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声音愈发变得微弱，并不是因为阿拉伯文化落后于时代。这种衰落更多地可能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遏制了阿拉伯语在当代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当代阿拉伯语的危机
自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动乱掩盖了这个地区以更加不为人注意的方式出现的危机——如果以书面文化进行衡量，阿拉伯语世界正处在低谷。以书籍出版为例，横向比较来看，将所有阿拉伯国家视作一个整体，也已经无法与土耳其或者伊朗相比。根据法兰克福书展组织方提供的数据，拥有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土耳其在2012年出版了42626本拥有ISBN号的新书。有当代历史学家估计，其中大约有1.1万册是翻译的外国引进文献。这四万余册新书大约印了2.4亿册。相较之下，因为出版行业并没有与其他地区的版权相衔接，阿拉伯世界缺少准确的数据。据估计，2012年阿拉伯世界大约出版了17000册新书，其中大约有2000余册是翻译引进作品。每本书的印数在1000册到3000册之间。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阿拉伯国家在2012年总共拥有将近3.6亿人口。不论是出版书目、书籍的购买数量、人均数量还是引进作品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整个阿拉伯世界加在一起都远远落后于土耳其。如果考虑到阿拉伯世界出版的书籍大约有40%从来没有被出售过，这样差距也就更加明显。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上，以出版了阿拉伯世界70%图书的埃及为例，现有的数据表明，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埃及的图书印刷量和出版书目出现了下降。
这样的式微还体现在标准语和方言的使用上。同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一样，阿拉伯语长久以来也有着标准语和方言的区别。在古兰经降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有数种不同的方言存在。在古兰经降世之后，出于对古兰经解读的需要，形成了古典阿拉伯语的基础，即阿语使用者常说的“Fusha”。但是教法学的发展和古典阿拉伯语的出现并没有终结方言的存在。至少有两个因素促进了这一点：首先，教法学家内部对于某些单词和句子应该采纳何种发音或者读法尚有争议；其次，随着伊斯兰大征服的展开，阿拉伯语不可避免地变得多样化了起来。阿拉伯世界的疆域从西边的马格里布一直延展到了东边的波斯，大大地超出了原有的阿拉伯半岛的范围。在这个征服的过程中，诸如波斯语、科普特语、柏柏尔语乃至希腊语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表达也进入了阿拉伯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一些与标准语大相径庭的方言。进入近代以来，在古典阿拉伯语的基础上，又诞生了新的现代阿拉伯标准语。这种标准语接替了古典阿拉伯语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现在在阿拉伯国家的官方电视台所看到的节目，阿拉伯国家政治领导人发表讲话等等都使用的是标准语。绝大多数报纸和文学作品也都是用标准阿拉伯语写作。因此，有些人又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称之为标准阿拉伯书面语，或者新闻阿拉伯语。不管是在中国、欧洲国家还是美国，这种方言和标准语的区别都在阿拉伯语的训练中被保留了下来。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语训练是以标准语为基础，辅以一定的方言训练。
然而，现在无论是标准语还是方言都面临着破碎化的危险。一方面，标准语在纸面上的位置也逐渐不保。当支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解体之后，标准语的地位愈加尴尬。新闻节目中的主播常常讲着标准语和方言的混合体，政治家的标准语也讲得磕磕绊绊。不会标准语本来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商务和政治领域中英语的使用进一步削弱了标准语的地位。但是，方言并没有呈现出能够完全替代标准语的趋势。标准语既有的地位依然影响着方言的创造力：阿拉伯世界教育依旧以标准语为准，标准语和方言依旧是区分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官方依旧不认同方言文化。更加诡谲的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带来的还有方言的破碎化。原来一家独大的埃及方言被更多的地方方言所挑战。虽然以方言创作的作品越来越多，它们的流传和接受范围却越来越小。作为阿拉伯文化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埃及方言的影响曾以影视作品出口的形式辐射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然而临近二十一世初期，埃及每年拍摄的新的电影数目不足三十部，甚至赶不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兴的互联网上，如果我们将社交网络上的语言使用视作语言新发展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几乎找不到标准语的使用者。但是，也没有一种方言被互联网的使用者广泛的接受，不同地区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使用不同的方言进行交流。互联网挑战了原来因流行文化获得了优势地位的埃及方言。
危机的背后
阿拉伯语的这种式微与很多因素相关。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经济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道的作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的失败使得标准阿拉伯语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大大下降。而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伊拉克等曾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流砥柱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各种政治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后果之一便是中等教育的衰败。以埃及为例，因为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困难几乎使得埃及的中等教育陷入停滞，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依旧是文盲。年轻人也基本不再使用阿拉伯标准语。
另一方面，阿拉伯语的式微同阿拉伯国家对于文艺创作和人文社会科研究的审查也密切相关。一方面，为阿拉伯语创作创造了直接的阻力，另一方面，使得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生产愈加的碎片化。因为对母国政府持异议，很多著名的阿拉伯作家和艺术家只得流亡海外，在海外从事艺术创作。中国读者相对熟悉的阿多尼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比尔，他于1930年出身于叙利亚的一个小村庄，后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哲学系。在他毕业之后不久，便因为政治活动被判入狱。出狱后阿多尼斯便离开了叙利亚，之后辗转于黎巴嫩和欧洲。经历与他类似的阿拉伯作家还有不少。长期的与母国的隔离影响了这些作家对于原生社会的感受力，也使得他们更多地为其他地方的读者而创作。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政治敏感内容的过度审查中断了可能的本土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学者开始使用英语写作。这一方面有英语作为学术霸权语言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的大量的审查针对的是阿拉伯语内容，因此使用英语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规避。（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策略也是其他中东国家人文社科学者的普遍策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种方式便被广泛的使用。当时即有不少阿拉伯社会学家（如 Iman Ghazalla等人）指出，这使得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学无法关注阿以问题、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社会不平等等在阿拉伯世界具有现实重要性的问题，只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问题域。即使采纳了这种方式，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完全不受审查的影响。在穆巴拉克政府的强力压制下，不少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纷纷被噤声，原先能在社会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埃及传统现在已经近乎被人所遗忘。
这样造成的后果相对复杂，不能假定它一定是有效的。但无疑它会使得作者的目标读者群体发生变化，并影响了出版社对已出版书籍的推广。比如说，黎巴嫩并不存在出版前的书籍审查制度，但是书籍在列印后可能会因为其中的内容被审查所影响。以总部在黎巴嫩贝鲁特的 Dar al-Saqi 出版社为例，2008年，它准备前往沙特利雅德参展的350本书籍有90%被禁止参展。类似的是，它的560本新书中，有230本被2007年的科威特书展所拒绝。在理想状态下，以标准阿拉伯语出版的书籍应该能被整个阿拉伯世界所阅读，但是现实情况与之相距甚远。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圈越来越被现有的国家框架所割裂。具体到特定国家，审查也造成了文化活动的退步。在2013年7月塞西上台之后，作为文学出版新生力量的埃及Merit出版社很快就停止了公开的活动。它位于市中心的书店和办公室也屡遭骚扰，最终在2017年十一月被政府关闭。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出版社乃至图书馆。甚至作为中东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的开罗书展也饱受影响。
卷土重来的东方主义
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萨义德。
与阿拉伯语活力衰弱相对应的是，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正以新的形式出现。萨义德将作为学科建制的“东方学”扩展成为了一种思想方式的“东方主义”。这种思想方式不但预设了东西方世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还与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在萨义德的作品中，主要是伊斯兰世界）的霸权重叠在了一起。对东方的知识是通过这一霸权得以构建的，同时又服务于这一霸权，而不是服务于对知识本身的追寻。正如萨义德在卷首引用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的话来说，在这种霸权之下：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名言正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阿拉伯世界没有能力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那么用来表述它的只能是其他语言。这种东方主义即体现在欧美学界中对待阿拉伯语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其他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表述上。
在学界，阿拉伯语正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工具性语言。与上世纪末对东方主义反思的高潮时期相比，新一代的研究者对于阿拉伯语的掌握可能远没有他们的老师们扎实。西方学生学习阿拉伯语的动机很多，有些是对学习语言感兴趣，有些是为了更好地找工作，有些是宗教原因，有些则是祖辈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当然，也有人是对阿拉伯世界感兴趣，希望研究阿拉伯世界。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只对阿拉伯语标准语感兴趣，或者说不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来学习方言。对于研究阿拉伯世界的西方学生来说，他们学习阿拉伯语时，并不将阿拉伯语当做一种思维的语言，并不是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所思所想，关注阿拉伯人对自己世界的分析。相反，阿拉伯语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语言：要么是为了做生意，完成公务，要么是为了阅读政府文献、档案或者古典文献。在后者这个意义上，阿拉伯语的工具化使得作为研究对象的阿拉伯世界被固定了下来：阿拉伯世界只有两种形象，要么是充满危机的现在和腐败的政府，要么则是他们辉煌的过去。这种对阿拉伯语的看法一方面根植于英语作为学术语言的霸权之上，另一方面则与东方主义的预设紧密相关：阿拉伯语并不被认为是一门能够用来思考的语言，在说阿拉伯语的时候，阿拉伯人也一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因此，这种思路认为，我们只需要工具性地使用阿拉伯语就可以了。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的幽灵自然从来没有消散。阿拉伯语本身活力的衰弱无疑与这种新型的以对语言的态度出现的东方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社会科学领域，本土传统的衰落使得相关的研究更多地以英语为语言出现。甚至在最近的一些关于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的访谈可以用英语或者在翻译的帮助下进行。
另一方面，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谣言获得了新的形式和新的传播渠道。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谣言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之后的《报道伊斯兰》中就曾详细地描述过这一情况。但数十年后，社交网络取代了电视媒体成为了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社交网络中的谣言传播的成本更低，更容易渲染情绪而不是传播信息或是激起辩论。这种谣言传播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便是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的支持者等同起来。这种等同不需要任何的事实或者历史的支撑，只需要通过复制粘贴或是转发等简单的动作不停的重复关于穆斯林的成见即可。在阿拉伯世界越来越难生产其他令人关注的有影响力的信息的时候，这些谣言在舆论场上便少了有力的竞争对手。为阿拉伯世界辩护的作者也忙于辟谣，而没有精力生产建设性的声音。
阿拉伯世界的声音愈发变得微弱，并不是因为阿拉伯文化落后于时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衰落更多地可能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遏制了阿拉伯语在当代的创造力和影响力。阿拉伯世界并不缺少出色的作家、有洞察力的学者或是深邃的思想者。美国学者John L.Esposito和John O.Voll在本世纪初所著的《当代伊斯兰的缔造者》（Makers of Contemporary Islam）中就记述了不少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出色的思想家。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寻找和倾听这些现在是微弱的声音，与它们交谈，帮助它们冲破阻碍、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不但是为了阿拉伯国家能够打破东方主义的桎梏，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经验，更好地拥抱这个世界。一门有活力的语言，依靠的不是某种语言传统长久的历史——无数有着久远历史的语言现在已经死掉了。一个语言要能够活着，需要有相应的实践来支撑它，为它注入新的动力。开放的环境和以这种语言思考的自由对于它的生命力来说，与空气和水对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文/张博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