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
一
1975年7月15日，在起笔数十年后，梁漱溟最终完成《人心与人生》，自觉“平生大愿基本上可了”，随后开始整理存信，以自记或批注的方式订正写信日期，交代相关背景。此时他已年过八旬，民国时期的师友多已过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追随者也所剩无多，且星散于各地，各人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命运多舛，多已是积年不得相见。故梁漱溟整理往来书信，除个人性的交待后事外，亦有怀念友人、为过往的团体生活留存见证之意。
这一用心为梁漱溟长子梁培宽所体察与继承。他穷多年之力，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以梁漱溟藏信为基础，并在刊物、书信集、文集、图书馆藏手稿乃至拍卖会、网络中苦心搜集梁漱溟往来信函，本次（第四次）梁漱溟书信结集共收信七百六十一封，比之前多三分之一强，可谓目前最完备的梁漱溟书信集。
“往来书信集”中，“来”的部分相对较易编订，多只要掌握收信人个人藏信即可；“往”的部分则不同，因为寄信对象不一，分散于众人甚至众多机构之手，除非写信人有存底稿或另行誊录习惯，否则搜集匪易。梁培宽历时多年，苦心搜集，且又因存有数十封梁漱溟家信，终使此编《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往信与来信数量几乎平分秋色，篇幅则尤有过之。而通过将往信与来信互相连接，梁漱溟的人际网络与互动过程得以完整呈现，他的学行与精神面目也因此更为清晰。
信件亦可算一种文书，有其物质形态与文体格式。编者对此颇有自觉，表示“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即在文字排版时尽量保持原信款式与书写形式，包括天头地脚、抬格、以小字书写、随信批注等，编者并考订写信时间、注释信件相关人事与时代背景，与梁漱溟年谱实可并观。有些亲属关系的考订，非梁漱溟家人实难着手。凡此皆为此次书信结集的优长处。
梁漱溟一生以“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为目标，只要可能，即生活于“朋友团体”之中。编者体察此点，以“亲师取友”为梁漱溟一生的关键线索，前言题目即作“创造朋友团体，永念师友情谊”，以此作为编注书信的基点。编者将梁漱溟往来书信按照师友、有关人士、政界人士及有关机构、家人四类分别编排（每类内部大致以时间为序），如同以梁漱溟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亦形似传统学案体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的次序。另外，往信与来信并未混排，而是分列上、下两册（梁漱溟家信例外，置于下册最后），上册以梁漱溟为唯一主角，以免其他人喧宾夺主。
梁启超致梁漱溟，1925年10月1日。
艾恺致梁漱溟，1980年2月26日。
此种以梁漱溟为中心的编排，利于展现其精神面目以及生活世界的层次，但亦有弊。往信与来信分排，则寄、复信的对应关系被割裂，查找颇为不便；书信分类编排，则不可避免会将同一时期的书信编入不同类中，与只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书信集相比，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信件的相互关系的揭示略显不足。而人与人关系性质难定，且每随时间发生变化，故对通信人物分类实颇为困难，间有可商可处——如师友与有关人士的区分，似以是否与梁漱溟保持一致为界，蔡元培与马一浮都仅列为“有关人士”，颇有门户之意。故读此书信集时，应将分类做暂时的权宜看，不可太过拘泥。
不过，这是以今日的“学术标准”而做出的判断。梁漱溟一生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学问中人，乃是“问题中人”，并有“悔不该误入知识分子丛中”之慨。笔者想，以上对这一书信集的“学术价值”的探讨，在梁漱溟眼中，大概仍是不脱“知识分子气”的表现吧。故对梁漱溟的往来书信，首先存在个读法问题，本书信集不当仅以“学术史料集”为标准，其异于一般“学术史料集”的地方，乃至让专业学者因不合体例而生出的龃龉感，或许正是进入它乃至梁漱溟本人的关键点。以下笔者结合自己对梁漱溟学行的理解，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摸索性想法。
二
梁漱溟跃上时代舞台，始于1920年代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这本他后来认为“甚多错误，其可存者不足百分之五六”的演讲集为当时“东西文化论争”开辟了新视野，一举奠定了他在五四后新思想界中的地位。但之后不久，梁漱溟以西式大学分科教育忽视人格养成，学院生活割裂知行，决定离开北大，聚徒讲学，以“人生向上”为宗旨，“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
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期，1921年。
这是一个非常“梁漱溟”的选择：“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底要求，而以他作出发点”，“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此后直到1949年，他一直生活在自愿结成的朋友团体之中，以“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自许。友朋亦认为“梁先生以宋元讲学之风倡导于世，师弟之间，纯以感情相熏陶，大异今日烦闷枯窘之学校教育”。
此种“纯以感情相熏陶”，以公开的互相规箴与个人自省为基础。《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此方面书信颇多，仅举一例。1930年，黄艮庸致信梁漱溟，认为“吾师一向的精神态度，全体甚好；唯微觉仍有几分客气，此即生对吾师未放心处。青年易为气所动，稍一不慎，恐人人以意气相高，而恻怛悲悯之怀无从以见。然恻怛悲悯之怀乃村治运动之真骨髓”。梁漱溟阅信后自记：“黄君之言深切吾病，读之不胜警惕。……余一向以矜气浅衷，改化不易，既贻朋友忧；今出与一般社会接，对社会立言，感应捷于影响，犹不知戒，则于今日天下拂乱强戾之气将适以益之，其何能以回众人察理向善之心？吾诚过矣！用志于此，愿改吾过，并以谢当世君子焉！”
这种朋友相处的方式以及流露出的精神气息，近于明清以来儒者的省过会，通过传阅日记与书信、填功过格、写自讼词等方式各自诚意正心并互相砥砺；但也未尝不可以视为五四精神的自然延伸——“团体的生活”就是“德先生”的基本含义之一，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结成互助性社团，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集体自省，砥砺学行，亦明确见于恽代英、毛泽东等五四青年。这也就意味着儒家与五四混溶在梁漱溟的精神与生活之中。
三十年代从事乡建运动时期的梁漱溟
梁漱溟身上儒家的部分学界已谈过很多，我仅说说五四的部分。五四是个将公与真诚视为至高价值的时代，当时的精神宗旨是“私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经济，不管是婚姻问题，什么都得公开谈出”（周太玄语）。这也就意味着，梁漱溟这一时期大量的友朋通信，绝不可仅作私信看，它们不仅在形式上往往在友朋中传阅（写信人亦经常明确指定请某些人过目），且就写者与读者的状态与精神而论，它们本质上都是“公信”，以内外、人己融合为根本前提。
在我看来，这向读者提出了直接的要求。首先要明确的是，团体生活以交往与对话为本，文字不过是偶然遗留的痕迹，有其限度。如梁漱溟所说：“写出的东西是静的，与觌面说话甚不相同，往往不能唤起应有之反应。同一句话，写在纸上不如说在口上。同一口说，在面部精神上有多少差别，而反应因之而异。”而有些问题“非寸笺尺牍所能回答，须当面谈话，逐言追语，方能启悟对方”。故书信中的梁漱溟，与在团体生活中的梁漱溟，实有不容忽视的距离。读《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要理解文字，但不可住于文字，而要以此为起点，尝试从文字的缝隙处感受当时活泼泼的师友交往，以把握流贯于团体生活中的生命与精神。
这里还有个文体问题。梁漱溟的信，亲切自然如与人对晤，这既是天性流露，也是自觉选择。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白话文欣然接受，强调“用白话即语体文便易得亲切，易得朴实，用文言古语便难收此效果”。“踏踏实实、语语真切”，“断不要玩弄笔墨，失去自家朴实神态”。在他看来，文与人一体，文风之风，即君子之德风之“风”，“明白易晓”的白话文，完全可以蕴藉儒家式的德行。这自然又是儒家与五四混溶的结果，而这一文体与文风，亦提示了当时友朋生活的真切气息。
三
当然，对我个人阅读而言，最感触动的，仍是书信中所见到的梁漱溟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单封书信多针对特定事项，为应机之作；但正因为是在特定的人与人交往中留下的文字，有着被任何观念或原则所无法抽象掉的鲜活性，故就阅读体验而论，这些书信如同包含着特定场景的故事化的语录，让梁漱溟讲述乃至提示的道理自然而活泼地流露出来。更进而言之，阅读时多封书信顺次呈现，互相提示，梁漱溟与他的朋友的一些主题、观点、表述方式乃至姿态、语气反复出现，他所处时代的面貌与特征也随之显现。而在个人与时代的对待乃至对峙中，梁漱溟的生命状态与精神最终透了出来。
仅举个人触动颇深的几个例子。首先是出处语默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处于持续的危机之中，在高度的不确定与紧张中做出知行选择，需要的是对整体历史与个人处境的深刻分际感。而在此种危机时刻，不同人对知、言与行的关系的把握，最可见各自心性与时代气息。
梁漱溟书信中即留有不少此方面的痕迹。1949年，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大陆获胜，对大部分民国知识分子来说，都面临着去留出处的问题。梁漱溟选择在重庆静候大军南下，并先后向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澜表示自己在新时代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理由是：“迨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证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更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表示：“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他虽一贯主张知行合一，但在此一历史时刻则谨守知、言与行的分际——若直接的知行合一已不适宜，则转而寻求以言语为行动，达致知言一致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若并此而不能为，则闭门著述以俟后世。
1948年，梁漱溟于重庆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此时避往香港的唐君毅的看法则不同。他复信梁漱溟，认为梁漱溟以“与人为善之精神，长居于坤位，而不能被自觉以居乾位”。对此他理解但不认同。他承认“殖民地岂可久居”，但“孔子亦尝欲居九夷”，“故此间但可一日居，即拟暂不返国内”。出于对大陆反传统的不认同，亦不甘心居于坤位，他宁可居于殖民地以追求“文化中国”式的主体性。姿态高亢而难掩悲心，对比梁漱溟的敬慎镇定，可看出二人心性之不同。
梁漱溟致熊十力，1958年。
另一时代转折则为“文革”。“文革”初期梁漱溟家被抄，他被赶往一间小厢房居住，四五十天不得自由。在答复各方关心的若干信件中，他不过说“我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 非常年代通信，或有不可多言之戒；但在“文革”之后，他在通信中述及此事，平淡之气不改，则可见此平淡非出于忌讳，乃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梁漱溟晚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他1974年因不肯批孔而遭到批判。他随后在书信中谈“受到围攻，虽不愉快，亦不气恼。人们讶之云‘纹丝不动，若无其事’，盖信然也”。此为逆境中的定力。其后两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随之结束。而在审判“四人帮”的会议上，他的态度是“未发言，固无必要也”。后有友人在信中批判毛泽东，他则表示自己1938年在延安时与毛泽东争论，“胸次轻松愉快，此情此景，吾一生再未有过”。认为“毛泽东本是古往今来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若“未亲接其人”，则“全然不晓得其人”，“缺乏了解”。在几乎相反的历史情境下，梁漱溟的态度是同样的不激不随，他“吾道一以贯之”之处因此得以呈现。
行文及此，不由想到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中的名言：“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阐释美德或者邪恶……微不足道的行动、言辞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因为他们是“灵魂的种种表征”。最后，补充阅读过程中遇到的梁漱溟的一个“微不足道”之处。
梁漱溟颇为关注写信人的笔迹与字体。他认为笔迹强弱反映气质倾向：“字迹嫌小，墨淡，气魄不足之征也。”字体潦草错讹则为心性粗率之征——故他不吝复信指出写信人“来信字体多欠正确……一笔一划不宜多，不宜少”。且每对书信中错字以红笔圈出并改正。在他看来，此虽小道，但所关者非浅。写字如人生，当时时主敬；人生如写字，当一笔不苟。
此亦可见偏于理学与偏于心学者修养之不同。梁漱溟曾收到唐君毅来信，看到其将“国”字写错：“可胜惊叹! 其他的字亦多难辨认，不能不加旁注。”“其人在楮墨间苟且随便至于如此。此似属末节小事，而可觇其人气质近于褊急草率，不为大器，使我嗟讶失望。”他赞张申府“好学深思”，但同时不忘补充其来信“字迹草率，难于辨认”。此等提示心性的细节颇多，读来颇有兴味。
梁漱溟寄宽恕两儿，1939年4月7日。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的末尾，是数十封家书。其中梁漱溟朴实恳切之态，一如其对友人，而又多了几分煦煦之仁。他在一封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表示：“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然就今日而论，此“不谋”倒是最大的“谋”，其子梁培宽以九十高龄而尽力编订乃父书信集，君子之德风，此即明证。
1941年于香港创刊之《光明报》，报名题字为梁漱溟墨迹。
最后是一点个人化的感触。1932年，《东方杂志》致函胡适、梁漱溟等国内精英知识分子，征求新年梦想，梁漱溟的回函很简单：“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可以瞻见之目的地，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来函所云‘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在我绝无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这是“九一八”后的第一个新年，中国存亡未卜，在危机达到饱和的时刻，他却仍能有希望与兴趣充盈。生在虽忧患重重但表面尚属承平的今日，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不怀着“希望与兴趣”，至少在阅读《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时该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