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霍尔除了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也是写随笔段子的高手。这里推送三则，选自《美国》。
“有关死”
我被枪击那次，两颗子弹一路从我的胃、肝、脾、食道、左肺，还有右肺穿过。
大夫和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这次我是死定了，所以大家把什么准备都做好了，结果我掉了链子。其实，我还真是希望死了算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那样就可以把这件破事了结了。
人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死，因为身后事全得由别人料理。你死就死了，别人得处置尸体、安排葬礼、挑选棺材、拟定仪式、张罗墓地寿衣，还得找人给你化妆，让你体体面面地走。你倒是想帮忙，最好是什么都由你自己来，可你不是死了么，死了就没办法了。
人啊，一辈子拼命挣钱，为的无非就是自立，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结果到了最后关头，却不管不顾把最大的麻烦丢给别人。要命。
我一直不明白，人死了，为什么不能就那么没了，那样的话，一切都能照常运转，只不过少了个你而已。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想把自己的墓碑空着。没有铭文，也没有名字。
嗯，现在想想，我想在上面刻上“虚构”两个字。
“情绪”
美国永远始于情绪。
譬如你去看电影，如果心情不对，那不管别人怎么推崇，你都会讨厌那部片子。我认识一个女的，把生孩子看成美妙无比的事情，可亢奋过了头，等真生了，反倒嫌弃宝宝不称心，足足郁闷了一年多。希望这不至于对孩子的心理有什么负面影响，可我也知道不可能。
如果很多人都是同样的情绪，那么他们可能会因此把不喜欢的官员选下去。如果参议员或是总统带着某种情绪，那么他们说的话，做的决策，甚至统治美国的方式都可能受此影响。
问题在于，情绪是不停变化的，有时候变化还很快。所以，情绪变了，电影会变，孩子会变，选票会变，决定会变，美国也会变，变到一个全新的状态。
这搞得别的国家都无所适从—今年我们还叫嚣着捍卫人权，明年就跑到外国的港口采矿。我们是个随性的民族，情绪变了，想法也会全盘改变。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规则、法律都是以情绪为基准，轻易就会反复，这很不靠谱。
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媒体了不起的地方。总统、报纸、杂志、电视—它们只想捕捉美国当下的情绪，投射出来，遇到不合拍的人，会力劝你放弃自己的想法，和所有人一道进入美国情绪。所以，如果你觉得跟着自己的感觉不踏实，那就听媒体和总统的，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索性把自己调到他们的频道上好了，他们会告诉你别人都是怎么想的。这样，你就和全国人民步调一致了，用不着时时做大的调整，每六个月……或是四年来一回就行了。
我老觉得政客和演员是最能体现美国特色的。他们可以把自我拆成若干碎片，需要的时候从里面挑一块，说：“嗯，这次我做这个就行了。”和整体相比，碎片自然是狭隘的，无趣的，可人人想看的也无非就是碎片。
政客和演员会像变色龙一样改变个性，我们何尝不是。譬如你分头给老板、恋人、还有运通卡的收账员打电话，不也是挑出每个人想要的碎片，每打一个电话，就彻底换一张脸么？这和政客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训练有素，游刃有余。大使馆也好，新闻采访也罢，人家演什么像什么。
所以，我老是疑惑：演多了会不会过头？他们会不会自问：真正的我在哪里？
华盛顿的社交活动基本没有不正式的。就算刚刚下班，去参加六点的聚会，也是人人礼服长裙。在美国，只有华盛顿人会把正装挂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以应对必须出席的各种社交场合。
这些繁文缛节可能会让人觉得华盛顿是个非常严肃的地方。没错，这里的确到处都是燕尾服、大理石、大草坪什么的，不过，还没等你被震晕，就会有一辆观光电车从你眼前开过去，车上的乘客人人都是T恤短裤，很卡通那种。回神了吧？华盛顿游客多，旅游气也重—小吃摊、穿制服的导游、导游手册，还有五花八门的纪念品—简直就是个主题公园。
不难发现，那些观光客会渐渐地被这种气氛感染。
可是还有下文。随便找一家来旅游的，那种刚刚在热浪里奔波了一整天的，正为天气湿，孩子吵，闹得不可开交，眼前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大家伙—《独立宣言》、林肯雕像，或者刻着所有死难者名单的越战纪念碑之类，你再看这家人，真的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他们本来觉得这也不过是个迪斯尼乐园，吃吃小吃，买买纪念品，东奔西跑把时间填上，也就这样了，结果，迎面碰上了一个壮观、伟大、不可思议，而在华盛顿却随处可见的美国风景，之前的感觉被全盘推翻了，不仅发现了这个国家的伟大，也为自己身居此处感到无比自豪。
神奇。
“你是谁？”
有一次我在帕萨迪纳博物馆参加杜尚回顾展，招待会上的玫瑰香槟太好喝，一不小心喝多了，回去的路上人家只好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下车吐，就吐在大片大片的花丛上。加利福尼亚的夜晚空气凉爽，即便呕吐的时候也觉得人很清爽—和纽约是太不一样了。
我的传记电影应该由泰布·亨特主演。
我要是像他那么帅，观众会比较开心。我是说，真正的邦妮和克莱德显然不是长成《雌雄大盗》里男女主角的样子。谁会在乎真相呢？
所谓演艺圈，就是这么回事：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他们认为你是谁。
我一直梦想着能住在洛杉矶。有一阵，制片公司倒是约我们出来，说起让我们到加利福尼亚拍些电影，不过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想可能是我们太奇怪，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我上次去洛杉矶，走在街上就像隐形人一样，没人认出我是谁，可是一坐进车里，按喇叭的，招手的，飞吻的，停车要签名的就都来了。大家印象中的名人是只坐车，不走路的。
好莱坞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在电影首映式之类的场合，总能看到很多娇滴滴的迟暮美人，都是七八十岁上下。看得出来，她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大美人，即便现在，明星的派头也还在，风度也好。可你认不出她们是谁，演过什么，也看不出她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是说假如她们从前是合同演员，那就攒不下多少钱，所以应该嫁得很好。可这也说不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社区定居点，只能是去雷诺离个婚，拿到很少的赡养费，大概也就每个月135美元。
不过，她们既然到处走动，保养得也不错，我想日子应该还过得去。总之什么活动都会请她们，她们也真会撑场子，华贵的旧式珠宝、“香肩”古龙水、头巾帽，颇有法贝热风格，身边还跟着个忠实粉丝打点一切。
我很怀念从前美国大胆梦想未来的年代。迪斯尼乐园里有用支架架在半空的塑料房子，家具固定，可墙壁是活动的，愿意的话可以每天给房子变个样，房间里还有机器人吸尘器，可以彻底自动清扫。去世界博览会看电影，每处关键情节，观众都可以投票；还有单轨电车，开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可速度非常块。电视上都在说我们就要探索外层空间了，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都会征集去火星的志愿者。
每年都有新的科学发现、或是新发明问世，所有人都觉得未来无比美好。
大家都对美国充满信心，觉得我们是以奇妙的创造和发现引领世界的国家，我们将首先抵达未来。
现在，仿佛已经没人对未来有多大指望了。似乎大家都感觉未来和现在是一样的，也许更糟。可是，这种想法和发明机器人的梦想比起来，就一定更实在么？（文/安迪·沃霍尔 译/范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