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红发女人》，[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三十几年前，也就是20 世纪80 年代上半期，我们在一座小城市演出。一晚，剧团和地方政治团体的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长桌的另一端是个跟我一样红头发的女人。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起两个红发女人同坐一桌的巧合。他们问着诸如概率是几分之几，是否会带来好运，预示着什么的问题。
“我头发的颜色是天生的。”桌子那头的红发女人说，既像是抱歉，又带着得意，“你们看，就像天生红头发的人一样，我的脸上，胳膊上都有雀斑。我的肤色白，眼睛也是绿的。”
所有人转向我，看我如何作答。
“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我立刻回复道。
我并不总是这样对答如流，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对您来说这是天赐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对我而言则是自主意识的选择。”
我没有继续下去，以免在座各位认为我傲慢自大。因为，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嘲讽和愚蠢地发笑。倘若不回答，沉默就将意味着我甘拜下风：“是的，我的头发是染的。”那样他们既会误解我的性格，还会认为我是个胸无大志的模仿者。
对我们这种红头发的后来者来说，头发的颜色意味着被选择的个性。一次染成红色后，我终生都致力于此。
二十五岁上下，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持续三年的地下恋情，最终以年长我十岁的情人的离弃而终结。他是个有妇之夫，一个英俊的革命分子。然而我们在一起激昂地读书时，多么浪漫，多么幸福！事实上，我既生他的气，也理解他。因为我们的地下恋情曝光，组织里认识我们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他们说这会引起妒忌，结果对大家都不好。与此同时，1980 年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些人转入地下，一些坐船去了希腊，又从那里逃往德国成为政治流亡者，一些进了监狱遭受酷刑。大我十岁的情人阿肯也在这一年回到了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回到他的药店。而我讨厌的图尔汗——因为他看上了我，还诋毁我爱的人——则了解我的痛苦，并且对我非常好。于是我们结婚了，认为这样对“革命者家园”来说也是好事。
不过跟另一个男人谈过恋爱这件事成为我丈夫的心结。他认为自己因此才会在年轻人中没有威信，但却无法指责我“轻浮”。他并非像我已婚的情人阿肯那样是个迅速坠入爱河又轻易忘却的人。因此，他开始难以装作若无其事。他想象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他奚落挖苦。不久之后，他指责“革命者家园”的同伴不作为，跑去马拉蒂亚组织武装斗争。我就不讲他在那里试图唤醒的同胞们是如何揭发这个闹事者，以及我丈夫是如何被宪兵堵在溪边挨打的。
短短时间内，生命中这第二次重大失去让我对政治更加冷淡。有时想着，不如回自己的家，回到退休的省长父亲和母亲身边，却下不了决心。回家，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也不得不远离戏剧。找个能让我加入的剧团已非易事。与普遍观点相反，我想演戏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戏剧。
我留了下来，于是，正如奥斯曼时期赴前线与伊朗作战有去无回的骑士们的妻子们，没过多久我嫁给了图尔汗的弟弟。事实上，与图尔加伊结婚，鼓动他成立流动民间剧团是我的主意。就这样，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出乎预料地幸福。继两个失去的男人之后，图尔加伊的年轻、孩子气、牢靠似乎成为一种保障。冬天，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左派协会的大厅，在无法称之为戏剧舞台的会议室里演出，夏天就去朋友邀请的镇子、度假城市、军队驻地和新建的车间及工厂周边支帐篷。在饭桌上同时出现我们两个红发女人，是这岁月的第三个年头。这之前的一年，我才把头发染成红色。
内容简介
《红发女人》，[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十六岁的高中生杰姆在暑假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恩格然小镇，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挖井。因为长期找不到水，劳作变得格外枯燥。不过，马哈茂德师傅和杰姆也渐渐变得像一对父子那样亲近。
就在这个夏天，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杰姆仓皇逃离小镇。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他不断地阅读和寻找两个古代传说。他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神秘地牵引着自己的命运。
三十年后，杰姆已成为建筑公司老板，过上富足而平静的中年生活。他再度回到了恩格然，并发现了他试图忘记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