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在美国谷歌公司的总部任职，有一天他告诉我，上班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个每隔十秒就要“嗷”地大吼一声的人。这个人在食堂吼，在走廊吼，走在外面也吼，让他觉得摸不到头脑。
表弟是美国东岸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说班里有个美国学生好多单词都不会拼，即使是最简单的也要拼很多次才能拼对，和他一组做案例总是磕磕绊绊的，但小组里的其他美国人却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我自己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女生朋友跟我说，班里有个男同学总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嘴里似乎念念有词，考试的时候全班都在认真答题，而他竟然趴在地上写卷子，这个看起来很爱哗众取宠的人，老师却从来不管他。
每当听到有人说起类似的事情，我都会告诉他们，一定不要报以异样的眼光，因为对方很可能是有障碍人士（disabilities）。很多人可能觉得难以想象，在世界著名高校和企业居然都有相当比例患有各类障碍的学生和雇员，事实上，他们与坐轮椅的人一样都属于残疾人（handicapped）。不过，如今在西方社会更倾向于使用“障碍”这一中性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障碍”这一概念包括各种类型的生理与心理损伤，本文想要着重讨论的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是其中的一种。
学习障碍既可以是肉体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例如我曾经在斯坦福图书馆里频繁遇到一个自习的男生，他电脑屏幕上缓缓飘过的单词每个都有手掌那么大，很显然是一个弱视患者，而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拼写困难和注意力难以集中则属于精神上的学习障碍。这个人群有多大？标准和统计方式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根据美国教育部2010年的数据，20%的美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而另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在美国有大约5%的儿童有学习障碍，而其中大约4%还同时患有多动症。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460万学龄儿童被诊断患有学习障碍。有些人的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善或消失，也有人终生都不能痊愈。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样的人群是在斯坦福大学念书的时候，学校的无障碍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Accessible Education）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份中文辅导教师的工作。因为有一位患有阅读障碍（dyslexia）的学生向该中心要求中文辅导，一般来说，能够成为这里的辅导教师需要经过一系列集中培训，但是因为没有现成的中文教师，为了能让这位学生早日获得帮助，学校决定让我一边教一边受培训。在美国大学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只要提供医生的证明，就可以享有很多普通学生绝对没有的特权，比如申请学校提供额外辅导、要求晚交作业甚至延期考试等等。一般来说，美国大学的语言课都配有讲师和助教，但是学习障碍的学生可以向学校要求额外帮助，比如斯坦福就可为学生配备一对一的私人辅导老师。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有专门的经费为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资源，不仅免费，也很注重保护学生的隐私。在接受了这份工作以后，签署协议以前，我不知道任何有关学生的细节——只知道这是一个“她”。学校的保密协议要求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起在辅导的学生是谁以及此人有何种学习障碍，不能透露她在辅导期间的表现和学习时候的任何细节。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学生不主动对别人提起的话，她有学习障碍并且接受个人辅导的事情可以说是完全保密的。
除了尊重学生的隐私，维护他们的自尊心也非常重要。培训的老师曾对我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许多拥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都有多动症，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种病的患者很难长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并且行为往往与常人有异——例如频繁走神、做小动作、在教室里踱步等等。如果在辅导的时候学生有任何“奇怪”的举动，只要不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就不动声色地进行下去——有的学生会把你正在写字的纸页撕掉，你可以拿出另外一张纸继续写，如果学生把你的水笔拿走了，你就再拿出一支新的……我想朋友口中那个趴在地上写考卷的学生很可能有ADHD，因此老师才会给予额外的理解和宽容。
我辅导时间最长的学生是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美国女生，她在学习中文时不能正确地把看到的汉字读出来，经常脱漏字句，背诵和复述中文会话对她来说也很难，经常会把问题和答案张冠李戴，或是把这个对话中的字句移花接木到其他对话里，导致整个句子不知所云。而我们每次见面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大量的重复练习，一个普通学生练习10次的对话，我们可能需要重复100次。如果正确的对话如下——
“你今天去图书馆吗？”
“我今天不去图书馆，我要去车站。”
我们的练习过程大致如下——
“你今天去图书馆吗？”
“我明天……”
“没关系，‘我今天不去图书馆，我要去车站’。你今天去图书馆吗？”
“我今天不去车站……”
“没关系，‘我今天不去图书馆，我要去车站’。你今天去图书馆吗？”
“我今天不去图书馆……我去……”
“ 没关系，‘我今天不去图书馆，我要去车站’。你今天去图书馆吗？”
“我今天去图书馆……”
“没关系，‘我今天不去图书馆，我要去车站’。你今天去图书馆吗？”
“我今天不去图……图……”
如此大量简单的重复练习是一种对毅力的考验，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往往非常敏感。如果你在辅导时逐渐失去耐心，学生会很快地察觉到并因此产生挫败感，所以不管练习多少次，都要保持像第一遍那样精力充沛、和颜悦色，除了停下来做做讲解或者说几句调节气氛的话，剩下的时间就是一遍一遍地练习。有时候学生的反应会让你觉得无论练多少遍都是徒劳的，当他们说对一次的时候，千万不要开心得太早，因为这可能只是偶然，再问一次他们又会说错，但我会一直和学生练下去，直到她完全掌握并说“啊，今天我的舌头要死掉了”。有学习障碍的人往往还有其他身体或是精神上的疾病，这位美国女生就经常因为不舒服临时改变事先约好的辅导时间，或是要求重新调整辅导计划，而我也会尽最大努力配合。
在无障碍教育办公室所发的辅导材料中，详细列出了阅读障碍和多动症常见的症状和应对方法，因此无论学生有什么样的表现，我都能处变不惊。初到美国还没开始做这份工作时，也不难发现周围有很多有障碍的人，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令人惊讶的是，每个人都给予障碍人士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也都显得很有自信，在要求特殊照顾的时候理直气壮，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培训我才知道，许多有学习障碍的人都有很高的智商，比如爱因斯坦就是学习障碍的患者。其实，他们只是拥有不一样的学习方式而已，学习不一定是正襟危坐的，学得最省力的未必是学得最好的，更未必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
在美国和这群特殊学生有了密切接触之后，我常常想到生活在中国的这一群体。相信每一个在中国受教育的孩子都有过一两个有学习障碍的同学，但他们往往被贴上调皮、懒惰、笨甚至是品质有问题的标签，从小被老师和家长批评，或是受到同龄人的鄙视和嘲笑。因为没有得到治疗和帮助，在成长中缺乏来自周围人的理解和爱护，许多人的天分和潜力从未被开发出来，甚至可能一生一蹶不振。
上小学的时候，我曾有位同桌是个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大叫一声的小男孩，当时有些老师会跟着班里的同学一起哄堂大笑，也有的老师会严厉地让他“忍着点”或者“小点声”，我也因为不胜其烦而对这位同学敬而远之。直到在美国读书期间开始对各类学习障碍有所研究，通过查阅英文资料，我才知道这种病叫做Klazomania，是强迫症的一种，患者往往还患有脑炎或是其他疾病，这种病在1925年就被西方认识，而如今在中国还鲜为人知。
国际学术界最早开始关注 “学习障碍”是在196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探索知觉障碍儿童的问题”（ Exploration into the Problems of the Perceptually Handicapped Child）会议中，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和障碍儿童的父母达成了共识——承认障碍儿童亟待来自社会的帮助，而会议上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科克博士（Dr. Kirk）在自己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学习障碍”这一概念。
在1973年美国颁布的《康复法案》第504节（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中对障碍人士的定义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学习障碍者。法案中明令禁止在就业和教育领域歧视学习障碍者。学习的权利被视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可以就读专门学校，而一般的学校也可以提供丰富的辅助资源。企业不但不能歧视障碍人士，雇佣障碍人士还可以得到减税。障碍人士受教育和就业的权益得到保障，还可以得到来自政府的经济支持。
除了立法保护和政策优待，宽松与友好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西方国家普遍把关怀和支持社会边缘群体作为文明的标志，而所谓的边缘群体主要就是指障碍人士、有色人种和LGBT群体等。无论法律保障还是政策支持只是一个大前提，尊重与包容障碍人士应当是一种社会风尚。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同桌的小男孩，他的样子在记忆中已经很模糊，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或许他很聪明，如果在充满包容的环境里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也许也能到著名学府里学习、找到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我在硕士阶段辅导过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而博士阶段做中文助教的时候，班里也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对于他们，我充满了敬意，因为我曾经也是不理解他们的一员，因为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走进了最高学府的大门，也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或者比我们拥有更多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