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平衡这种宿命般的轻浮感，斯坦纳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的知识储备和情感力量，还有必不可少的天赋和才华，终于在词和物、语言和世界的永恒较量中，为词和语言这一方赢得了自尊，勉强使沉重的黑暗现实不至于坠入深渊，因为语言在跷跷板的另一端正在加重自身的分量，尤其奇妙的是，现实这一端重量越大，另一端的词语也就相应增加着重量。”
用苦难量度语言
《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有一篇写于1966年的《后记》，是关于两本犹太人二战中所受苦难书籍的书评，这两本书是《痛苦的经卷：卡普兰华沙日记》和让-弗朗索瓦·斯坦纳撰写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前者是研究犹太历史和风俗的学者卡普兰记于1939年至1942年8月4日的日记。后者则是“一个灭绝营里的反抗故事”，作者让-弗朗索瓦·斯坦纳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在审判艾希曼期间，他去了一次以色列，感受到犹太人众所周知的隐忧——为什么欧洲的犹太人就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宰场？有感于此，他采访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写下了此书。两本书都有大量对令人发指的纳粹暴行的细致描述，在书评中斯坦纳一反常态，几乎放弃了他擅长的思辨分析能力，而是将更多篇幅用来转述这些暴行的细节，因为他知道这些对暴行本身的描述就是对它最好的控诉，而评论这些暴行本身却失之轻浮，正如斯坦纳在文中所说：“（对这两本书）最恰当的‘评论’就是逐行重新抄写，遇到死者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就停顿一会儿，如同传统的《圣经》抄写员，碰到上帝神圣的名字时要停顿一下。”文章末尾，斯坦纳提到当年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一个孩子在日记里的一句话：“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斯坦纳说他想重写这句话，然后默念，为那个孩子祈祷也为自己祈祷，“因为在那个孩子写下这句话时，我吃得饱，睡得暖，沉默不语。”《语言与沉默》整本书佳作迭出，但最打动我的文章非这篇《后记》莫属，而这个毫无“技术含量”的结尾则使我久久难忘。
乔治·斯坦纳，自传《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可参读。
客观地说，斯坦纳在写这篇《后记》时，其笔触是滞涩的，远不如他在别的文章中那样妙语迭出，但它却是理解斯坦纳全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斯坦纳为什么服膺人文主义批评传统？为什么对在20世纪中叶大行其道的新批评颇多微词？简单地说，一个身负大屠杀残酷记忆的犹太学人，不可能那么轻巧地将诗歌语言脱离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以某种方式“标准化”，从而变身为所谓永恒的东西。大屠杀记忆对于斯坦纳而言像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蚕食着他所有的写作，如果不对它做出积极的反应，他知道他所有的写作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悖论的是，正视这个黑洞仍然是一种危险——语言的事后的描述无论如何都有轻巧之嫌。为了平衡这种宿命般的轻浮感，斯坦纳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的知识储备和情感力量，还有必不可少的天赋和才华，终于在词和物、语言和世界的永恒较量中，为词和语言这一方赢得了自尊，勉强使沉重的黑暗现实不至于坠入深渊，因为语言在跷跷板的另一端正在加重自身的分量，尤其奇妙的是，现实这一端重量越大，另一端的词语也就相应增加着重量。作为杰出的学者，斯坦纳当然知道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互相打量、厮杀、斗争的过程中为彼此获得了尊严。
但是斯坦纳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何使他在文章中反复申说的“语言”和那些形式主义批评家夸夸其谈的语言做出了泾渭分明的分野，如何使那些令人发指的“现实”不至于压垮语言自身的建设——那么我们就得回到《语言与沉默》第一辑《人文素养》里的那些精彩文章。和《后记》不同，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涉及大屠杀，而只是将大屠杀摆在远景和背景的位置，从而为用语言探讨这些罪恶的事实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罪恶事实也成为平整的镜面反射着语言自身的形象，更有利于对语言的反省。换句话说，情感的力量只有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保险地成为正面的建设性力量，才不至于走向令人厌腻的煽情的泥淖。
《语言与沉默》，上海人民出版社。
而《后记》则以其极端的形式，成为斯坦纳考虑的核心议题——语言与沉默——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语言在残暴现实面前无可救药的无力感。甚至于《后记》中的文字也多是拘谨地引用，作为批评家的斯坦纳能说些什么？他只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去默念、去重写、去祈祷，只是不再批评，也无力批评。
当然在《语言与沉默》绝大多数的文章中，由于和现实拉开了一段可以“忍受”的距离，对于黑暗现实的聚焦重新变得清晰，而在具体的行文中斯坦纳又可以迈开他轻盈的语言的舞步。轻终于可以从反面触及到重，而内容和形式也就顺利地彼此深入直至无法区分。《人文素养》是全书第一篇文章，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斯坦纳在文中分析了批评工作无力感（夹杂着一点儿虚无感）的缘由：首先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的写作作为自己工作的前提，“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其次，19世纪的几位批评大家阿诺德、圣伯夫所信奉的文学批评作为人性建设性力量的观点遭到质疑：“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尖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对于斯坦纳，苦难尤其是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一把简洁的尺子，随时会被他拿来量度批评工作是否走向了语言游戏的虚幻之境。因此，斯坦纳和那些奢谈语言的绝大多数批评家拉开了距离，他所有的语言探讨都指向存在之重，这样的探讨既轻盈又沉重，而那个过于沉重的现实似乎禁不住围绕它持续不断进行的语言洗涤，终于显露出真实的面容——毫无疑问，所谓的真相、真理不出意外地蕴含其中。另一方面，苦难的经验和洗礼则被在语词的欢娱中敞开的心扉所接纳，其中的矛盾正好预示着写作伦理的永恒尴尬——有感染力的文字总是掩饰不住自身的愉悦，哪怕它指向着确凿无疑的苦难。
斯坦纳通过海德格尔分析语言的“存在之重”。
显然，斯坦纳对这长久以来就困扰众多作家批评家的问题了然于胸，写于1961年的《逃离词语》以及写于1966年的《沉默与诗人》——在我看来是《语言与沉默》一书中纲领性的两篇文章——正是试图要向这个经典的棘手问题展开“攻坚”，而促成斯坦纳迈出这一步的除了单纯的学术上的考量，20世纪黑暗的现实也从他的背面狠狠推了一把。也就是说，只要不断地考察那个罪恶的现实，里里外外打量它的每一个被污染的细胞，那么你会意识到罪恶现实的窘境恰好对应着美学上进退两难的尴尬，两相对照，从美学从文学从文字的角度进入对现实的省察也许是一条尚可勉强把握的路径。《逃离词语》探讨的是语词语言在科技语言和数学语言的双重压力之下的溃败，如果说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还相信只要用必要的精确和微妙操控，语言能够让精神符合现实，那么随着语词语言领地的日益收缩，它只能包括人类全部经验中非常狭小的一块，因而现时代的语词语言也就失去了部分的精确和活力。在斯坦纳看来指望用这样满目疮痍的语言去创作伟大的文学无异于痴人说梦，可是如果没有伟大的文学，我们马上就要追问，我们如何去准确描绘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我们自己的现实？潜台词则是，我们对于真相的追寻也必将随之而落空，“我们称为现实的东西也许是一层语言的面纱，覆盖在我们的心灵上，远离现实。”请注意最后一个短语“远离现实”，这正是斯坦纳写作《逃离词语》这篇文章的隐蔽动机——我们如何、凭什么去贴近现实，在此之前更别说描绘现实把握现实了。在文章末尾，斯坦纳给出期许提出警告但并没有给出灵丹：“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的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被进一步拖向混浊，那时，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来临。”如果我们只能沉默，那么结局显而易见——沉默而亡，“阿波罗不再注视的文明，将不再存在”。
《沉默与诗人》是《语言与沉默》一书中集中探讨诗人的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写于1965年评论普拉斯诗作的《“死亡是一门艺术”》，如果说后者仅仅是普拉斯诗歌热潮中一篇还算优秀的颂词的话，《沉默与诗人》则是一篇充分显示斯坦纳批评实力的立意高远之作。在此文中，斯坦纳将全部注意力聚焦于诗人语言的尽头，也就是诗人无法、不能言说之处，在那里语言被蓄意推向极限，诗意的说法则是“强光开始照亮”，而更可能的事实是“当诗人越来越接近神灵所在，转化成言语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最终，进入语言的光亮逐渐黯淡，而不可复得的光辉则把语言烧成灰烬。
（左）荷尔德林，（右）兰波。（图片引自“视觉中国”）
随后，斯坦纳以大诗人荷尔德林和兰波为例，探讨了两位“各自语言中第一流的诗人”中途辍笔之谜，两位诗人都把书写语言带到句法和认知可能性的极致。但在斯坦纳看来，两位诗人最终抛弃语言，选择沉默则更加耐人寻味。斯坦纳试图给出解释：荷尔德林的沉默“象征着语言超越了自我，象征着语言不是以另外一种媒介实现自我，而是在与语言相呼应的对立面和对语言进行明确否定的沉默中实现自我”。兰波选择沉默则意味着“把行动提升到语言之上”。在斯坦纳看来，“重估沉默是现代精神里最有原创性的代表性行为。”在文章中间，斯坦纳稍显突兀地直陈本书（《语言与沉默》）的潜在主题：“20世纪政治上的非人道，加上随之而来的技术化大社会中腐蚀欧洲资产阶级价值的一些因素，可能已经伤害了语言。”面对语言的窘境，作家大概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直面语言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另一选择则只能是自杀性修辞——沉默。到文章末尾，我们逐渐明白斯坦纳实质上是在回应阿多诺那个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便没有了诗歌”。斯坦纳以微妙且美妙的批评文字呈现了这个问题的多种可能，但他显然支持那个决绝的选项：“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
这些由沉默衍生出来的话语，充满魅力又充满矛盾。如果沉默是语言的极致，那么所有围绕沉默而展开的论述（哪怕是精彩的）也仍然是在途中的言说——它是它自己衰败的证明。斯坦纳试图在词与物、语言和世界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这种理解未必能使二者抵达彼此，但却让看起来有些绝望的相互凝视产生了意义。由于对语言和词的本质性的思考，使过于火热（抑或煽情）的现实得以降温，避免了因过分热情带来的失真，而斯坦纳念兹在兹的大屠杀记忆则反过来使所谓的语言本体论落到了实处，避免被玄虚的抽象带入虚无。当然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相互的“保护”并非策略，而是精微的思考自然抵达的“被强光照亮之处”。
第二辑《走出黑暗的语言》将斯坦纳关于语言的深沉思考带入到德语的具体语境中，他在这一辑中分析了格拉斯、卡夫卡的小说，分析了勋伯格的音乐（音乐语言），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写于1959年的《空洞的奇迹》。在此文中斯坦纳具体描述了德语在政治暴行和谎言的压力下如何丢失其人文意义，变身为机械僵化的呓语，只能与谎言和暴力相伴。在此，斯坦纳展示出和德语诗人、同为犹太人的策兰相似的痛苦，那就是他们不得不使用这门作为暴力辅助物的语言。它们在集中营呵斥犹太人把他们赶入毒气室，它们记录下对犹太人的暴行，它们蒙骗德国民众，让他们相信战争是正义的，无往不胜。在这个过程中，德语变得越来越面目狰狞——词汇变得更长，语义变得更加含混，修辞代替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在文中，斯坦纳痛心疾首地写道：“回想那时候所做的东西，所说的东西，都让人觉得恶心，无法忍受，但我们必须面对。”这篇文章将对纳粹的控诉提升到文化和语言的层面，其实是想道明纳粹思想得以顺利产生的文化温床，并试图从根本上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当语言受到谎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把谎言清洗。”
斯坦纳画像
随后的第三辑《经典》分别论述了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圣经》这三大西方文学源头性的经典，第四辑《大师》论述了对斯坦纳深具影响的三位西方学者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五辑《小说与今日》则论述了小说家梅里美、托马斯·曼、劳伦斯·达雷尔和戈尔丁，斯坦纳少有论及具体的诗人诗作，所以他将全书中唯一论及具体诗人的文章《“死亡是一门艺术”》（论普拉斯）归入此辑，意在凸显此辑文章侧重于从文本的角度论及文学。上述三辑里的文章无论从材料的收集掌握、批评视角的选取、还是文风的流畅方面而言都是一流的，放在任何文论选集里都不会遮掩它们的光彩。可是它们的分量似乎和前两辑相比总归轻了少许，这大概也从侧面证明斯坦纳为何一再强调文学批评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语境和历史语境，尤其是要恢复形成文学经典理念的那些哲学和神学方面的维度。
所以，当《语言与沉默》进入全书最后一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我们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斯坦纳如此重视文学、语言和纳粹思想和纳粹暴行的关系，那么20世纪另一个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带来巨大伤害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一定会在他重点观察之列。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一辑中，斯坦纳暂时抛开对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和批评，再次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批评本身，转向马克思主义批评中那些最重要最微妙的问题。在别的文章中，斯坦纳曾经讽刺过那些关于批评的批评，指责这些批评和文学文本有着三重距离。但是，这一辑的几篇力作则证明有时候批评的批评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它们因为聚焦于时代精神征候的最关键罅隙而为自身赢得了超乎一般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是此辑第一篇文章，它有一个副标题——书写真实的困境。从这个副题，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斯坦纳没有将自己囿于某个文学流派的窠臼内，而是一以贯之地从所有他所论及的题目里试图发掘出更本质的意义。这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个相互矛盾的经典源头谈起，1888年四月，恩格斯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曾语气强烈地阐述过：“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而列宁则在发表于1905年11月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里提出：“文学必须是党的文学……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这两个倾向和主旨存在深刻差异的观点给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带来极大困扰，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等——都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调和，对此，斯坦纳指出：“这种努力既是对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压力的绝望回应，也是对斯大林主义者要求马克思主义思想保持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绝望回应。”在个人情感和理念两方面，斯坦纳显然都认同被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讥讽为修正派的主张，因为他们很关注作品的统一性和活力中心，简言之，“修正派搞的的艺术是批评，不是审查。”
在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几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雅明、戈德曼、芬克尔斯坦——之后，斯坦纳后退一步，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战略眼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文学批评资源的贡献是什么？”斯坦纳当然承认纳粹和斯大林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横行的极权主义病菌，但是对二者斯坦纳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如果说他对于纳粹只有控诉和愤怒的激情，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斯坦纳的态度要复杂很多，这样的复杂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论述他极为推崇的卢卡奇时，斯坦纳坦言：“马克思主义能够孕育出最优秀的诗学和形而上学。”从斯坦纳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马克斯主义文学批评欣赏的一面，无论是就其严肃的态度还是其试图透视抒情冲动的复杂结构之下，隐藏着的具体历史和社会根基的努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宽广的历史视野和阶级意识都给予斯坦纳深刻启发，在他跳脱西方如日中天的新批评包围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显然是最重要的助力之一。
从纳粹到苏联，20世纪的极权主义阴影笼罩着斯坦纳这一代人文主义者。
卓越的批评家总有一种类似于天赋般的警觉，就算在理智与情感的两个向度内都有所倾向，但斯坦纳没有丧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警惕，在《作家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他早已意识到“文学与共产主义的联盟既亲密又充满悲剧”。如斯坦纳在书中所言：几位一流学者——卢卡奇、本雅明、戈德曼、埃德蒙·威尔逊——用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为西方带来了最丰硕的成果，这一事实本身令人们不可能以一种简单的政治正确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相反，你必须得睁大眼睛正视它，善恶之间的转换倏忽之间就可以完成，其中的过程恰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和秘密。斯坦纳深知这一点，他全部的学者生涯似乎都在绝望又无畏地抓取它。
文章末尾，斯坦纳提出文学和极权主义的关系，他意识到极权主义未必就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许多事实可以轻松证明这一点），问题是如何区分传递社会理想的艺术家和作为宣传制作者的艺术家？问题是独裁专制在到何种程度，艺术才会奴颜婢膝以至于沉默销声？遗憾的是，斯坦纳只是留下了这个深邃的问题，并没有对此进一步探讨，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在某本斯坦纳尚未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中有淋漓尽致的阐述，要知道他三十多本著述中目前只有四本（另三本包括他的第一本著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以及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被译成了中文。
这本《语言与沉默》初版于1966年，作为一个当时才37岁的年轻学者，其中的才华和成熟文风令人惊叹，但发展地看，这本书中一些文章尽管精彩，却只是揭开了斯坦纳某方面研究的序曲而已。在《两种翻译》一文中，他批评当时美国诗坛祭酒罗伯特·洛威尔翻译的拉辛名剧《费德尔》，尽管辞藻华丽，节奏感强，却是“对原作的任意曲解”。他同时称道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德赛》“完全契合荷马文本的声音与目的”。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在《语言与沉默》中不算出彩，甚至难以看出斯坦纳竟然从此文出发发展出一套卓越的翻译理论，可是多年后斯坦纳写出了极为重要的翻译理论杰作《巴别塔之后》，尽管本书也没有中译，但在《审视后的生命》一书中，我们可以窥见斯坦纳终于在语言、翻译和生命的本质之间建立了一条理解的线索，“所有人类在意义的衍生和接受过程中，都是翻译者”。因此，带着时间流逝社会变迁的总体印象去读《语言与沉默》，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重阅读的愉悦。
综观《语言与沉默》，斯坦纳超拔的智慧、流畅有力的文风所带来的快感，和批评对象的黑暗和沉重——大屠杀的真相，语言在其中的堕落或者说残酷的现实对于语言的挤压和歪曲——构成恒久的悖论，语言和现实、词与物之间勉强建立的互信关系再一次濒临绝境。越好就是越坏，而美妙的语言正是最完整地遮掩。除了一声叹息，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人或者世界，就像贝克特笔下那些张口结舌的人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奇特的是，斯坦纳是带着过人的勇气和热情去表述这令人绝望的远景的，对此，我更愿意相信态度而不是结论。
（文/凌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