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看到北京市内部刊物《晚晴》（第6期）一篇梁某所写的文章中，有一段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如何建立的描述：“早在63年以前，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然而周恩来总理迅即提议：‘我们要成立一个专业的话剧院’，并且推荐由曹禺同志来担任院长。由于当时大家都以苏联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便取名叫做‘北京艺术剧院’。这件事传到了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那里，他主动请命要求由北京市来经办和管理。同时，他还建议剧院的名称上，‘要有人民二字为好’。为此，经过政务院同意批准，剧院归属于北京市来建立，来管理，并且最后定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初，梁某又在《北京青年报》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写道：“新中国建立不久，周总理立即想到并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话剧团体，很有必要。’他问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这个团体你们要不要?’彭真立即表示北京市肯定要，又表示：‘这个话剧团可以叫做北京艺术剧院，但是全国已经解放了，我们认为再加上人民两个字为好。’于是他在和周总理商量以后，正式确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彭真进一步请示由谁来当院长。周总理胸有成竹地摆着手说：‘就让曹禺同志来当院长好了，他很合适。’”（《作家文摘》后转载此文）如此绘声绘色的描述，似乎作者身历其境。对于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来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这样诞生的，而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1950年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0年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局部
鲜为人知的“老人艺”创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由北平市文委书记、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李伯钊率领的中国青年文工团60余人，随肖华将军为首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在参加1949年8月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在回国的途中，按预定计划在莫斯科停留半月，参观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剧场艺术建设的经验。文工团先后观摩了莫斯科大剧院、小剧院和艺术剧院的10余部经典歌剧、舞剧和话剧的演出，欣赏了乌兰诺娃（时年39岁）、列米谢夫、米哈依洛夫等著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访问了大剧院的附属芭蕾舞学校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等艺术单位。大家大开眼界，深受感触，而所见所闻均被视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李伯钊、贺绿汀、马思聪、金紫光等华北人民文工团（主要成员来自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和中央党校文工室）领导人，即着手筹划本团的转型，借鉴莫斯科大剧院的模式，将其改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隶属于北京市，并于1950年元旦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隆重的建院典礼。朱德、彭真、周扬、邓拓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以及文艺界名人欧阳予倩、洪深、萧三、张庚等出席并讲话。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含戏剧（歌剧、话剧、秧歌剧）、音乐（声乐、交响乐、民乐、军乐）、舞蹈（民族、民间、外国）和北方昆曲，拥有专业剧场（私营真光剧场被收购后改建为北京剧场，现在的儿童剧场）和戏剧、美术、乐器工厂，以及艺术训练部的综合性剧院。演职人员从建院时的300余人，迅速扩展至429人。院长李伯钊，副院长欧阳山尊、金紫光，党委书记卢肃（贺绿汀、马思聪已先后调任上海和中央两音乐学院院长）。1951年3月，剧院又增补时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焦菊隐为副院长兼总导演。此前，他曾受李伯钊邀请，为初建的剧院指导排练苏联翻译话剧《莫斯科性格》，又参与执导了根据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大合唱》改编的歌舞剧《生产大歌舞》和老舍先生的原创话剧《龙须沟》；其后，他又执导了李伯钊编剧、贺绿汀、梁寒光等作曲，首现毛主席舞台形象（于是之饰）的歌剧《长征》。
1951年底至1952年春，为适应新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中央文化部决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4月建立）所属艺术演出部门合并改组：其一，新建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现中国、中央两歌剧院的前身），李伯钊调中央戏剧学院任副院长，兼任附属歌舞剧院院长和分党总支书记，金紫光任副院长兼秘书长，隶属于中央文化部；其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建为话剧艺术剧院（借鉴莫斯科艺术剧院模式），由原戏剧部话剧队叶子、于是之、黎频、董行佶、郑榕、金犁、英若诚等，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刁光覃、夏淳、方琯德、蓝天野、田冲、赵韫如、胡宗温等合并组成。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著名戏剧家曹禺调任院长，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兼总导演）和欧阳山尊任原职，新任秘书长赵起扬。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仍留在北京市。正式建院日期为1952年6月。
1951年3月新任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的焦菊隐在欢迎大会上讲话
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前后两个时期，熟悉者称之为“老人艺”和“新人艺”；不熟悉者，如上文作者则只知其一，或将二者混淆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老人艺”（及其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曾拥有贺绿汀、马思聪、安娥、金紫光、黎国荃、梁寒光、郑律成、杜矢甲、卢肃、李波、刘郁民、于村、李德伦、陈田鹤、姚锦新、张权、邹德华、欧阳山尊、焦菊隐、叶子，以及北方昆曲的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马祥麟等著名艺术家，被彭真等领导同志称之为“北京市文艺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主力军”的艺术剧院，至今尚无一份完整的史料。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也很少能查到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曹禺、焦菊隐为代表的“新人艺”的成就与社会影响，似乎已淹没了“老人艺”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创业史。
有感于此，前年几位 “老人艺”同事李曼宜、刘诗嵘、路奇、黄晓芬、舒铁民、李滨、罗昌遐、丛肇桓、蓝荫海，在耄耋之年，为弥补这段历史的缺失，通过座谈回忆或提供个人日记，再经笔者参考相关资料，并征集到中国、中央两歌剧院所封存的历史档案后，编撰成一份9万余字的图文史料：《新中国第一个综合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0.1-1951.12）及其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1948.7-1949.12）》，奉献于后人。
“老人艺”对文艺事业的开拓与传承功不可没
李伯钊、金紫光等同志所创建的“老人艺”，虽然存续时间较短，却是新中国剧场艺术的开拓者，也是我国各艺术剧院的领头羊，它对新中国艺术事业的探索与创建，有过重要的贡献，大多鲜为人知。仅举数例于后：
一、首演苏联现实题材翻译话剧《莫斯科性格》，创北京市话剧演出历史的最高纪录
此剧为李伯钊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经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推荐。剧情表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工人阶级在恢复战争创伤、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征服困难克服矛盾的顽强精神。此内容适合新中国初建时的国情，李伯钊回国后，即派人翻译，进行排练。由于参与此剧的主要演员大多来自解放区，他（她）们熟悉我国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众，对苏联工人的生活很生疏，且不说人物的思想感情，即便外形的塑造，如穿高跟鞋等也不习惯。从事话剧艺术多年、被誉为“话剧皇后”的叶子饰演剧中的女主角工会主席格丽诺娃，她从演《日出》中的陈白露，到饰演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其难度也可想而知。在当时相关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叶子为准确地塑造这一形象，曾找来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李伯钊曾先后请苏联专家和洪深、焦菊隐等前来现场指导；又请欧阳予倩、田汉前来观看排练，听取意见。1950年2月2日，为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老人艺”的第一个剧目《莫斯科性格》在北京剧场首演，一连演出65场，从而改写原抗敌演剧二队1947年在北平连续演出话剧《孔雀胆》50余场的最高纪录。功夫不负有心人，叶子的表演备受称赞，洪深说：“叶子的确是一位好演员，能把这样的人物演得有感情，还有说服力，真是不容易。”适逢中苏两国首脑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此剧随之传遍全国。
二、原创现实题材话剧《龙须沟》，为“新人艺”风格的形成奠定基石
话剧《龙须沟》是老舍先生与焦菊隐导演珠联璧合之作，其艺术成就已载诸史册。人们都知道它是“新人艺”的保留剧目之一，但此剧的诞生则始于“老人艺”，是由该院戏剧部话剧队的老演员叶子、黎频、韩冰和年轻演员于是之、郑榕、英若诚、杨宝琮等，在1951年1月26日为庆祝北京解放两周年（建院一周年）首演于北京剧场。据李伯钊在《龙须沟》一文中记载：1950年（春）市委书记彭真在讨论首都建设计划时，曾指示“要替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着想。要明显地区别于反动政权的都市建设方针。让我们首先消灭掉历来统治阶级从来不去、从来不管的肮脏臭沟——龙须沟”。“作家老舍先生抓住了这个主题，深刻地刻画了龙须沟的穷苦勤劳的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自己人民政府的过程。”当时，老舍先生为北京市文联主席，李伯钊是副主席，又是主管北京市艺术单位的文化局副局长，她当即决定由本剧院排练此剧，并派人去协助老舍先生，又再次请焦菊隐前来执导。以歌剧和音乐艺术为主的“老人艺”，正紧锣密鼓地排练于村根据李季叙事长诗改编，由梁寒光作曲的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拟在国庆两周年期间演出，李伯钊决定歌剧和话剧分别在不同的场地进行排练。1950年夏，《龙》剧的排练刚刚开始，朝鲜战争爆发了，剧院必须全力投入“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宣传活动之中,《龙须沟》下马之声不绝于耳。李伯钊以其惯有的魄力，力排众议，坚持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大前提下，调配少数人力资源，按照导演的预定计划，继续排练，使《龙须沟》能够如期上演。参加此剧演出的李滨说：“《龙须沟》是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声中走上舞台的，李伯钊院长保住了《龙须沟》。”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作家廖沫沙1984年在《〈龙须沟〉舞台艺术》序言中写道：“这部作品的诞生，是同当时人艺的院长李伯钊同志的具体领导分不开的。”还需提及的是，在此期间，李伯钊院长曾力主焦菊隐调来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龙须沟》上演一月之后，焦先生便走马上任。由此，他与两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下不解之缘。
三、建成新中国最早的交响乐队，首演纯音乐会
北平解放前，本市仅有清华和燕京两大学的业余管弦乐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早活跃于首都舞台的专业管弦乐队，是华北人民文工团音乐部（后称管弦乐队，源于延安中央管弦乐团）。1949年周总理曾对李德伦说：“你们的乐队我不敢说是第一流的，但一个乐队，几千里地用毛驴驮着乐器，从延安徒步到了北京，这可能就是第一个了！”音乐部进城后的首次录音，是在六部口原国民党时期的北平电台（后为北京市文化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录制对外广播的开始曲——《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由作者贺绿汀亲自指挥。由于录音条件太差，一首半分钟的乐曲，从晚上录制到次日的凌晨才结束。
“老人艺”建立后，管弦乐队迅速发展，特别是原中华交响乐团音乐家的加入，使乐队不断更新而走向健全。在黎国荃、李德伦的指挥下，除为歌剧伴奏外，也经常参与音乐舞蹈晚会的演出。1949年冬，为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地区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曾在北京饭店首次演出大型音乐会，曲目含合唱、独唱、小提琴独奏（黎国荃）和中外管弦乐，最后，金紫光指挥由著名歌唱家喻宜萱、沈湘独唱，以及贝满、育英、汇文等学生合唱团参加演出的300人《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开创北京专业大型纯音乐会之先河。此后，“老人艺”经常在台基厂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青年宫、怀仁堂等地为中外贵宾演出音乐会（含军乐、民乐）。据原剧院办公室负责人、作家海啸记载：“曾演出音乐会三十五场。”当年音乐部的一些青、少年成员，后来成为我国知名的音乐家。
四、建立昆曲队，传承昆曲艺术，为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奠定基础
北平解放初，金紫光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嘱咐，为拯救北方昆曲艺术，派人寻找回解放前已失散于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北昆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马祥麟、白玉珍等及其班底数十人，将他们全部招聘于“老人艺”，于剧院训练部组成昆曲队，恢复昆曲的部分经典剧目，在文艺界内部进行观摩演出，使这一古老艺术得以传承，也为贯彻“整理和吸收古典歌舞剧的传统，试作丰富人民新歌舞剧的实验”的方针，探索以这一古典艺术来培养我国未来的民族舞剧和歌舞剧人才。
昆曲队曾在舞剧队学员的参与下，在前门外广和戏院为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薛子正、崔月犁等汇报演出《春香闹学》（韩世昌）、《拾画叫画》（白云生）、《夜奔》（侯永奎）和《思凡》（马祥麟）等经典折子戏，也曾在怀仁堂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举办的联合晚会中演出《游园惊梦》（韩世昌、白云生）。“老人艺”的昆曲队曾为剧院民族舞剧演员的培训和话剧演员的形体训练做出重要贡献，开新中国表演艺术学习民族戏曲之风。昆曲队也为1957年6月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2001年，我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为探索我国民族舞剧，白手起家创建舞剧队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民族舞剧还是空白。1949年中国青年文工团在莫斯科大剧院欣赏了源于西方的俄罗斯芭蕾舞，参观了其附属的芭蕾舞学校。这一艺术形式为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伯钊、金紫光等领导决定借鉴这一外来形式，探索我国的民族舞剧艺术，使其成为未来剧院的艺术品种之一。为实现这一设想，从京沪两地招收三四十余名热爱舞蹈的青年学生，在培养后备人才的训练部创建舞剧队，在专业上除学习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和外国民间舞蹈外，由于我国古典舞的空白，决定借鉴昆曲艺术，以北昆艺术家为启蒙老师，探索我国民族舞剧和歌舞剧演员的培训之路。昆曲是我国传承至今最为古老的剧种，它载歌载舞的表演风格，程式化的舞蹈身段，规范化的基本功训练，便成为白手起家的舞剧演员训练的基本内容。在北昆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之下，学员们从踢腿、下腰、拿顶、跑圆场等基本功学起。在教学实践中，马祥麟、韩世昌等老师又根据戏曲的“五法”（手、眼、身、法、步），为男女学员编创了古典舞身段训练的教材，又分别为他们排练《夜奔》《思凡》《琴挑》《游园惊梦》等折子戏，参与演出。后来，这批学员大都成为我国民族舞剧事业的开拓者。
六、为实现张贞黻遗愿，白手起家创建乐器工厂
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音乐教育家、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副团长张贞黻，在延安期间有感于中国不能生产西洋乐器，他在工作之余，便潜心于研究和制作大、小提琴，即使在行军的途中，也不忘携带着制作的工具。北京解放前夕，张贞黻因病去世，临终前留下遗愿：“解放后一定要办起我们自己的乐器工厂”。北平解放初，李伯钊、金紫光即调拨资金，派遣张贞黻的弟子陈艾生等，于1949年6月在北京市东安门19号，以“人民艺术服务社”为名建厂，后更名为“新中国乐器工厂。”从初期的承办小型乐器修理、乐谱印制与出版业务，到后来的乐器制作。1950年底，曾试制出一台立式钢琴，以“星海”命名，开创西洋乐器在中国制造的新时代。这个工厂即“北京星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祝捷游行
“老人艺”堪称艺术人才的摇篮
此外，“老人艺”（含华北人民文工团）在1949年前后所聚集和培养的大量艺术人才，除主要分流于前述各剧院外，随着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她）们又先后走向全国各艺术院校、院团，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文化部门，大多成为各单位的领导与骨干。如：
一、走向艺术院校的：有中央、上海、中国、沈阳、四川等音乐学院的马思聪、严金萱、杜鸣心、黄晓和、黄晓棻、李珏、贺绿汀、孟波、姚锦新、郑兴丽、黄晓同、杜利、任群、卢肃、管林、汪玮等；有北京和上海舞蹈学校的曲皓、唐满成、孙天路、袁水海等；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和武汉艺术学校的徐光汉、郝立仁等；以及文学研究所、舞蹈研究所的王燎荧、傅兆先等。
二、走向艺术院团的：有上海、哈尔滨、青岛歌剧院及歌舞剧院的梁寒光、张权、卓明理、田庄等；有总政文工团（总政话剧团、歌舞团前身）、中央乐团、中央广播乐团、北京电影乐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李吟谱、田耘、陆原、李德伦、郑律成、田宝生、周恩清、曹炳范、金正平、杜矢甲、周崧、杨琨、梁远荣、葛光锐等；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评剧团、中国杂技团、北京京剧团的于村、高琛、李振华、李倩影等；以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木偶剧团、中国杂技团、煤矿文工团、全总文工团、贵州花灯剧团、新疆歌舞团、宁夏歌舞团、黑龙江歌舞团、山东吕剧团、安徽合肥杂技团的若干艺术工作者。
三、走向中央文化部、中央和北京市其他文化部门的有许翰如、刘子先、李非、周加洛、李刚、党允武、路奇、肖甲、曹菲亚、张艾丁、辛大明、林斤澜、邓友梅、李曼宜等。此外，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陈平，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石一夫，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剧场、天桥剧场、北京工人俱乐部的陈奇、黄山、郭松林、石刚、肖良玉，以及香港的林阿梅、陈华等。
由于李伯钊院长是中央苏区红色戏剧开拓者之一，曾参加长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熟悉，故“老人艺”得天独厚，常有机会到中南海进行演出。毛主席曾在怀仁堂观看剧院的话剧《龙须沟》《搞好团结闹生产》和昆曲《游园惊梦》。李伯钊还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将领、文艺界名人，以及苏联朋友前来观看剧院新剧目的排练或演出，征询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导。在歌剧《长征》排演期间，先后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杨尚昆、聂荣臻、陈毅、吕正操、罗瑞卿、肖华、陈锡联、刘亚楼等，以及郭沫若、茅盾、周扬、廖承志、老舍、曹禺、赵树理、张庚等前来观看。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更是剧院的常客，毫不夸张地说，“老人艺”是在他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创建和成长的。
文章来源：《世纪》2018年第3期。《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作者为原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成员、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作曲，责任编辑周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