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诗人、作家庞余亮出版了新书《有的人》，书中讲述了三流诗人彭三郎、白若君和陈皮的中年际遇。父亲这个角色将如何完成代际的更迭，作者为夹在中间的中年一代彭三郎设置了种种困境：难以逃脱的劣迹斑斑的父亲带给他的阴影，孩子生病需要钱，情人怀孕……
庞余亮开篇写“父亲是最孤独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先死”。他认为，在中国，每一个儿子成长所需的最残酷的代价就是父亲之死，父亲过世，是一个男人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小说当中有关于父亲的一个话题，朱自清的《背影》我们总是看到父亲的背影，但是我们没有把父亲爬过站台的那个胖胖的身子掰过来，直面跟他对视，看看父亲的眼里有什么？父亲的表情是怎样的。我觉得看着父亲的背影我们永远长不大，永远超越不了。这个小说有一个野心就是想把父亲掰过直面父亲。”庞余亮说。
7月28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我们如何做父亲？又该如何做儿子？”的分享会，《有的人》作者庞余亮、作家毕飞宇、《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刘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就《有的人》进行了对谈。
分享会现场
在小说中用诗歌“结绳记事”
毕飞宇也谈到自己的写作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写写知识分子和诗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对写作这两个群体抱有很强的恐惧心理，我不知道一写下去之后什么时候头才能冒上来。王干老师讲在第五代电影导演里面父亲是缺失，我们回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就会发现，诗人这个形象在当代文学里也是缺失的。”
毕飞宇
毕飞宇认为庞余亮的《有的人》功莫大焉的是在当代文学史中补上一个彭三郎这样的形象，他认为《有的人》看似是讨论父与子的关系，而在他看来，这个作品更多在讨论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这才是小说最要紧的地方，现实的生活如何让一个成长为有诗心的人并努力去完成他的诗，然后现实出现了种种困境，他试图去抗争并头破血流，到最后他选择了向生活妥协。”毕飞宇说。
毕飞宇谈到自己年轻时也曾像庞余亮一样希望成为诗人，但是因为自己太早知道诗的难，所以果断放弃了诗歌，心甘情愿做了一个小说家，“做了小说家之后我的气顺了，我的力量也顺了，可我始终想在小说中梳理一下自己当年企图成为一个诗人却又离开了诗，然后在保留一颗诗心的同时如何去写小说，如何去阅读诗的过程，这个愿望庞余亮替我完成了。”
庞余亮在叙事汇总穿插很多诗段，第一章彭三郎得知儿子住院看病需要“小几十万”时，突然在叙述中插入一段诗：
十一月我交出硬如顽石的骨头
十二月我交出我乱如麻绳的血管
我还要在寂寞的一月交出我更为寂寞的皮肤
在哑巴的二月交出我的书本中的头颅
在写了一章彭三郎对于青春的回看后有一段诗：
那些灰白的乌鸦在我的身体里面飞来飞去
还拉下不少灰白的屎，一行行，像诗。
但以后不写诗了，除了生活，除了乌鸦
即使是乌鸦似的主题在大吵大闹
可谁也听不见，我们是哑奴，被关在冬天的瓦盆里
倾听着这寂寞的卑贱的初春
刘颋认为，在庞余亮的这一部关注生活和精神走向的作品当中，诗歌是他用来结绳记事的一大法宝，诗段和诗句的出现都是他抵抗生活的平庸，抵抗向生活投降，抵抗坠落的一种力量支撑，他用诗歌在生活中打个结，留存住他的思想。诗歌在这个文本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结构和叙事的作用，此外也完整了小说结构的功能。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杂糅
《有的人》每一章节的名称都是比较虚的，如“有的人还在地球上”“有的人想发财”“有的人喜欢钱”“有的人是孝子”，单看这样的章节名称让人不知所云，而实际上这二十万字是前后逻辑贯通的一个故事，只是某一章节的情景关涉某个主题。比如“有的人是孝子”中写的则是彭三郎回忆给父亲彭永强守孝时的事。
王干谈到，现在很多年轻作家的写作太强调现实主义，但是很多作家写的太“实”，“其实现实主义小说一定要腾空，就是一定要有小说之外的意义和信息。”王干说，“比如腾空的小标题，里面有诸多的时代的元素，我们有关于生命的焦虑，关于疾病、死亡、财产的焦虑等等都贯穿其中，这部小说它是一个语意丰富，指向天空的小说。”
毕飞宇也谈到，中国长篇小说常有一个特点是小说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容易出问题，“气息撑不住，尾巴永远像一个小绵羊一样，短短的肥嘟嘟地耷拉在屁股后头，我称为长篇小说三分之二综合症。但是《有的人》中后半部分写得更好，这是我格外喜欢这个小说的重要原因。庞余亮小说在后面表述方法发生了改变，前面写彭三郎用的是第一人称他或者彭三郎，但到了后半部分叙述的人称突然就乱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甚至代号小P交替出现，这种转换跟它叙事的策略是有很大关系的。与此同时在前半部分严格按照时间线性往前推，后面的部分时间和空间的切割相对来讲更加自由，另外一点从语言的风格上来讲，前面的部分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的风格，后面的那个带了很多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这个小说里面呈现不同小说的风貌又使得这个小说看上去就更加完整。”
《有的人》
消化掉你的亲生父亲与精神父亲
王干从最近上映的电影《邪不压正》谈起，他谈到电影中李天然面临的一个困惑是谁是他的父亲，他有洋爸爸、有中国爸爸、有师傅，但是电影里面始终没有出现他真正的父亲在哪里。“关于父亲思考，从第五代导演到姜文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父亲常常是缺席的，比如《黄土地》《红高粱》。”
刘大先谈到《有的人》在小说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寓言，彭三郎的父亲彭永强其实是非常无能的，是个色鬼也是一个酒鬼，没用的父亲，这是感受中一个衰败无能的父亲形象。然后在彭三郎1985年上大学的过程中，他找到了新的父亲，是一个文化上的父亲和精神上的父亲，这个父亲可能是海子、是诗歌。《有的人》中陈皮则代表自我的成长，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父亲，当然这个父亲在90年代市场经济到来之后，这又引发出一个父亲诗人已死，市场经济到来的一个命题，即精神上的父亲面临死亡，是这个时候他怎么样才能获得自己的成长，这一个人在时代当中如何成长的问题。
讲座的最后庞余亮回到“我们如何做父亲，我们又该如何做儿子”这个话题，他谈到，在写这个书的十年过程中，他去过无数次敬老院，主要是民办的敬老院，“你到了民办敬老院之后你就知道一个晚年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我们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以及我要如何做儿子。这两个话题是同一个话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在过程当中要不停地把父亲消化掉，消化你的亲生父亲，消化你的精神父亲，消化完了之后你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儿子，否则你不能成为儿子，你只能复制，复制父亲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