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年没读徐则臣的小说了。这次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经常在机场与高铁书店看到，想不到一个纯文学作家也进了机场书柜，书名《耶路撒冷》也挺特别，也许是店主看到了《耶路撒冷三千年》畅销，被误导了。
从最早读他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开始，他的小说都有一个办假证的角色，这一次也是。我理解这是他作为最被学术界重视的1970年代学院派作家的一种反叛，所谓身在燕园心在江湖。
十年前，我在写《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书评时这么理解办假证的人物设定——这却是和“知识改变命运”所相悖的叙事，在小说《啊，北京》中的假证贩子边红旗，之前是苏北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前假证贩子，后从事盗版碟贩卖的敦煌(请注意这个名字)，也是一个专科生。和之前的“北漂”和“底层叙事”不同，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自我意识，但他们的知识，在北京谋生中基本毫无作用，知识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知识只在造假在贬值。与知识相关的卑微人生，只要进一次局子，往往要倾其所有积累，才能将自己赎出来。在自由面前，之前所有的艰辛、屈辱和计较都失去了重量。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这些底层的人物而言，最重要也最容易失去的，就是他们的自由。
不过这次在《耶路撒冷》中，我又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办假证的人物易长安，也开始成熟了，他们比10年前，更有力量感了，不仅技术纯熟，业务也更赚钱了。同样，知识分子初平阳也变得更有力量感，虽然还是博士，在校园，但博士成为大众媒体的专栏作家之后，对社会的影响变大了。这是从青年到中年的过渡，也显示了作家本身的境遇与心态的变化。在青年时期的《跑步穿过中关村》那里，我们似乎能看到在名校求学的硕士、博士，与自己办假证的的发小，是一体两面的人生：或者在知识生存链条上苦修，或者干脆对知识营生竖出中指，但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脱节错位，以至于对知识人带来的焦虑与不适，却是最明显的。到了《耶路撒冷》，这种紧张的对峙，似乎变得缓和了很多，最明显的是，人物之间的性生活也增多了，性苦闷变少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的真实状态，虽然现在房奴之类依然紧紧套牢了大家，像《北京女子生活图鉴》这种贩卖焦虑与江湖险恶的影片，依然能引起巨大的共鸣，但更多的生活选择已经摆开在年轻人面前，大家可以更从容一点。从容，也能够帮助作者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这点来说，《耶路撒冷》也是一种进化。
拓深表达对象的基本方式，是对运河旁边小镇花街的历史溯源，对人生成长的一种溯源。
《耶路撒冷》的故事驱动是社会学博士初平阳要回老家卖掉自己在运河边的老宅。从老宅开始，遇到了从小镇走出去的秦福小、易长安、杨杰，三个男生与一个女生的故事。还有初平阳出走又归来的前女友，住进了精神病院的前同事，担任小镇公务员的前同事前妻等。
《耶路撒冷》的语言与结构都十分用心，经典的创新套路很是娴熟，读到100-200页的时候，感觉语言节奏控制得最好。
如同书名所述，耶路撒冷来源于一个破败的斜教堂，一个中国古运河旁边的小镇，一本残本的圣经，一个传奇的传教士，一个做过妓女却笃信上帝的老奶奶……这些因素虚构出了一个时下颇为流行的信仰故事。做妓女的老奶奶秦环，是这个传奇的高潮部分，这种安排奇怪，却也不突兀，老奶奶早年受人欺凌，只有上帝接纳了她，因为传教士口述的理念超越了这个小镇的认知水准，她的身份变得不重要，心灵显得更重要。老奶奶一生都在守护斜教堂，尤其是在她的晚年，当地政府想拆掉斜教堂，腾出空间给当地传说中的名妓纪念馆的时候。因为，这里有她的耶路撒冷，她还找了木匠，给教堂雕刻了一个耶稣像，不过这个像也中国小镇化了——被穿上了解放鞋。最后，老奶奶为守护脚穿解放鞋的花街耶稣塑像而倒毙在雨夜。
这是一次不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心灵的死亡。
这本书的另一种死亡，并不是因为精神生活，而是因为精神疾病。
在运河中游泳比赛的孩子，妓女老奶奶的孙子，景天赐被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吓懵逼了，成了一个精神病人，最终用朋友杨杰出的礼物——一把医院淘汰的手术刀割腕而早夭。没有成功“到世界去”的早夭者，使得他少年时代所有的花街好友都心存赎罪之念，都觉得有自己的因素造成了景天赐的死。这些救赎之心到花街的旅游开发之际，再一次交汇起来，回归或者远离，都促使着读者们跟随着这些少年朋友们去体验去感同身受去共鸣自己与故乡之间的距离与情感，寻找一种可能性。
这种赎罪之心，也是一种坚守之心，他们在故乡能够找到了一个密码，与世界进行沟通的桥梁，就是这个教堂以及教堂中进进出出的灵魂。这是他们的耶路撒冷。最终，成功地“到世界去”的三兄弟，凑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作为维护修缮教堂的费用，用他们从世界上挣回来的金钱与资源，进行一次心灵碉堡的重建。
我特别在意的一点是，徐则臣写了三个不同层面的精神病人：景天赐、铜钱、吕冬。这种自觉的意识很有价值，在每一个乡镇，都有不少这类犹如游魂的人们，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意外的早夭，如景天赐。当然，还有精神超前的人，孤独造成了他们的疯癫，比如吕冬。铜钱则是一种精神的残疾，但他依然有自己的独特的视角所在。在许多农村或者小镇，这几类精神病人，都是常见的，他们从另一个方向不断在提醒着我们这些“正常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与身份之下，精神生活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小说家对他们的书写与呈现，也构成了一种启迪：我们对于故乡与乡镇的思考，不能只停留在风物特产美食与大同小异的浓郁乡情亲情，应该尽可能深入灵魂，思考个体的独特性与精神世界的质感。（文/袁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