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2030年，世界范围内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达10亿。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5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超过17岁以下的人口。届时，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超越以长寿、适宜终老著称的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年轻人口主导的国家变为老龄化国家，中国所用的时间将是邻国日本的四分之一。
以上数据结论来自美国新闻工作者、作家泰德·菲什曼的《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一书。在商业浪潮的推动下，年轻一代成为消费的主要群体，老人们却似乎被遗忘了。崇拜年轻、抗拒衰老、恐惧死亡……人人都希望自己老得慢一点，殊不知老龄化社会已悄然降临，不可逆转，无人幸免。
当老龄化成为世界性难题，如何了解并正视其影响，重新思考变老？是每个人都需面对的课题。在老龄化难以逆转的情势下，个人该如何看待并适应一系列变化？
面对上述难题，大批聚焦老龄化、老年的书籍纷纷出版。我们梳理并关注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本：奥地利作家、哲学家让·埃默里的思想著作《变老的哲学》，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当世界又老又穷》的作者泰德·菲什曼。衰老既然不可抵挡，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力气去应对？
人人都会变老，也终有一死。然而，在这两件事真正降临之前，我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在现代社会，变老无异于一项禁忌，常和衰弱、无力、低能、低效的刻板印象相勾连。化妆品的广告语、保健药品的宣传海报都喜欢打着“抗衰老”的旗号；工作招聘信息或征婚广告列出的众多条件里，年龄限制永远是最抢眼的一条。想变年轻的人很多，却没人想变老。
衰老和死亡的体验如此独特——身强力壮之人难以描摹它们，大限到来之日，永久的离去又将所有秘密裹挟带走；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诗歌、哲学，都力求以更细腻的方式逼近真相，然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艺术家和哲学家必须找寻最精准的公共词语，而作为“最本己”之事的死，却不可避免地在这一过程中丧失其独特性。就像表述疼痛会踏入语言的界限，语言在衰老和死亡面前也失效了。
让·埃默里，这位亲身经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奥地利作家、哲学家在《变老的哲学》中这样诠释：变老是纯粹内时间意识中的绵延，是人变成一束时间，在向内的凝缩中，感受到世界对自我的压迫。
让·埃默里（1912-1978）原名汉斯·梅耶，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在瑞士多家德语报社做记者。1978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变老的人潜入时间中去
“在身体和灵魂中拥有时间”
“过了年我们再见。”一句稀松平常的告别，在老人那里也会尤其谨慎。伴随衰老慢慢侵蚀身体的活力，他们开始不那么确信即将到来的事。对于年轻人而言，世界在眼前铺展，时间不妨用于挥霍，他们拥有的是一个无限未知、大展拳脚的广阔空间；而对老年人而言，时间逐渐沉入他们的体内、思绪、灵魂：
老年人的生命在身后，这个不再能实在地被经历的生命，除了堆积的、被经历过的、被度过的时间之外一无所是。
老者身负过往的时间，当这时间与记忆相遇，便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些单调无聊的时间虽在亲自度过时无比漫长，却在老者的记忆中慢慢萎缩成一潭死水，甚至一个不可见的点；欢快的时间如此短暂，却足以回味一生，因而尤显丰富悠长。过去的时间始终在那里，当下和未来却不停被吞噬，只有变老的人才能够理解——“不再有那么多事情降临在他身上”的含义。
《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
作者：（奥地利）让·埃默里
译者：杨小刚
版本：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2018年4月
如果说年轻是将身体抛入世界和空间，那么变老的人则意味着“在身体和人们可以称为灵魂的东西中拥有时间”。他越来越确认，时间不可回溯，不能逆转，无法重来，除了与其缠斗，别无他法，直到死亡将他从空间中彻底移除。
死亡是一个人的时间终点，我们畏惧谈论它，是因为它将抹除我们存在的最后一点痕迹，摧毁我们对时间倒转的渴望，“死亡消除了每一种未来的意义”，用埃默里的话说，死亡就是一个人的“反世界”，是“对自身的否定”。因为“我的死亡”是一个伪命题：我在，死亡不在；死亡在，我就不在。
弗洛伊德说：“在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不死。”人人都怀抱侥幸：别人才会老和死，而我一切安好。变老的人体验过生理上的病痛、体力衰退、记忆减退，但只要还有一口呼吸，就还在反抗着死亡，直到死亡迫使他最终妥协，这份妥协是“麻木的妥协”，他必须在害怕与信任、反抗与放弃、拒绝与接受之间保持平衡。
电影《年轻气盛》（2015）剧照。该电影讲述两位老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家酒店度假时发生的故事，关于衰老与死亡，其中一句台词为：“你年轻时一切都看上去都触手可即，你拥有未来。可是当你老了，看什么都觉得遥不可及，因为它们已经逝去。”
变成自己的陌生人
“他理解的世界已不存在”
镜中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自己？眼皮松垮，眼角下垂，满头银发，即便不笑，皱纹也依然清晰。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呢？站在镜前的人陷入自我怀疑，内心涌起爱恨交织的情绪。穿过岁月而来的年轻自我，就这样与镜中的老者猝不及防地重逢，结果却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
年轻时，他从未在意过自己的外表，因为周围人尚能毫无不悦地注视它，无视它，忘记它；他也未曾在意过自己轻快的双腿或健康贪食的胃。而当岁月洗刷过这一切，他的外表、双腿、胃完全属于他了，“那陌生的，因为已经从世界中逐出而不再朝向世界的面孔完全成了他的，是自我陌异和自我成就的交合”。
变老和他的身体之间建立起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关系，身体的能量越来越少，质量却与日俱增。他逐渐习惯了和疼痛、疾病、疲劳为伍。沉重的呼吸、疼痛的双腿、虚弱的胃，身体成了他的牢笼，他“最后的避难所”。世界不再向他敞开怀抱，反而与他为敌。爬山时的坡度，游泳时的水温，山谷间的飞虫，都使他暴躁，原本赏心悦目的风景成了他“人格的背反”，处处与他作对。
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2008）剧照。本杰明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时，但生来便像个老人的他被父亲当作怪物，被遗弃在了养老院。本杰明在养老院与老人们一起生活，但本杰明逆向发育，反而越活越年轻。
除身体衰老外，文化衰老也降临在他头上。他开始不那么理解这世界了，对那些媒体宣扬的时尚、年轻人口中的流行语产生了“迟钝的反感”，日日迷失在“新词组和新句组的茂密丛林里”。他年轻时习得的语言符号系统逐渐失效，而恰恰是那个符号系统，曾被他用于描述世界，理解和掌握社会潮流、艺术观点、意识形态、习俗规范，支撑他走到今天，并内化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
世事变幻，这个符号系统被时代抛弃、更新换代了。“对变老的人而言格外困难的是：在一个虽然在他们眼前产生，却越来越不由他掌握的时代里去理解符号。” 他站在了过去自我的对立面，成了世界的“陌生人和怪物”。于是他每天都要学习新的符号系统，试着去了解那些新词。
但新符号往往只有被频繁使用时才是有效的，“只有通过创造新符号才能掌握新符号”。他被一个与过去矛盾的自我困住了，“他不再理解世界，他理解的世界已不存在。他被逼迫着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这种逼迫就和过去的牢笼一样不放他走”。
科幻片《这个男人来自地球》（2007）中的主人公约翰自称经历14000年岁月，他因容颜不曾改变，每隔十年便需更换一次居住地点以防暴露身份。
承受他人的目光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现代社会弥漫着“青年崇拜”的气息，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下的生产和物质扩张需求，使得年轻和活力成为资本，在不同场合被反复强化。除开篇提及的生理年龄外，社会年龄也被纳入一个人的价值考量标准。
在某个年龄节点，“他自己仍旧相信为他保存的可能性，社会却不再将这些可能性融入它为他塑造的图像中去”。一个人做某件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尚且如此承认”，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想在全新的领域从零开始，几乎不被认可；一个公务员直到退休还是科员，可能会遭人嘲讽。社会给我们每个人设定了一个社会年龄，“当这个年龄达到一定高度，我们完成了什么，没完成什么就会被编进一个资产负债表”。
那么如何才能有尊严、不抱怨地变老呢？埃默里在书中提供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和年轻人一起保持年轻”；一种是“从时间中抽身而出”，不靠追逐时间来肯定自己，也不因他人的评判否定自己，“不用青年的面具或者谎言重重的老年伊甸园欺骗自己”。他让否定成了自己的事情，并起身对抗，投身于无法完成的事业。“这是他的机会，也许也是他在尊严中真正老去的唯一可能”。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埃默里在全书的末尾引用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把反抗和放弃的权利紧紧攥在自己手中，不要温和地走进为变老之人架设的任何陷阱之中。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
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英）狄兰·托马斯（巫宁坤 译）
[ 对话泰德·菲什曼 ]
在世界范围内，当人的寿命普遍延长，出生率下降，人口数量缩减，老龄化将成为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逃避的挑战。
早在2005年，美国人泰德·菲什曼（后文简称菲什曼）就将目光瞄准大洋彼岸的中国。在《中国公司》一书中，他探讨了巨变中的中国是如何影响世界的。研究中他发现，中国两次人口变迁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一次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一次是家庭规模的急剧缩小。这两点都指向同一个结果——老龄化。“人口变化，无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因还是果，在我看来都是最为重要、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全球化特征之一。”泰德·菲什曼意识到：“中国就是这个全球化故事的核心。”
当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时，会出现怎样的社会图景？老龄化会如何改写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看待生命和世界的方式？为了解开谜团，泰德·菲什曼走访美国、日本、西班牙、中国的若干城市，同那里的企业员工、雇主、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医疗人员、普通人交谈，通过翔实的数据和大量实例，写成《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一书。他试图解答：世界不同国家的命运是如何通过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的。
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工作者，文章刊于《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国家地理杂志》《星期日泰晤士报》等。
“想长寿”VS“怕变老”
新京报：之前的采访中你曾说：“为自己的老年未雨绸缪是非常困难的。”
菲什曼：人们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去思考变老，似乎一想到老就会感到压力。我们迷恋年轻，痛恨变老，尤其是变老后更加脆弱的自己。我们也很难想象自己身处的社会群体成为老者多于青年的老年群体，尽管这即将成为现实。这些都太让人沮丧了。细想看，这种恐惧有点不可思议，毕竟我们都想长寿。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值得珍惜的年代——我们比我们的任何先人活得都要久。
新京报：《当世界又老又穷》中说，美国老人十人中至少有九人表示，独立生活是他们最优先的选项。哪些现实原因会阻碍老人们独立生活？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菲什曼：普遍的观点认为，大部分美国老人都不是独立生活的。这是错的。的确有一些老年人待过养老院，意外、疾病或外科手术让他们需要照顾，但养好之后他们就会离开。很多老年人会因为需要日常的辅助住进老年社区，但在生活上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另外少于10%的老年人长期住在护理机构，这个数目也不小，但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多。美国有1/9的老年人倾向于住在护理机构而不是他们自己家，这些也是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包括90多岁的老人，他们的孩子自己也很年长，没法提供他们所需的照顾。贫困也是一个因素，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即便上述困难存在，还是有很多方法能让老人在家更容易地度过晚年。最好的办法是让社区把有类似需求的老年家庭集中在一起，用养老院里提供服务的思维去提供社区服务。整片社区为居民统一提供交通、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在家中就可享受；还可以组织社会活动、成人学习班和其他服务，以帮助老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积极心态和社会参与度。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这种社区制度已经十分先进，但在全国并不普及。
《当世界又老又穷》
作者：(美) 泰德·菲什曼
译者：黄煜文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4月
既然老龄化不可避免
新京报：正因为女性和男性拥有同等受教育和就职机会，从某种程度来说，晚婚晚育是性别平等的一个结果，但这同样加剧了老龄化问题。这个两难的处境有无答案？
菲什曼：女性解放虽然是造成整体老龄化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仍需将女性权利的崛起，包括获得教育和经济权利视为积极意义上的改变。事实上，人们比过去长寿的一个原因，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比例提高，女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健康，经济上更独立。另外，女性解放也使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或许我们不应该将女性解放和社会老龄化这两件事视作“两难”。事实上，正因为女性受更多教育，对未来发展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老龄化社会所需面临的诸多挑战才有其答案。
新京报：高自杀率、独居、贫困，和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男性会有这么悲惨的晚景？
菲什曼：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最适合终老的国家之一，日本人平均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长寿、更健康。然而，对相当数量的日本男人而言，变老无异于心理上的折磨。同样是那些让人健康终老的因素，比如日本社会生活中“不给人添麻烦”的特质，极有可能成为“无缘者”，或者那些对变老、贫穷难以启齿的人不幸的原因。
新京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隔代养育的现象已经非常常见，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这对孩子和家庭有怎样的影响？
菲什曼：老龄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隔代养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日常。其中的原因是如今的女性需要回到她们的工作岗位，并且她们的工作比父母一辈收益更高。因此，为使家庭的生产力最大化，日常养育孩子的工作自然就交到祖父母手中。好在和过去的老人相比，如今的祖父母在晚年更有活力。在隔代养育发展起来的过程中，似乎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
其实在19世纪之前，人寿命短，大多数人在做上祖父母之前就过世了。所以更有可能的传统其实是，孙辈需要照顾更虚弱的祖父母。我第一次得知这个事实是一位中国的社会学家和我说，他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认为隔代养育属于文化“传统”很有意思，因为这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然而，我认为这其实还是个好现象，它体现了家庭的可塑性。
本文整理自2018年5月2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3版。（文/张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