相亲事一样。”郗鉴说：“正是此人是佳婿。”一问，知是羲之，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然而，小事有时最能暴露人的弱点。当有人把《兰亭序》比做潘岳的《金谷诗序》，把他比为石崇时，羲之听说“甚有欣色”。石崇之比，不伦不类，逸少竟会沾沾自喜，这与《兰亭序》所展现的超脱相去甚远，表明他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好较短长的。
王右军确有其为人的另一面。他的妻子郗氏出身名门，也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角色。但比起谢家来，郗氏未免就差点儿。六朝高门，向来王谢并称。到王羲之出道时，琅琊王氏因王导去世而过了巅峰期，谢家却因谢安兄弟的登台而如日中天。因而羲之对谢、郗两家的态度也不免厚此薄彼。郗夫人看在眼里，对弟弟郗愔和郗昙说：“王家见谢安、谢万来，恨不得倾箱倒柜，找出好东西来款待。看到你们来，态度平常得很。你们以后就不必上门了。”二郗也都有令名，郗愔官至司空，郗昙则做到中郎将，决非平庸之辈。对谢、郗两家的厚薄，反映出王羲之未免有点儿势利眼。
这类小心眼的事，还不止一次。据《世说新语·规箴》记载，王羲之与王敬仁、许玄度友善。二人死后，羲之对他俩的议论变得有点忌刻，有个叫孔岩的人对他说：“你过去与他俩交往有情谊，人死以后，反而没有慎终之好。这是一般人所不取的。”羲之当场就惭愧无语。
王羲之是一个讲实际的人。有一次，他与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对他说：“当今八方多事，应该人人努力自效。而虚谈碍事，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不以为然，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难道也是清言惹的祸吗？”与谢安相比，看来王羲之还缺少真名士应有的那种超脱与率真。但他对有这种真精神的人，倒是由衷歆羡的。据《世说新语·栖逸》载，阮裕隐居在会稽剡山，志存隐遁，萧然无事，内心却十分充实。有人以这事来问，羲之说：“此人说得上荣辱不惊了。即便扬雄所赞叹的沉冥，也不见得能与他相比。”因为仰慕这种名士风度和精神，王羲之也试图效法，但总有点形似神不似。令他在这个问题上出乖露丑的，就是他与王述的杯葛。
王羲之
王述，字怀祖，出身于太原王氏，虽然比不上琅琊王氏，好歹也是士族子弟，后来封为蓝田侯。有记载说他“清贵简正”，少年时就被人推重，与王羲之齐名。但羲之一向瞧他不起。王述是个急性子，有一次吃煮鸡蛋，用筷子去夹，屡夹不起，就勃然大怒，拿起鸡蛋朝地上摔。鸡蛋在地上骨碌碌转个不停，他就离席用木屐齿去踩它，没能踩到，拣起鸡蛋就往嘴里塞，连壳嚼碎后就吐了出来。王羲之听说这事，笑着说：“即便是他父亲王安期那样有名德的人，倘有这样性格，也一无可取，更何况王述呢？”轻蔑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王述身负重任以后，却能控制自己忭急的个性，“每以柔克为用”。有一次，谢安之兄谢奕当面骂得他狗血淋头，他面壁而立，一语不答。谢奕骂骂咧咧了半天才走，他却复坐如初。时评都称他有肚量。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不洽，而清议后来对王述的赞誉，反而超过了羲之，这更引起羲之内心的不平衡。
王述在会稽内史任上丧母，居留在郡内守丧。王羲之继任其内史，按照礼节应该前往吊唁。据《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王述在丁忧的三年期间，以为羲之还会来造访他的，每次听到会稽内史出行的角声，就洒扫庭除而准备羲之来访，但总是空等一场，羲之竟一次也没有光顾过他家。《王羲之传》说王述因而“深以为恨”，似乎是他太在乎羲之的来访，才有了过结。这是史传在为羲之掩饰过错。
据《世说新语·仇隙》记载：
蓝田（即王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
如此说来，二王结怨，错在右军。《晋书·王述传》说王述“少孤，事母以孝闻”，是个大孝子。如今，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死了，你一再传语说要去吊唁，却迟迟不去，害得别人空等。最后去虽去了，丧家接到通报后，摆出一脸哭丧的模样等你到灵堂祭吊，以尽宾主之礼，你却大门不进，扬长而去，让主人下不了台阶。不要说王述这个孝子，无论谁都难以无动于衷的。更何况王羲之本人十分在意礼尚往来，这有《王右军集》里上百首《杂帖》可以印证。由此看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述在丁忧期间还一直等王羲之来访，显然有悖常理。谁都不会在受辱以后还殷殷期盼对手来访的，王述只可能是在羲之传语以后、登门以前的这几天里干等他来。二王构怨，完全起因于羲之的无礼。而事后为了掩饰这一无礼，羲之编派出一种说法来减轻内心的不安，即王述是因对自己以后不再往访才引起怨望的，这种说法后来竟被采入《晋书·王羲之传》。
双方恩怨如此，事情却未完结。接任会稽内史以后，王羲之以揶揄的口吻对朋友说过：“王怀祖终丧应当去做尚书，到老就可以做到仆射。如果再来做会稽内史，那就懵懂了。”不料王述丁忧期满，朝廷却提拔他出任扬州刺史，会稽内史反而成了他的下属。赴任前夕，王述“周行郡界”，该拜访的一个也没拉下，就是不上羲之的门，临行，一别而去。虽说有点憋气，但所作所为并未像羲之那样出格。
这下王羲之受不了了，但却未能忘情名位。他一听到王述的任命，就派会稽参军入朝去活动，要求将会稽由郡升格为越州。这是又一次出格的举动：为使自己免受王述的领导，竟要朝廷特地变动行政区划的建制和级别。打个比方，就像现在的绍兴市长贸然要求国务院把绍兴市升格为省那样可笑。即便他的堂伯王导还在世做宰相，也绝对不会考虑这一荒唐要求的。他派出的那个参军办事能力也差劲，有记载说该人“受意失旨”，或许把羲之的隐情都和盘托出了。总之，这事使王右军“大为时贤所笑”。
王羲之内心深觉惭愧和感叹，回家对儿子们说：“我不比怀祖差，但职位和待遇却相去悬殊，也许是你们不及坦之的缘故吧！”坦之是王述的儿子，据说他弱冠就“有重名”。不过，逸少的儿子中，除凝之才情较逊，徽之和献之实在也不比坦之差到那儿去。尤其是献之，后来的知名度还远在坦之之上。羲之数落儿子的那番话，实际上还是内心失态的外在流露。比起陶渊明《责子》诗中所说的“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旷达来，他离六朝名士的真精神确实还未达一间。
据《世说新语·仇隙》记载，王述到任以后，密令部属找出会稽郡各种所谓“不法”的事情，说王羲之“先有隙令，自为其宜”，也就是指控他先颁布有机可乘的规定，再自行其是胡作非为。《晋书·王羲之传》则说，王述检查会稽郡的工作，“辨其刑政”，使逸少“疲于简对”，大概是以疲劳战术忙得他连写工作汇报都来不及。无论何说为是，王述似乎也有点公报私怨之嫌。王羲之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便托病辞职。但王氏是名门，自己又是名士，尽管辞职，朝廷还会来请他出山的。那时，倘若他再出仕，势必会贻笑士林；倘若再以健康原因拒绝，也会被人说成是矫情。思来想去，宦海风涛已与自己无缘。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初九日那天，他一个人跑到父母墓前，摆好了供品，磕好了响头，发下了不再苟进的誓言。这篇百来字的《誓墓文》收在《晋书·王羲之传》里，文章并不赖，简洁明快，感情激越，令人千载之下也能想见其誓墓时的愤激和决绝。辞官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担心“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因而“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似乎只是身体力行老子所说“知止不辱，知足不殆”的古训，而完全无关乎其他。誓发得相当重，也确是指日为誓，信誓旦旦：
自今之后，敢渝此心， 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既然发了重誓，朝廷也不便相强。王羲之辞职以后，再也未入官场，忠实履行了《誓墓文》里的信誓。他对自己辞官遁世的选择似乎很庆幸，与友人一再谈起。他给谢万的信里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他还劝一位朋友：“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王羲之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内外孙有十六人。在家，他植桑栽果，率诸子，抱稚孙，游憩其间，有好吃的果子，摘下来与子孙分食，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天伦之乐。他寄情于山水之间，也热衷于药石之道，为了这两大爱好，他遍历东南诸郡，往往不远千里，穷名山，泛沧海，感叹道：“我终将快乐而死！”
王右军是否“快乐而死”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在他一再唠叨的话题背后，是否隐含着另一种情结？据《世说新语·仇隙》说，羲之“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他是升平五年（361年）去世的，离誓墓辞官时隔六年。也就是说，在这六年间，他表面上纵情山水，而内心至死都没有把自己与王述的那段芥蒂恩怨放下。明朝张溥评论此事说：“逸少与蓝田抵牾，愧叹谢病，犹逐翰音而未睹登天者也”，也是惋惜他想学名士的超脱而没有学到真精神。王羲之写过“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的诗句，但在与王述的关系上，他不但未能“忘求”，反而一再“争先”。他的《兰亭诗》早就说过：“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但自己最后还是“未能悟”，缠夹进一场无谓的是非，贻笑于时贤，见讥于后人。难怪近人钱基博一针见血地指出：“羲之身在轩冕，哀乐未忘；不如陶潜之胸次浩然，亭亭物表也。”比起陶渊明，王羲之还差那么一截儿。
（本文摘自《三声楼读记》，虞云国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