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声春雷，惊醒的不独是知识女性，妇女各界都被震醒了。妇女各界的觉醒与活动又构成了女学生们在反帝反封建战线中冲锋陷阵的强大后盾。这种互相激励、互相鞭策的关系是女界觉醒的最大成果，营造了“五四”时期“女界”最佳的爱国救亡氛围。
那时，“女界”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这就使得成为男权附属品的妇女，在经历了千年封建时代以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崭新的集体名誉，意义远比一个词汇重要得多。所谓“界”，的本意，“田边谓之界”，引申为界限。在1890年前后，随着“政界”、“军界”、“学界”、“商界”、“报界”甚至“妓界”等词汇的大量涌现，“女界”也就自然生成。我估计这与当时浓厚的“省界意识”有关，有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女界”等等，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不断出现，显示出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会的"界"，已成为普遍的认知。而当以此表示广泛涌现的社会群体时，表明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注：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这称得上见道之论。事实上，除仰赖同乡之谊，共同的职业也构成清末民初读书人聚集的基础。
梁启超1901年刊于《清议报》（第83期）的《过渡时代论》，首次就提到“界”的问题：“凡国民所贵乎过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厌离之旧界而已，而更在能达所希望之新界焉。”所谓“新界”、“旧界”，也可以看作梁已敏锐感受到“过渡时代”来临，也将面临社会力量的重组，只是尚不清楚这其中的转变究竟预示着什么，故而用含混的“新”、“旧”来区分。在这样的影响下，“女界”一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妇女领域的称呼。更说明问题的是，“界”已被收到词典中，1913年出版的《中国新术语》，在“界”一栏下，就收有“警界”、“权界”、“军界”、“法界”、“学界”、“官界”、“工界”、“空界”、“伶界”“男界”、“女界”、“报界”、“色界”“商界”、“绅界”、“省界”。以此而言，我们似可说中国实形成一个以“业界”相号召的社会。（见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一文，刊《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2期）
1903年，爱国女学校出版了金天翮（1874～1947，又名天羽、爱自由者金一，江苏吴江人）的《女界钟》，此书是近代中国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和提倡女权的著作。她把“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与“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作为妇女教育首要目标。然而金天翮所提出的第三点：“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即刻又回到以男性价值为准的父族中心论，而下面第五、第六条：“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更回到维新的意识形态，并将妇女稳置于家国机制当中。其最后一点：“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则进一步把妇女解放的诉求归纳革命旗帜下，以将新国民女子的成就奉献革命为最高目标。
这个背景在鲁迅先生在写于1928年的《拟豫言》里就可见一斑，鲁迅先生引用当时报章上的话说：“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其实，比这早在20年前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的鉴湖女侠秋谨，就以男性为光复革命牺牲不乏其人，女性则无一人，因而大声疾呼：“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以秋瑾为代表的一大批“女界”革命先驱，把生命和鲜血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孙中山赞曰：“女界奇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伍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这就可以看到，“女界”一词之所以深入人心，与以上原因无法分开。
外地人到了香港或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女界”，是“女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女人进入的界限”？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了。呵呵，想不到，着两个古董一般的词汇竟然在广东大放异彩，可见世界的奇妙。
但是，有关专家似乎就弄错了意思。“女界这个词在解放前经常使用，代表‘妇女界’的意思，但男界这个词好像没听说过。”12卷本《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编纂者、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史宝金老师认为：“这两个词不能算是生造词，因为这个‘界‘字可理解成它最常用的含义：界限、某一范围。以此界分男女之厕所，表示这里是男士用的，那里是女士用的，也说得过去。”（据《天津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