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国际博物馆日”选择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Hyperconnected museums: New approaches, new publics）。这无疑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机构、博物馆人、社会公众和数字技术从业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和跨界的机会，分享博物馆与数字技术相互交融的研究与技术成果，讨论数字化时代二者深度融合带来的机遇、趋势和挑战，从而裨益于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共同追求。
毫无疑问，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无一例外地渗透到所有的社会细胞，当然也包括博物馆。它与博物馆已深入融合，且仍在极大地改变着今天博物馆的面貌。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进入某一学科领域一样，数字化之于博物馆自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思考，诸如，数字化与博物馆融合的深层次逻辑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影响到当今博物馆的发展？如何找到实现的主要途径？甚至一些带有批判性的思考，博物馆的数字化仅仅是“赶时髦”，还是博物馆在新形势下的文化再创造？数字化为博物馆带来的是“新的技术工具”，还是“新的文化价值”？博物馆如何能在避免对新技术无视的同时，又不任由各种技术所“绑架”？等等，这些事关数字时代博物馆发展走向的命题，始终在不同语境下被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所持续讨论。
在这里，笔者不涉及专门的数字技术问题，仅希望从一个博物馆人的立场上分享几点思考。
首先，博物馆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深层次逻辑是人类两种基本行为，而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成为当今博物馆发展重要驱动力之一。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已有250多年的历史，而且仍然属于一项朝阳事业。
1975年世界各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总数为25,000座。2012年，仅202个国家的统计，博物馆数量达到55,097座（根据2012年版的Museums of the World)。我国1978年拥有博物馆349座，2016年增至4873座。
有推测认为，目前全世界博物馆总数超过8万座 。这个推测告诉我们，世界上接近70%博物馆的历史不超过40年。
博物馆的形成和发展让我们确信，主流的博物馆是关于真实实物的，从艺术珍品、历史文物、自然标本，到其他人类进步的物质性记录等；同时，博物馆又是关于人的，从走进博物馆的观众、博物馆工作的员工，到路过博物馆对其围墙背后的一切充满好奇的人们。
表面上看，图片和数据构成的数字化世界，似乎与博物馆既不一样，又毫无关联。那么，究竟是什么把这看似不关联却又确实存在关联的两个世界相接在一起呢？是人类共有的两种基本行为：传播交流和收集储存。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革命只是历史必然地给博物馆提供了传播信息、满足人类交流需求的新可能。再从收集储存看，博物馆是一个收集和储藏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的公共机构，数字化可以通过其强大的储存、分析和发布功能，让博物馆各类信息和数据的保存、保护、使用，直至博物馆的智慧，在数字化的世界里得以增强、加速和共享。
以中国为例，2016年全国各类博物馆举办展览约3万个，参观量9亿人次，其中不在少数的观众是通过各种数字化的途径了解或者浏览博物馆的。
截至2016年，经过五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10815万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备案2661万件套，6407万件，让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积累了近170T的文博大数据 。数字化对当今博物馆发展的驱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数字革命对当今博物馆的贡献不仅是提供了新的工具，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博物馆的文化价值。
数字技术专家的普遍解读是，数字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进入博物馆领域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
一是数字化管理，以便用数字化手段实施博物馆藏品、观众等信息库的管理，当然是一种精细化的管理；
二是数字化服务，就是通过互联网向实在的和潜在的博物馆观众提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的服务；
三是数字化体验，就是利用更好、更新、更便利、更友好的技术改善观众的博物馆参观和学习体验，同时提高博物馆管理者的管理效能。
从技术上讲，以上三个层面的归纳的正确性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实体博物馆是博物馆最经典、最具特色的形态。其优势在于它的直接性、直观性和真实性。这是其他任何机构无法替代的。
同时应当承认，由于时间、空间、形式上的要求，以及场地、保护、安全等客观条件，信息量不足、管理现代化水平偏低又是实体博物馆的短板，而数字化为此带来了积极的转变。
但如果深度挖掘的话，数字化为博物馆所带来的以上三个方面的可能，更多还是从数字技术本身考察的，也就是指出了数字化可以成为今天博物馆的新“工具”（无论是保存工具，还是传播工具，抑或是管理工具）。
然而，似乎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考察角度还基本没有涉及，就是数字化对于催化博物馆新的文化或新的“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更多跨学科对话、交流，最终走向学科深度融合的意义所在。
笔者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数字化同样给今天博物馆带来新的“价值”，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是经济的价值。
具体体现在：
数字化可以让博物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与公众对话的模式；
数字化可以让博物馆从单一渠道或数个渠道变成全渠道的；
当信息成为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和传播的关键要素的时候，数字化更直接将信息或数据置于博物馆的核心；
数字化在极大程度上优化了博物馆与所服务社区关系的途径；
数字化帮助社会大众在数字时代更好地实现博物馆学习，不断开辟博物馆观众体验的新领域。
唯有如此，数字技术和博物馆的融合才是完整的、逻辑的、能动的、共生的和共赢的。
第三，与数字技术本身发展相联系，博物馆实现数字化是多途径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循序渐进的。
数字化作为博物馆功能拓展的一种表现而逐渐为博物馆和社会公众所接受，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对如何实现博物馆的数字化，还未达成一致。从而导致了有的博物馆只是简单借助数字技术将实体博物馆换了一个现场，不少项目出现了“信息孤岛”的现象。
在这方面，有研究者分析了“虚拟博物馆”（virtual museum）这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他认为，虚拟博物馆，不是把实物、资料等带到互联网上的一座传统博物馆的“计算机空间”，而是安家在虚拟世界中的一个实体。它不使用一座实体的建筑作为物理意义上的设施，而是建立在程序软件上的，使用数字传播媒体的一个混合体，并依赖经过特色化处理过的元素而运行着。
然而，人们在博物馆数字化征途上的探索远没有就此停止。过去八年间，中国的博物馆界受智慧城市理念的启发，提出了“智慧博物馆”这一全新的博物馆文化、技术和管理概念。
希望人们藉此理念重新梳理和构建博物馆各要素的关联关系，以便形成合力，达到博物馆服务、保护和管理协同发展的目的，使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通讯等在内的技术更加多样化地支撑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功能和管理功能。
诚然，涉及数字化之于博物馆许多问题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例如，今天的博物馆互联网思维中，如何更加符合博物馆行业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实体博物馆与虚拟博物馆如何实现优势互补？我们在确认互联网带来创新机会的同时，是不是也伴随着潜在的风险等等。
数字化对于当今的博物馆而言，是新的技术工具？还是新的文化价值？大概率的结论是：两者都是。（文/安来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