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的社会面貌，其中《风》是各代各地流传下来的民谣，但历代学者对《诗经·国风》的民歌性多有质疑，那么《诗经·国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歌呢？据资料分析和个人思考，我认为《国风》不是民歌，它的作者应该周代贵族阶级，并且在内容上更多反映的是周代政治而不是人民生活。
关键词
《诗经·国风》、民歌、贵族、周代政治 、人民生活
在谈《国风》是不是民歌之前，我们应该先给所谓的“民歌”下一个定义，真正意义上的民歌是：由底层人民所创作，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感情愿望的诗歌。很明显，《诗经·国风》并不完全满足这一定义，表面上，《国风》所言之人、物、事大多不出自民间，其内在，《国风》也没有真实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更多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感情。
“今果能确然指认《国风》百六十篇或其中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者，则《诗》出于民间之说，自然瓦解，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至此亦失其一部之依据，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朱东润先生指出《国风》百六十篇不出于民间，根据何在？家喻户晓的诗歌《关雎》难道不是反映人民生活的著名民歌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是。
意象
就诗中用词而言，“窈窕淑女”便不是民间所常见的意象，它更像是一种幻想的、理想状态下才出现的形象，因为自古以来，平民家庭的女子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多数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为“淑女”相当之难，配得上“窈窕”这一标签的女子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说民间“窈窕淑女”不常见，一般只有贵族家庭才有资格有条件将女子培养成才貌兼得的淑女。“君子”也不是平民百姓的称谓，普通人民更用不起“钟鼓”等贵族阶级的盛礼乐器了（周代等级制度严格，强调礼制）。“君子”在周代的定义是贵族阶级男子，也只有贵族有资格用“钟鼓”“琴瑟”这些奢侈的乐器来笼络美女芳心，这些都说明了《关雎》不是民歌，这段爱情故事太浪漫也太豪华，是不会发生在底层人民身上的。有学者提到，《关雎》实则是统治者追求良好的配偶时代民众所写的哀愁之诗，“《关雎》一篇，言夫妇也，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崔述《读风偶识》)。
《风》中诗篇描述的不是民间故事，根据很多，如《诗经·周南·卷耳》中写到“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去看，“马”和“仆”是奢侈品，只有贵族阶级统治者才有条件拥有，前文中还出现“我姑酌彼金罍（兕觥）”，“金罍”为青铜杯，“兕觥”是犀角杯，它们造价昂贵且极为稀有，绝非平民所用的器皿。《诗经·郑风·子衿》中妇孺皆知的佳句“青青子衿”也有问题，这里的青色不是“青草”之“青”而是“青丝”之“青”，即黑色，黑色在古代是极其尊贵之颜色，因为古代提色技术有限，黑色在自然界中少有并且难以提取到，所以诗中穿“青衣”之人想必也是某位“君子”了。
因为《国风》中大量出现了民间不常见的奢侈意象，如《野有死麇》中的“吉士”、《淇奥》中的“琇莹”、《玉藻》中的“白裘”、《干旄》中“干旄干旌”，以及上文所分析的《关雎》中的“钟鼓”、《卷耳》中的“马”“金罍”、《子矜》中“青青子佩”等等，故可推测出，《国风》诗篇的作者是统治阶级贵族。
思想感情
周代是贵族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钱穆先生有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己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诗经》的情感其实并不单纯，其政治色彩极为浓厚。贵族借诗篇诉说着他们对于现实的看法，抒发着对家国的情感，《国风》诗篇所蕴含的感情远比想象得复杂。
周后期战乱不断，礼乐崩坏，“诗经应当是出于士大夫贵族阶级。”（戴维《诗经研究史》）诗歌中出现的各类形象也是贵族阶级形象，其内容也大多影射政治。
《国风·邶风·柏舟》中所言：“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反映了作者坚守人道苦闷重重的愁苦悲凉之情，作者必然是国家的官员，否则也不会被同僚小人排斥侮辱，抒发出不愿与黑暗权贵同流合污的情感，他自比为“柏舟”，希望能够逆流而上，与随波逐流的小人划清界限，发出“不可转也”“不可卷也”的呼喊，纵然政治环境恶劣，作者也要坚守自我，保有内心最后一片净土，这不是普通民众能有的胸怀。
《国风·曹风·鸤鸠》以布谷鸟起兴，歌颂了仁慈贤明的统治者，古今学者对“正是国人，胡不万年。”（这样贤明的人，怎么能不祝他万寿无疆呢？）此句抒发的感情有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它是单纯的赞美诗（谄媚诗），一部分学者认为这首诗“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方玉润《诗经原始》），结合当时曹国的政治地位，主流看法认为它是一首讽刺诗，它讽刺了当时统治阶级中低等人为追求名利对高等人阿谀逢迎的社会状态。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国风·曹风·鸤鸠》
《国风·卫风·考槃》这首诗较为简单，其思想感情也流于表面，是典型的归隐诗，朝政不顺人心，社会充满欺骗，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只能在山林中找到属于自我的情感空间。“独寐寤言，永矢弗谖”是说独醒独睡，永远将快乐记于心间，不多言也无需多言。作者隐于青山陋舍而悠然自得的同时，也与“胡不万年”的谄媚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它表现了心胸坦荡，不与世争的这一类人当时的社会选择，这也侧面说明了作者不是普通平民，因为底层人是没有必要“归隐”的，他们本就身处“江湖之远”，跟官场扯不上边，没有选择的空间。
除了以上小我情绪之外，更为典型的反映大我情怀的诗篇《国风·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直接批判了秦穆公死时使一百七十七人殉葬的社会惨象，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的残酷本性，爱国之深恨君之切令人叹服，被评为“恻怆悲号，哀辞之祖”。由此可见作者是一类忧国愤世的爱国义人的代表，他必然对当时的统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虽无可奈何但还是在不平不公面前奋起抗战，这是相当难得的情感。
“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周代当时便处于一种矛盾当中，贵族阶级自知无法摆脱这些矛盾，只能借助文学形式抒发自身的情感，明哲保身也好，救民爱国也罢，他们真诚地希望社会能够处于一种秩序中，《国风》成了他们表达自我情感的载体，他们虽不是劳动人民但能真切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痛苦，于是有了《硕鼠》、《伐檀》等诗，他们左右不了君主思想但真诚希望君主能一心为国，于是有了《南山有台》等诗，这些包含了复杂政治感情的诗篇，早已与传统意义的民歌相去甚远。
应当说清楚的是，即便是《硕鼠》、《伐檀》这种讽刺贵族阶层贪婪批判统治者暴政的诗篇也为贵族所创作并不矛盾（贵族难道会自己骂自己吗？），并非只有底层人民才有人民性，为底层人民写作恰恰反映了贵族阶级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关怀。
总结
《国风》诗歌意象与民间事物相差过大，诗中大量出现那些民间不曾有的称谓、服饰、器皿、人物，可推断出《国风》是贵族文化的产物。
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不似传统民歌那么单纯直接，夹杂着大量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状况的复杂情感，有时借底层人民的口吻发声，实质上是借此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看法和意见。
由此可见，《国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文/刘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