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贺雪峰 著，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版
村庄内部激烈的消费竞争
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耕地条件较好，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推广，种田不再需要锄头，也不再需要什么技术。播种季，带上种子，站在田间地头，一会儿地就种完了；收获季，站在田间地头等待收割，多花二十元，粮食就拉到家了，甚至有时候在田地里，就把粮食换成钱了。但是，现在村民都不愿意种地，刨除化肥、农药、种子钱，种地不怎么挣钱，收成好的时候也就赚个一千来元。但是又不得不种，不种地不仅连这点儿收入也没有，而且还没粮食吃。村庄中的老人是比较“惜地”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辈人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如果儿子外出打工，他们还能帮儿子在家种地。正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留守老人能够比较轻松地把责任田管理好，通过继续在土地上刨财富，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自我养老，他们对生活相当满意。可年轻人要是坚守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肯定会被别人说闲话，生活也无法变得富足。因此，越来越多的村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希望通过在外的辛勤劳动，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
随着村民不断参与到市场经济竞争中，扁平化的村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前些年村庄劳动力基本进入城市建筑工地不同，现在职业类型越来越多，开假发厂、假发原料生产作坊、淘宝店铺（已具规模）、在外开大型超市、装潢公司以及做头发买卖生意等，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游走在城市建筑工地。随着村民职业日益多样化，村庄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同时，市场参与带来的收入分化不断被转化为村庄消费竞争，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衣（讲究牌子、价格）、食（讲究吃喝档次）、住（新楼房）、用（讲究“你无我有”）、行（小汽车）逐渐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舞台，衣、食、住、用、行的消费成了他们在村庄中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展现。村庄上层群体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拒绝接受村庄大众消费文化，并要与村庄中层拉开一定消费差距。因此，他们在衣、食、住、用、行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在遵循奢侈标准，比如抽好烟、开豪车等。
在我们村，家里有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买辆豪车却是个新鲜事。本家小弟小鹏去年刚大学毕业，却已是三里五村的“名人”。小鹏2011年开始就读于河南某普通二本院校，当时正值淘宝热，大一暑假他便到亲戚表哥家学做淘宝生意，之后开始自己在网上经营化妆品，就这样到2014年暑假，他购买了一辆宝马520，又在县城购买了一套两层门面房，这一举动在熟人村庄里“炸开了锅”，之后他经营的公司（淘宝和国际发条贸易）依然景气，小鹏很自然地成了村庄新上层的代表。当然，村庄“旧”上层也不甘示弱。郭晋在村庄里算是出名的有钱人，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通过动用关系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一百万元，通过这笔钱，他在村里建立了假发加工厂。之前生意比较红火，虽然现在不太景气，但是他依然维持着有钱人的做派。郭晋在2010年前后购买了一辆奥迪Q5，为了继续表现自己在村庄的地位和身份，在2015年10月儿子大婚之时，不仅婚宴奢华（烟、酒、酒店档次标准在村里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购买了宝马740作为婚车。
当然，小鹏和郭晋是村庄上层消费竞争的个例，并不意味着普通村民的消费竞争就不激烈。虽然面对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标准只能望而却步，但他们依然希望达到“有房有车”的基本标准，这不仅关系到自己在村庄中的地位和身份，也关系到家庭再生产能否实现。
为了与底层村民“划清界限”，但又无经济实力追赶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竞争，中层村民希望通过完成“基本”标准来确立自己在村庄中的身份地位。由于中层村民长期在外打工，勤扒苦做，为的就是返乡时能达到体现身份地位的消费“标准”，虽然并不像上层村民样样讲究奢华，但也要跟得上村庄消费标准变化的节奏，否则会被边缘化，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失去地位和话语权。由于在外打工的不稳定性，即便勤俭节约，每个劳动力大约有三五万元的收入，但仍然很难应付村庄日渐高升的消费标准，比如村庄前几年的人情喜钱是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现在至少一两百元，谁要是还拿五十元还人情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因此，中层村民并不关注日常生活的“品位”，而是把家庭消费的关注点凝聚在过年期间的日常生活、仪式性消费、建房/买房和小汽车上。通过这样的消费策略，动员全家力量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
内容简介
《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贺雪峰 著，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版
乡土性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植根千年，“回乡”也早已成为每个个体寄托乡愁，寻找记忆的自觉行为。在今天涉及近十亿人口的城市化浪潮中，“回乡”更是这个巨变时代的一个缩影。
贺雪峰教授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共同编著的《回乡记》，汇编了36 篇返乡见闻笔记，呈现了全国不同地区乡村的熟人社会、宗法秩序、婚育选择、公共服务、村庄秩序出现的巨大变迁和面临的新问题，为关心自己家乡、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们提供了关于当前中国农村真实状况的一幅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