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化的危机,在于这些人没有气场

无论是在走不通的路的地方嚎啕大哭,无论在山上山下无言的吟啸,无论在郊外路边抢着锤子打铁,也无论是在临死之前弹出了神秘的乐曲,魏晋名士是永远讲不完的。

被遗忘的孤独风流

但这一切非常动人的场景,普通百姓完全不懂,而且连绝大多数文人学士也很难理解,更无法追随。这就使他们在整体上显得非常孤独。在空间上孤独,没有人理解他们;在时间上也孤独,后面的人也不理解他们。

我记得有一个当初帮着嵇康打铁的文化追随者叫向秀,他也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他在嵇康被杀以后心里边非常畏惧,有点害怕。曾经在一个寒冷的黄昏,到嵇康住过的老房子去凭吊,他听到的只是邻居屋中传出的呜呜咽咽的笛声。

余秋雨:中国文化的危机,在于这些人没有气场

他很快就离开了,写了短短的一篇文章叫《思旧赋》。想想看,世上只有这些平庸的笛声了,家家户户都吹得出来,家家户户都听得到,再也不会有广陵散。向秀匆匆离开之后,后来还做了一个官职不低的官,但是他不太办事。嵇康在这个学生身上,也已经完全消失了。

也就是说,魏晋名士虽然对中国文化起到了颠覆性改写的作用,但是这种改写在于长远、在于素质,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左右了当时的文化走向。他们时兴的一次次凄美的冲击,凄美得让人永久难忘。但在当时人们很快就遗忘了。

魏晋名士看穿了英雄时代的虚假,而进入了后英雄时代。但是,他们本身也很快被看穿了,看穿的人是我们都知道的诗人陶渊明。

文化人格的三段论

陶渊明不会大哭,不会打铁,不会啸吟。他觉得这一些都稍稍有一点作态,他还不如彻底的回归家园、回归常态,种种地、看看菊花,顺手写几句诗。这一来,我们眼前就出现了从英雄到名士到陶渊明的三段论结构:

第一段,慷慨激昂型的文化人格。第二段,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段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这三段论的结构,后来反复地出现在中外文化史上,变成了一个通行的模式,像预言一样一次次的重复。

概括起来说,就是在奠基时代和秦汉帝国时代过去之后,虽然文化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成果累累的景象,但是文化创造者的生命就像彗星一样在长天划过,没有给庞大的中国文化实体带来足够的气场。这显然是中国文化的重大危机时刻。

中国文化缺失了一股“气”

中国文化因为诸子百家而老辣,因为秦汉王朝而宏大,因为魏晋名士而凄美,却眼看着要带着这些老、这些大、这些美而渐渐暗淡。这可以有个比喻,天下有很多老宅子、老庭院,都是又老又大又美的,却都一一败落了。这些老宅子、老庭院能不能延续,就看有没有一种更重要的元素加入。

这个更重要的元素就是气,这气也可以称之为元气,元旦的“元”,带有创见的含义。

创见之气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极其重要的新生的景象,好像触摸不到,却又处处可感,充盈于天地之间,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天地之气,这是中国文化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天地之气或者叫天地元气,我们在道家的著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四个字。

余秋雨:中国文化的危机,在于这些人没有气场

如果没有气的话,那些又老又大又美的老宅子、老庭院,也就是中国文化,它就已经没有继续蓬勃发展下去的生命力了。

中国文化老确实是老了,到我前面讲到了陶渊明那个时候,老子和孔子的学说已经传承了900多年。大家想想,900多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如果经历了900多年还不老化,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体,因为一切正常的生命体都会新陈代谢。

文化的“老”不值得显摆

老还不太可怕,更可怕的是,这些老者还被驱使到一个个超级宏伟的大场面里边,去辛苦地上班,实在是累得变形了。法家为秦始皇上班,道家为汉文帝、汉景帝上班,儒家为汉武帝上班,该做的不该做的事都做了。不仅是累,而且已经把力气耗尽,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

到英雄时代和魏晋时代,那些疲惫的老文化几乎已经退休,而新奇的文化的热闹场面却又没有持续多久。总之,当时的中国文化气散了、气衰了、气泄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危机。

我们中国历来有个毛病,虽然经常说创新、更新,但是在文化上总以为老就是力量。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拿着老宅子、老庭院里边的古书、古董肆意地显摆,其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余秋雨:中国文化的危机,在于这些人没有气场

即使看看比老宅子、老庭院更有生命的老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了,年纪老了也无法掩盖他们整体的疲惫,也无法阻挡他们经常出现的不合时宜的胡作非为。人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

余秋雨:中国文化的危机,在于这些人没有气场

(文/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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