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世程、李博爱
图/何文忠
如今，多元文化碰撞，暗潮涌动。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是迫不及待的命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翻译面临怎样的挑战？文学翻译家担负怎样的使命？文学翻译应该恪守怎样的原则？针对上述问题，2018年6月16日,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举办了“新时代文学翻译的使命——文学翻译名家高峰论坛”，特邀十余位国内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与作家相聚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畅谈各自的文学翻译理念与感悟。在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的新时代，文学翻译的路究竟在何方？
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教授曾翻译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等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首先强调：“文学渗透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启迪人生，塑造精神，拓展思想，在这过程中，翻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现代的浙江诞生了许多有名的翻译巨擘，在此环境下举办这样的论坛，交流必定取得巨大的成功。”
（许钧）
毕飞宇：翻译是道更是佛
在很多人眼中，翻译只是一门语言转换的工具，与中国文化是割裂开的。然而，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茅盾文学获奖者毕飞宇，虽不是译者，但坚持认为翻译使中国文化多了一个维度。自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起，中国翻译实践使中华文化变得更加宽广和深刻，也使王维文化成为本土、自我的文化。翻译作用之大在于它不仅局限于书与书的关系，更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促使诸多伟大的艺术家得以出现。“如果没有一大批翻译先驱，唐朝诗歌就不会气象万千，就不会到达巍峨的巅峰——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只不过这棵树特别高，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积淀，才能使外来文化成为本土文化”，在毕飞宇心中，“翻译不仅是道，更是我们内心的佛”。翻译神通广大，只有翻译可以让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再从已知走向更大的未知。翻译家值得感谢，更值得致敬。
（毕飞宇）
林少华：翻译呼唤诗性追求
文学在近七十年来很少谈“美”，个别时期甚至“谈美色变”，将其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标志、无产阶级的敌人，然而，翻译过程中，“美”必然不可或缺，那么“美”将如何复位、“诗性”将如何回归文本呢？
《挪威的森林》的译者林少华热衷“闭关”，追求“诗与远方”。他认为，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翻译在政治和性之间的夹缝中生存，而如今，又极大地受到金钱、快餐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免“俗”，不谈“美”、形式感和创造性。同时，“谈美色变”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可见诸于西方世界。文学具备三大功能，唯独审美被置之不理，长此以往，文学批评将失去其存在价值，文学翻译也是如此。审美缺失，是新时代文学翻译存在的显著问题，因此，文学翻译的使命便是摆脱政、性、俗的纠缠，解放美与诗意。他将自己的翻译观浓缩为审美忠实，认为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其中审美层是重中之重、不可叛逆。
这种“美”还包括译者要具备属于自己的“调调”。他指出，“我们素来有三类翻译——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与才子型翻译，这三种翻译风格各有特点，工匠型翻译亦步亦趋，学者型翻译中规中矩，才子型翻译则惟妙惟肖”。好的翻译是能将书中原作者提供的，亦或是由译者语言、审美能力带来的腔调，呈现出精神、个性气质上的氛围。它不仅传达内容、语义或语法，更能重构文体之“美”。“好的作家就是文体家。”
（林少华）
马爱农：翻译是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
《哈利波特》的译者马爱农出生于翻译世家，家庭文学氛围浓郁，爷爷和妹妹都从事翻译工作。很多人将马爱农在翻译领域的成就归功于她的书香门第，事实上，促使她翻译出一部部极富童趣的作品不仅是家庭的文学氛围。
读过《哈利波特》中文译本的读者都知道，马爱农的文字轻松亲切，又不失准确，画面感极强。事实上，小说也有译者的再创作在里面，她的审美情趣、语言习惯和行文风格均渗透其中。对于《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没有童心的人是译不好的，而童心与想象力是分不开的。马爱农指出，翻译儿童文学促使她的大脑像一个“永动机”似的时刻保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引领她走进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她表示，“在翻译人物对话的时候，我能清晰地听到人物在我耳边说话，他们的语气、情绪，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尤其在翻译咒语时，虽然很多词语在字典中无处可寻，但她通过在脑海中勾勒当时的画面，想象主人公的处境，推测法术的魔幻作用，便能得出接近原文、又朗朗上口的咒语。在这两种语言中自由转换的感觉让她充满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也是文学翻译的美学所在。
郭国良：翻译是一场“公开的暗恋”
许钧教授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译者有必要带着对原文的疑惑会见作者，这一高见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事实上，译者与作者真的是非见不可吗？
对此，《儿童法案》的译者郭国良教授提出了有趣的“翻译暗恋观”，与许钧教授唱起了反调。他认为，“译者没有必要，且并不需要与原作者见面，最好能远远地暗恋作者，保持若即若离、朦朦胧胧的状态，这是文学翻译最理想也是最高的境界”，即“相见不如暗恋”。这样做可以让译者维持对作者的各种想象，通过作者写给他的“情书”，走进作者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同时，暗恋有助于激发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文学的魅力在于其暧昧性、神秘感，作者在写作时亦没有标准答案，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读者，也应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展开属于自己的诠释。此外，暗恋有助于减少失落感，满足译者的“占有欲”。在郭国良眼中，作者是他可望而不愿即的“梦中情人”，他愿意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公开的暗恋”进行到底。
谢天振：文学翻译之于网络时代
随着翻译职业化时代的来临，文学翻译逐渐被边缘化了。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文学翻译该何去何从呢？
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探讨了网络时代文学翻译的命运：第一，在文学翻译遭遇边缘化的现实面前，需要培养新人读者群。第二，在国学成显学的今天，仍需发展文学翻译，为我们的文化提供可以借鉴的外来文化。第三，要为文学翻译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大大加强对文学翻译批评的重视和鼓励。第四，需要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翻译文学评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经典的文学作品得以传承，才能让优秀作品得以普及，才能让劣质文学翻译无处藏身，才能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繁荣。
（左起：郭国良、袁筱一、谢天振、文敏、吴笛、朱振武）
此外，译林出版社编审王理行提出的“全面忠实观”在论坛中惹起了不少争议，在他看来“不忠实，非翻译”，他对葛浩文（莫言《蛙》的英文译者）“连译带改”的做法有着不同看法，认为译文要尽量的忠实原作，尤其要遵从原文中独特的“voice”（腔调）。对于完全忠实的可行性，毕飞宇表示质疑，并提出翻译创造性和个性存在的合理性。他以吴宇森电影中的慢镜头为例，认为好的翻译家可以通过“镜头语言”的翻译形成镜头的语言美学。林少华对此也有共鸣，“翻译是一个原作与译作风格和文体折中、融合的问题，是一门变通的艺术”。他引用村上春树的话表示，“原封不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正确的翻译未必是好的翻译，译者需要寻求外国陌生美、异质性与本土熟识性之间恰到好处的张力，在生熟之间寻求中和与平衡。” 《达·芬奇密码》的译者朱振武充分肯定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对等关系”，提出“不通一艺莫说译”，译者需要懂翻译文本的“行”，原汁原味地将原作传递给读者。他以自己和丹·布朗的人生经历、性格等方面的相似性为例表示，“正因为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诸多暗合之处，才会译出忠实原作的译本”。
（左起：王理行、许钧、毕飞宇、林少华、马爱农）
就目前发展如火如荼的人工翻译而言，《浙江日报》高级记者文敏从传媒角度探讨了她对翻译行业情况的认识，提出“翻译机器本身不可能彻底取代专业人工翻译”。浙江大学教授吴笛也认为，“文学译者如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赐福人类般崇高，他们具有敢于反抗上帝的精神，永远不会被机器取代。”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所说，“我们不急，我们且等”，译者在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同时，应当富有耐心，捍卫中华文化多样性。随着民族文化的崛起，必将吸引更多外国作家自觉翻译中国作品，这也是成立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许钧教授强调，“成立译学馆的宗旨就是以中华文化为根，通过翻译、通过对翻译的研究、通过对文学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中外文明的互鉴、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时拓展我们的精神视野，驱动思想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