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级可以通过他们占有的财产来划分，但是这种“财产”中最重要的形式并不限于传统的物质与金钱所有物。相反，劳动市场中的“职位”塑造构成了最直接的财产形式。“职位”这个词本身只是一种比喻（尽管它广为流传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用来形容特定个体在特定工作条件下一系列恒定的行为模式。事实上，物质与金钱财产（property）也是一个类似的比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是面对特定对象和人物时的特定行动，而不是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的物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决定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是职位中的财产（property in positions）。物质与金钱财产（除了自有住所之外）集中在相当有限的群体手中，但职位财产却是在整个人群中塑造着阶级关系，并有很大的变动范围。经济斗争的实际细节就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
技术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带来了十分奇怪的结果。对大部分工作来说，技术要求并没有因此提高太多；只要一个人识字，大部分工作都能通过日常实践来学习。对内要求不同寻常的漫长训练或技能的专业工作十分罕见。“系统”并不会“需要”或“要求”特定的工作表现；它“需要”它得到的东西，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谈论当时当下事情如何发生的潦草方式罢了。人们工作有多努力、多灵巧、多聪明，这取决于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要求他们这么做，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其他人。技术进步能带来的是提高生产的财富总额，并让塑造职位财产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不是因为生产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增长的财富激化了对分配的争夺。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机器与组织技术已经十分强大，能让所有人都在付出相对较少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以十分舒适的标准生活。人们已经对此思索了许久，有时带着希望，有时对阻挠这一趋势的力量心怀愤怒，有时则害怕这会带来无聊和缺乏目标的生活。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转向由娱乐休闲主导，至少这种转向十分缓慢，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大部分人仍然每周工作很长时间；最高层的职位则需要每周花更长时间工作（这一群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每周要工作55小时以上）；已婚女性中有很大比例参与工作；许多人同时有几份工作（Wilensky，1961）。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想到，社会中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失业。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工作是财富分配的方式。为失业者提供保障的福利系统尽管面临许多反对声音，却对财富再分配作用很小（Pilcher，1976）。之所以有些人很富有，是因为他们或其家人的工作控制了财富最多的大型组织。其他人则在保障我们生活的组织财产系统中有着一席之地。失业者（或继承了边缘职位的人）对社会中主要的财产资源并无权力（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他们贫困的原因。
考虑到理论上能带来高休闲社会的技术管治论，关键问题在于：谁来控制它？答案很明显：在一个大众休闲的社会里，那些少数工作的人将会得到最多的财富。米歇尔斯（Michels，1949）发现，控制政党中行政系统的人能够获得最多的利益，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有类似的现象。正因如此，我们才没有转向一个高休闲的社会，尽管技术能力早已达到了这一程度。我们为或多或少很简单的工作建立了多余的结构，其中充斥着没事找事的闲职，不仅因为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这么干，也因为想要工作的大众带来了政治压力。因此，我们有着庞大的政府雇佣系统（包括教育），工会部门有着繁复的工作规章来保护自己，寡头企业中庞大的劳动力则不断保持繁忙，并寻找新产品来正当化自己的工作。实际上，休闲已被纳入工作本身。因此，技术进步并不会要求人人都要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时间的训练，而是会让组织要求变得越来越表面化和随意。
本斯曼和维迪奇（Bensman and Vidich，1971：5-31）提供了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得以转向这种“闲职社会”：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本身制造了现在被广为承认的“凯恩主义”问题，那就是如何保持消费者的需求，从而防止经济衰退。政府雇佣的大规模扩张正是这一问题带来的结果。另一个结果则是政府通过将越来越多的执照分配给连锁和专业寡头来为第三部门提供保障。在最大的制造业公司里也存在私人企业的闲职，这些公司有着较高的教育要求和复杂的职位分工，他们的休闲补贴是通过销售展会、激励项目和再培训项目来提供的。大型组织的控制部门哪怕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名义建立的，也会提高非生产的闲职部门比例。明确的计划和成本核算部门会将自己的成本加到组织身上，并将财富转移给自身成员；保险部门和执法部门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上上下下对控制权的争夺都证实，在组织的每一个层级都存在政治元素。保险公司接到的索赔越多，公司接到的工会和种族歧视投诉越多，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化部门就会不断增长，导致组织中有更多人卷入斗争来强化自己的职位财产。闲职部门因为人们争夺对它的控制而变得愈发庞大起来。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理性没能抑制这种浪费，让这么做的组织倒闭？事实上，在经济市场的主要部门里，这一过程并不成立。政府组织无须参与竞争，也很少会面临有效的让它们市场化的政治压力。大型公司恰恰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内部再分配，因为它们垄断着市场，而且通常还有政府政策作为保障；外部竞争并不能让它们降低内部成本，因为官僚组织的复杂性和股票所有权与直接管理之间的剥离让它们无需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技术管治论的维护者看来，恰恰是那些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因为技术变革而获益，而那些无法在市场中得到保护的小型组织则因技术的落后而面对动荡和相对贫困。这只不过是在用闲职部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重复它们的自吹自擂罢了。
在经济衰退时，谈论闲职的普遍存在和生产的“奢侈”或“浪费”本质可能看起来不那么协调，但只有在技术管治的意识形态下才是如此。通货膨胀和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也许恰恰是闲职系统的不公平所带来的结果。物质财富与休闲同时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另一些人则面临经济困难，同时可能所有人都内心焦虑；这在经济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技术带来的高生产力在经济危机中并没有消失，因为经济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上。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美】兰德尔·柯林斯 著，刘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