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法国汉学家艾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在巴黎病逝，今年恰逢百年之祭。沙畹在国际汉学史上承前启后，在许多领域卓有建树，更是法国西域学、南海学、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等学科分支的奠基人。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同时为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5月19-20日，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杂志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联合举办“东学西渐与法国汉学”——暨纪念沙畹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张剑光副院长在研讨会上发言：“众所周知，法国是欧洲最早创立汉学教席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的汉学研究一直占据着国际汉学的中心位置，时至今日法国也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从雷慕莎到儒莲，从沙畹到谢和耐，在长达两百余年的研究实践中，法国汉学界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这个群体在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人类学以及敦煌学等领域，对中国文化展开了广博而精深的研究，并创造出大量传世之作。”
“一代又一代的法国汉学家，不仅为中华文化的西传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中法两国友谊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张剑光说。
沙畹
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186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
在法国汉学家的谱系中，沙畹属于第三代，一代开创者雷慕沙、第二代继承者儒莲、巴赞、毕欧，前两代人都没有来过中国，从沙畹起才有了来华经历。
兰州大学赵飞宇教授在会上说起沙畹来华对法国汉学学者的影响，“沙畹在中国实地考察和研究的经验为巴黎派的弟子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逐渐摆脱了不通中文只据西文道听途说或虽识中文却不加应用的偏向，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对中外资料进行汇通比勘，增加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开始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
赵飞宇教授详细介绍了沙畹第二次来华考察的过程，“1907年3月沙畹从巴黎出发到沈阳后，先参观沈阳故宫，得到保存在此的60多面金属镜子的模具，这些模具如今保存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他还参观了北陵，并到了中朝边界的东陵，研究鸭绿江上洞沟一处五世纪的碑铭。此后，包括沙畹在内的5名成员组成考察团来到北京，前往山东，之后自东向西跨越河南省，继续向西到达西安府，三天的路程再到乾州。这是沙畹考察的最西端，随后便掉头返程。据沙畹所说，还没有任何欧洲探险家曾在他之前记载过这条路线。”
为期一年的考察卓有成效，沙畹对石窟、寺庙、石刻等遗迹做了记录和研究。其中石窟部分包括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存图78幅）、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存图118幅）、河南巩县石窟（存图18幅）等。寺庙包括山东长清灵岩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洛阳白马寺、陕西西安清真寺等。石刻部分有山东、河南等地石窟以外的佛教造像碑和摩崖造像。沙畹不仅走访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拍摄大量的实景照片，同时拓印及购买了大量各地保存的和在市场上流传的金石拓片，为之后的研究做资料准备。两次考察后，沙畹写成《泰山志》、《中国两汉石刻》、《华北考古图谱》、《华北访古记》。
沙畹在河南永昭陵
“晚清正处于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以沙畹为代表的欧洲人士来华游历、考察，他们的调查、分析、考证，基本建立起近代陵墓、碑铭研究的框架，其著述和手稿日记保存的照片、地图、拓片等资料，不仅代表着当时那一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也是后人补充研究的重要参考，”赵飞宇教授介绍，由于当年考察的遗迹到如今多有损毁，沙畹留下的这一批影像资料和文字记录弥足珍贵，对于研究这些石窟寺、碑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沙畹于1907年7月拍摄的龙门石窟
对于文献的利用，沙畹也有独到见解。由于中国早期文献仅存无几，为了解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沙畹曾指出，“需要专门的工作将最远古的文献《尚书》和《诗经》中的社会事实提取出来，以呈现中国最早期的信仰。”沙畹坚信，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应当出现自更加遥远的时代，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制并非凭空而成，而是有着深远的渊源。
山东大学法语系教师卢梦雅在研讨会上表示：“沙畹这样的中国上古史观与欧洲‘进化论’思想深入人文学科分不开，他强调尽可能利用历史文本中的社会事实的方法，与19世纪中晚期的历史学转向也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欧洲史学开始从历史事件写作转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西方学者不仅不再关注大事件或英雄人物，还开始以比较的视野希望了解其他社会和文明。我们可以从沙畹的得意弟子葛兰言的很多著述中看到沙畹历史研究方法的运动，葛兰言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节日与歌谣》是西方第一部对于《诗经》的专论，出色地完成了沙畹所指出的那项‘专门工作’。”
沙畹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不止如此，他不断加入考古、艺术、碑铭、政治、佛教等各个领域的相关主题研究，为现代汉学开疆拓土。卢梦雅介绍：“比如他在两汉历史的研究中使用斯坦因在汉长城发现的竹简以研究汉朝在东突厥地区的军事战争，参考罗费尔最新的陶器研究来解释中国的丧葬风俗，通过考察大量汉画像来呈现汉代艺术，通过《艺术志》讲述中国文学史等等。”
“另外，沙畹还注意到中国历史书写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认为应以故事的眼光看待上古史。1895年出版的《史记》译注第一卷中，沙畹不但发现了中国史学层累地增加上古时代和历史人物这一突出问题，还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历史事件吸收了各地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化甚至其中很多反映了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在附论《西王母国游记》中，沙畹考证了一些上古人物如穆王西游、禹帝事迹的记载，认为这都是吸收了异国传说并结合中国环境和历史情况的结果。他指出与君王有关的传说与后人著书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如《五帝本纪》开篇第一句‘黄帝者，少典之子’的‘少典’被司马贞解释为诸侯国名，是为了调和传说中不合理之处的权宜之计。通过《史记》，沙畹构建了不同于晚清以前的考史、篆史和释史方法。”
如此一来，沙畹向西方人展现的不再是一个儒家典籍里纪年事件的汉代，而是一个生动立体的、在领土不断扩张中与中亚、甚至欧洲文明开始发生接触的中国历史最为繁荣之一的朝代，卢梦雅认为，这样极具启发意义的课程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沙畹门下，高徒济济。
鲁迅的金石学研究可能还与沙畹有着颇深的渊源。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金石收藏家和研究者，法国高等实践学院博士贺梦莹在研讨会上提出，大量间接证据表明，鲁迅不仅看过沙畹的《华北考古记》图册，并且很可能还促成并参与了图册目录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同时，也很可能在这本书的启发和影响下，鲁迅开始了持久而深入的拓片收藏、抄录和研究工作。
“沙畹首次将金石学研究纳入法国汉学的研究领域，他使用的西方现代考古学方法使得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焕然一新。鲁迅虽然仍主要遵循中国传统的文字考据方法进行研究，却在数量和深度上补充了沙畹以及传统中国金石学家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功移植到今天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贺梦莹说。
沙畹一生著作等身，弟子成行。他先后触及的汉学领域有碑铭学、古文字学、西域史、西突厥汉文数据、中国舆地学及地图绘制术等，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司马迁史记》、《菩提伽耶中国碑考证》、《西突厥史料》、《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甚至在晚年还研究过道教（文章收入《东亚论文集》第3卷），只有中国的美文学、哲学没有涉猎。1918年，沙畹在巴黎去世,临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在索邦神学院的梯形大教室作了最后的演说——“论中国人的道德思想”。（文/ 徐明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