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是世界史上巨大的事件，它不仅给日本和俄罗斯国民，而且给朝鲜和中国国民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的俄罗斯、苏联和朝鲜问题专家和田春树的《日俄战争》是首次在全面调查日本、俄罗斯、韩国资料的基础之上所做的研究。本文介绍了欧美、韩国和日本的日俄战争研究，即摘自《日俄战争》一书（易爱华、张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欧美和韩国的研究
欧美的研究也全部是在不知希曼斯基调查书的情况下，受罗曼诺夫研究影响而做出的。在欧美被视为经典著作的是马洛泽莫夫的《俄罗斯远东政策1881—1904》（1958年）。马洛泽莫夫是俄裔美籍学者，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卡纳教授的讨论班上崭露头角，可惜英年早逝，这本书成了他的遗著。当然他也不知道希曼斯基，未能调查苏联档案馆中未公开的文书。他彻底分析和归纳了公开的资料，精心查阅了欧美诸国公开的外交文书。马洛泽莫夫注意到库罗帕特金日记在1903年8月22日（9日）记载有皇帝和库罗帕特金一致赞同应该将别佐勃拉佐夫从窗户扔出去。他结合主战派的别佐勃拉佐夫于1903年秋失势的情况，提出了俄罗斯政府整体希望回避战争的主张。
威斯康星大学的麦克唐纳于1992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俄罗斯的统一政府和外交政策1900—1914》在资料上没有太大进展，也采纳了马洛泽莫夫的主张。在日本，我最先采纳这一主张，在几部概论性质的书中写到了这点。这个主张的共通之处在于，在开战前夕，俄罗斯已经没有了主战派，俄罗斯没有战争的打算。这个主张本身是正确的，但对别佐勃拉佐夫的理解以及别佐勃拉佐夫失势说都是错误的。
继马洛泽莫夫之后，出版的著作还包括夏威夷大学外交史教授约翰·怀特的《日俄战争外交》（1964年）。而日俄关系史研究巨匠列森虽然没有留下关于日俄战争的研究，但他撰写了《阴谋的平衡——围绕朝鲜、满洲的国际角逐1884—1899》（1982年）和《俄清战争》（1967年），还公开发表了与亚洲相关的日俄外交官名录以及各种资料，成绩斐然。不过，在欧美著述中，应数日英关系史专家、伦敦经济大学教授伊恩·尼什的《日俄战争起源》（1985年）最为杰出。尼什不仅对美英外交文献做了广泛研究，还通晓日语文献，并且吸收了俄语文献，因而做出了最为平衡的统合性说明。不过，总的来看，他的局限在于，他有对俄罗斯的膨胀主义过于严厉，而对日本的膨胀主义过于宽松的倾向；另外，他对俄罗斯的内部情况因受到英国外交官、记者看法的影响，往往停留于表面，对朝鲜的内部情况则几乎没有关注。
荷兰学者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撰写的《面向旭日——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和通往对日战争之路》是新的研究。作为欧美研究者，他最先在俄罗斯的档案馆认真查阅史料，提出应该关注的视野。这部著作出版于2001年，直至此时，希曼斯基的调查书才得到研究者的参考。然而，该书却完全忽视了别佐勃拉佐夫，没有充分地利用史料调查。此外，美国的俄罗斯军事史研究者布鲁斯·梅宁长年深入研究俄罗斯的陆军部文书，其最新论文《误算敌人的力量——战争前夕的俄罗斯情报机关》是相当出色的研究，对我颇有帮助。
在韩国，早期有汉阳大学教授辛承权的英文著作《俄日围绕韩半岛的斗争1876—1904》（首尔，1981年）。该书慎重地使用了苏联公开的资料和日本外交文书，是优秀的研究。辛承权主张俄罗斯对朝鲜政策一贯消极，日本则一贯积极。而曾以俄语在俄罗斯出版著作的朴钟涍于2002年将其在俄罗斯档案馆调查发现的有关韩国的文书内容概要在首尔出版。书中收录了俄罗斯帝国外交档案馆的文书，其中有与日俄战争相关的史料的介绍。虽然这些都只是一则则史料的简短介绍，但玄光浩系统地利用这些史料，与韩国、日本的史料一同进行分析，写出了《大韩帝国与俄罗斯以及日本》（首尔，2007年）。这本书虽然用功很深，但由于玄光浩完全没有阅读俄罗斯的文献资料，因此算不上很充分的研究。在这点上，长期在俄罗斯从事研究的崔德圭在以俄文写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用韩文撰写的《帝政俄罗斯的韩半岛政策1891—1907》（2008年）堪称一流成果。该书基于文献资料，对维特与俄韩银行、鸭绿江利权问题、马山问题、海军增强问题等进行研究，有了新的发现。
日本的研究
在日本，关于从幕府末期到日清战争为止的日本对朝政策，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即1904年朝鲜总督府隐去作者姓名出版的《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下二卷，实际上该书作者是田保桥洁。该书不仅关注日本、清国、朝鲜，还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资料，甚至还浏览了欧美外交文书，是非常正规的研究，确立了人们对事实关系的基础认识。书中正面研究了朝鲜国王高宗与俄罗斯接触的情形。这本书于1963—1964年再版，被广泛阅读。
即使在战后的日本，日俄战争的研究也并不受历史学家的喜爱。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述有古屋哲夫的《日俄战争》（中公新书）和山边健太郎的《日韩合并小史》（岩波新书），两者均于1966年出版。这两部著作都强调了日本的侵略性，对很多人来讲，这一点形成了他们的常识。
同期还出版有外交史学家角田顺的《满洲问题和国防方针》（1967年）。该书使用政治家的文书和欧美外交文书，研究了田保桥洁著作之后的问题，即从义和团事件和桂内阁成立到日俄战争为止的时期，被认为是极为缜密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角田顺的研究重新论证了日本传统的历史形象，为司马辽太郎的小说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他的观点的前提是，俄罗斯一贯的南下政策对开战负有责任。他提示出了这样一种构图：日本方面为了与之抗衡，桂、小村等少壮派“抑制住元老的对俄绥靖论，主导了开战”。
关于日清战争，1968年出版了中塜明的《日清战争研究》（青木书店），1973年出版了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岩波新书）。这些书都指出了日本的侵略性，大致形成了历史学家的常识。
进入20世纪80年代，佐贺大学的佐佐木扬正式使用《红色档案》中收录的俄方资料，并涉猎英国、中国的外交史料，不断发表了有关日清战争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基础性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森山茂德于1987年出版的《近代日韩关系史研究——朝鲜殖民地化和国际关系》，这本书是在他向东京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使用了新的朝鲜关系的外交资料，将田保桥洁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不过书中对俄罗斯的讨论仅依赖于马洛泽莫夫的成果，没有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1995年，京都大学的高桥秀直将《通往日清战争之路》一书付梓。这本书的观点也可见于司马辽太郎的著述，它对日本的近代化和大陆国家化（译者注：地缘政治学上的一个概念，与“海洋国家”相对，指国土的全部或大部分位于大陆，重视陆上的交通、生产，努力维持、扩大领土的国家。）不可分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是一本以修正中塜明、藤村道生的经典研究为目标、颇有争议的著作。高桥秀直提出了三个问题：明治国家是否一贯以大陆国家化为目标；对于日本的资本主义进程，大陆国家化是不可欠缺的吗？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否逼迫日本在跻身帝国主义国家或沦为（半）殖民地两种选择中必选其一？高桥秀直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在结论中写道：
到日清开战为止，明治国家的外交路线并非以政治上向亚洲膨胀和大陆国家化为目标。其财政路线也并非军扩至上主义，而是立足于重视健全财政原则的“小政府”路线。日清开战不是明治国家既有轨迹的延长，反而断送了它的前程。与之相比，开战最重要的是出于内政上的原因，在开战当时，政府既没有对战争前途的展望，也没有制定出今后的朝鲜政策。
高桥根据资料仔细梳理了决策者认识和判断上的变化，得出了这一结论。然而，当政府内部有主流意见和非主流意见时，他更重视主流意见，没有关注同时支撑两者的共通的认识基础。另外，他也没有关注到主流意见通常有本来的愿望和当前政策上的现实主义这一双重构造。高桥的研究仍需要更为缜密的论证。
几乎同一时期，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千叶功和伊藤之雄挑战了角田顺关于日俄战争的构图，推进了相关研究。千叶功和伊藤之雄在1996年左右集中发表了研究成果。昭和女子大学的千叶功在其研究日俄交涉的论文的结论中，主张尽管日俄两国都“希望满韩交换，却没能将这种想法公然传达给交涉对手国”，因此发生了战争。也就是说，“日俄战争是原本在具体的争执点上有可能妥协，但因双方交流不彻底，致使没能产生相互信任，从而引发的战争。”千叶功发现了《大阪每日新闻》翻译介绍的阿巴扎公开发表的远东委员会秘密文书集，并将其运用于研究中，作为日本史学家，他所做的努力令人敬佩。关于日本方面的内部论争，千叶功主张所谓的“满韩交换论”和“满韩不可分论”并不对立，他以此为核心立论，主张桂、小村等少壮派和元老派的对立不是本质性问题。千叶的学说被井口和起以及原田敬一的岩波新书采纳，影响很大。千叶1996年的两篇论文被收入2008年出版的著作《旧外交的形成——日本外交1900—1919》（劲草书房）中。海野福寿的《韩国合并史研究》（2000年）是阐明日俄战争初期日韩协定书签订过程的重要成果，其中也采纳了千叶的学说。
京都大学伊藤之雄将其研究汇集成《立宪国家与日俄战争》（木铎社）一书，于2000年出版。伊藤之雄肯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对俄绥靖路线和桂、小村路线的对立性，但认为伊藤、山县等人的路线有充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主张“桂内阁、藩阀中枢等日本政界要员做好了日俄开战的精神准备，没能读出俄方对日态度软化的信息，从而丧失了避免战争的机会；日俄开战的要因在于日俄双方的动向和相互误解”。伊藤之雄与千叶功一样，猛烈批判了角田顺的俄罗斯观。
批判角田学说的气氛还扩展到了俄罗斯史学家中，稻叶千晴在数篇论文中指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回避的，并论述了日本由军人主导，“无疑正是日本积极地踏出了战争这一步。”此外，写过探讨英国外交文书的论文的广野好彦，从小村寿太郎与麦克唐纳驻日公使的谈话出发，主张“小村并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至少可以断言，在俄罗斯的修正案送来之前，他是希望和平地解决日俄纷争的”。
对此，俄罗斯—苏联外交专家、庆应义塾大学的横手慎二在2005年的《日俄战争史》（中公新书）中写道：19世纪末，面对俄罗斯租借辽东半岛和马山港地区的动向，绥靖论者山县有朋的对俄观发生了变化。横手慎二进而强调，“日本的政治领导层曾经追求回避战争的可能性”，然而“日俄两国到最后也没能克服围绕韩国在利害上的对立”。对于这种现象，横手以“安全悖论”（securitydilemma）这个概念进行了说明。“在对立的两国之间，一方若是增加了自己的安全，就会增加另外一方的不安，很容易产生恶性循环。”日俄两国就陷入了这种悖论中，“日本的实力处于劣势，除了发动战争之外，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不用说，横手慎二对千叶功、伊藤之雄的“修正主义”持批判态度。
另外，以日俄战争一百年为契机出版的著作，除横手慎二的作品之外，最新出版的还有山室信一的《日俄战争的世纪——从连锁视点看日本和世界》。该书视野广阔，在日俄关系问题上也挖掘出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