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影像集《鲍勃·迪伦在纽约：1961-1964》，照片中，年轻的鲍勃·迪伦在新搬去的格林尼治村公寓中，以各种姿势漫不经心地拨弄吉他，有时吹奏口琴，有时皱起眉头抽烟，有时四肢摊开、不脱靴子躺在大床上，而床搁在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件家具的公寓地板上。这些摄影作品记录了鲍勃·迪伦作为一个音乐艺术家在格林尼治村起步的最初岁月，这个后来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创新、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彼时正像一个寻常的少年，顶着一头蓬松的鬈发懒懒地笑着。
5月4日，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藉由《鲍勃·迪伦在纽约 ：1961——1964》的出版，鲍勃·迪伦的译者陈黎和冷霜进行了分享。
20岁即改变全世界的人
陈黎谈到自己15岁的时候，英文老师第一节课就带了一个录音机进来，为大家放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歌中写：“一座山能存在多少年，在被冲刷入海之前？一些人能存活多少年，在获准自由之前？一个人能掉头多少回，假装什么都没看见？”陈黎说：“对于15岁的、白纸一般，但又特别敏锐的孩子来说，这样对生命、对自由有炽烈追求的东西几乎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走向。”
陈黎认为，二十几岁的鲍勃·迪伦，就已“获得”诺贝尔奖了。除了歌词对青春力量的渴望、对世界美善的追求和对自己个性的表达，措辞和韵律也非常好，“当你把他的词翻译出来，就会发现，鲍勃·迪伦的歌像诗一样，它有一些东西是打开超现实主义的钥匙。当我们写歌词的时候会有一些押韵的字，甚至为了韵律我们要去凑字，但是在鲍勃·迪伦的手下，他的词中，字字都是超现实主义的跳板，他把某些非常神秘的内在或者极美的东西串联在一起，会让人觉得非常动人。”
陈黎认为一些经典的歌手都是召唤者，他们的音乐中有一种永远在召唤我们，在困顿中、在人生残缺时给我们鼓舞的力量。如鲍勃·迪伦的《铃鼓手先生》：“你或许听见笑声，急旋，狂荡，越过艳阳／那并不针对谁而发，只是一路奔逃／而除了天空，再无任何栅栏阻挡／你若依稀听见轻巧旋跃的韵律／与你的铃鼓应和，那只是一名衣衫褴褛尾随在后的小丑／我对此毫不在意，他追逐的只是你眼中的一个影子。”
“如果一个刚刚起步的20几岁的年轻人弹着吉他跟在你后面，摇摇摆摆依稀听到轻巧旋跃的韵律，你不要紧张，他是想跟着你们这些古典大师的音符，作为一个衣衫褴褛、尾随在后的小丑。我想每个人都曾是一个小丑，擦亮自己的鞋子，来取悦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看到一些光、一些爱。”
陈黎提到鲍勃·迪伦的歌词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古典传统意象和日常生活的切入，“如《西班牙皮靴》，它的押韵是传统英语旋律的那个调子，可它的用词却有一点古典的传统意象，也有一部分强调日常生活。古典意象有种陌生化，在翻译的时候，想要再现这样一个陌生情绪，就要用文艺语言来匹配。”
冷霜谈鲍勃·迪伦的翻译
《鲍勃·迪伦诗歌集》的译者之一冷霜谈到鲍勃·迪伦诗句的翻译时说：“翻译他的歌词或者诗歌的时候，确实和我翻译别的诗人不一样。别的诗人的语言如果有韵律的话，是用文字构成的，也可以回到文字中去。但是鲍勃·迪伦的这些诗歌首先是为他的音乐服务的，那么当变成文字的时候，我希望有一种努力把它变成一个在文字上也能够成立的诗。有一些确实是太歌词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具有当代性的诗真不太容易办到。”
“我觉得仅凭《轨道上的血》这一张专辑，鲍勃·迪伦就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他的这张专辑中的歌，有一些非常长的叙事性歌曲，像《纠结的忧伤》《愚蠢的风》等等。翻译的时候既要把整个诗的风格完整性呈现出来，同时也要把作为歌词口语生动的那一部分，在汉语中间尽可能传达出来。”
冷霜谈到，《轨道上的血》这张专辑中特别长、带有叙事性的诗，尽管仍然保留了歌的特征，但是其中的复杂性不亚于任何一个当代出色诗人创作，“其中许多歌曲把一个悬念从开头一直保持到结尾，可是到结尾的时候你发现他并没有和盘托出，并没有完完整整地让你解除对这个悬念的好奇，仍然把你的好奇心留给你自己。在翻译的时候，也要尽可能保留悬疑氛围和背后带有的某种象征色彩。”
他也谈到翻译鲍勃·迪伦最大的收获就是体会到鲍勃·迪伦从1960年代起，歌词完全突破了美国民谣的框架，“同时代的歌手很少能够在流行歌曲中间放入这么多的东西，能够做这么多的尝试，不管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民间传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融在他的歌词中。他的确是有高度创造力。”冷霜说。
“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漂》《时代正在改变》《暴雨降至》里没有特别明确地讲故事，但仍会让人觉得有感染力的原因是他的语言上富有节奏和韵律。所以在汉语的这个转译的过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他的节奏在汉语中间建立起来，这个建立不是一一对应，是而是在汉语中间重新建立一个节奏，这个节奏能跟它原来的那个诗的节奏带来的力量感能够有一个匹配关系或者对称的关系。”冷霜谈道。（文/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