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属于“不关心全人类”的那类作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枪炮打碎了他平静无事的青春岁月，他应该和他挚爱的托尔斯泰一样，闲坐庭院中，一边写着俄罗斯抒情诗，一边研究蝴蝶和棋局；或者干脆在百无聊赖之时，动用恶毒的舌根把他知道、不知道的作家，挨个讽刺一遍。
可惜，平静无事的青春岁月终于还是消失了。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纳博科夫回首往事，发现自己的人生早就被他的传记作家布赖恩·博伊德轻轻松松地一分为二：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这意味着他还来不及朝着事先规划的轨迹走完一生，就被迫匆匆拿起行囊，在异国他乡游荡。可是，纳博科夫偏偏又是无国界的，他自称“作家的艺术就是他真正的护照”，半个世纪独来独往，从不参加任何组织，更无意借助外在的标签（比如流亡）来增加自身的份量，只把文学当作他唯一真实的信仰。
流亡并不需要正襟危坐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纳博科夫的确很“佛系”。然而，比作家更“佛系”的竟然是他的小说。《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以下简称《短篇集》）就是这样一种写作。纳博科夫曾把短篇小说称为“木桶的底”。倒不是说，这类创作不够分量，而是他一生经历颇丰，创作太过繁杂，以致太多熠熠发光的故事，被轻易地遗落在木桶底部，不被人关注地存在着，就像他的俄罗斯。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纳博科夫的写作卡片
评论家实在不必小心翼翼、耗费精力对文本作地毯式的搜寻，因为纳博科夫早就把那个最“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字里行间。世人皆知他曾为“理想读者”定下不可逾越的规条。那么作家呢？有没有他心目中的“理想作家”？就算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跳蚤吧，也要有自己的信条，在《嘴对嘴》一篇中，他以半戏谑半认真的口吻说出了“理想作家”的定义，“作家嘛，就得有激情，还要有同情心，敏感，公正”，“至少要让我笔下的一个词嵌入读者的心”。
纵观《短篇集》，嵌入读者内心的词汇成千上万，仿佛洪流一般滚滚而来，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反倒是“流亡者”。都知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纳博科夫的文学也可作如是观。比如《洛丽塔》，有人看到了杀伤力爆棚的小仙女，有人看到了猥琐老男人亨伯特·亨伯特，纳博科夫却只看到他的俄罗斯。同样，一千个流亡者眼里也有一千个故乡。有的愤懑、有的失落、有的怨怼，绝少有平静。纳博科夫终究是不同的。他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同胞代言，以亲历者的姿态藐视同行，赢得比索尔仁尼琴更“索尔仁尼琴”的名声。可他偏偏只爱做自己，做超然于物外的弗拉基米尔·西林（俄罗斯时期的笔名），做沉迷于记忆的纳博科夫。
上述两种人设，都是纳博科夫世界观的生动反映。因为打从一开始，他对流亡就有了明确的态度：反对。即便反对无效，也会在心的最深处投上他否决的一票。显然，流亡并不需要正襟危坐、严阵以待。它和他一生追求的“让脊椎骨微微震颤”的极致美学观并无差别，永远根植于他高贵的母语和他无法返回的过去。同样，纳博科夫也不待见“现实主义”的标签。哪怕集子里满满当当地浸润着现实的汤汁，哪怕他的人物总是急煎煎地从句子与句子之间狭小的缝隙里冒出头来，嘟囔着告诉读者“我就是现实主义”。在他这里，现实主义只能是马戏团开场前无趣、乏味的暖场，而真正伟大的小说永远是“了不起的神话”。
纳博科夫笔下的蝴蝶
那么，来看看《短篇集》到底写了什么样的神话。《振翅一击》里，在相恋7年的妻子自杀后，年轻的科恩去了瑞士，被偶遇的英国女子伊莎贝尔误认为同乡。他以一句“你错了，我是没有祖国的”，轻轻打发了她温柔的搭讪。《词语》中，苦恼的青年祈求天使用“鸽子一般柔软的翅膀”带他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告诉他“如何才能救我故国”。《柏林向导》里有一个尽职尽责的向导，他细致描绘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响着铃声驶过的有轨电车、人行道上巨大的黑色管道、海洋馆里一声不吭的乌龟、酒吧里闷闷不乐的客人……一切看上去自由、宁静，充满浓郁的人文气质。但终究还是异国，是太多个“没意思的外国城市”里的一个：换汤不换药，难解相思苦。
纳博科夫的移民护照
想来，这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乡离他越来越远，最初的记忆日渐稀薄，剩下的只是记忆的影子，抑或“记忆中的记忆”。至于最后的归宿，无外乎两种：或是像普希金所说“死在决斗中，死在流浪中，死在波涛中，死在附近的山谷里”；或是像纳博科夫自己，40年来漂泊不定，直到人生的最后17年才在日内瓦湖畔的旅馆里找到了归宿，重返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造访过的地方。也算是叶落归根了，只是有一样，不是在他出生、长大的圣彼得堡，更不会在自家的床上。
写给俄罗斯却无人接收的情书
用“总体思想”来概括纳博科夫小说注定是危险的，就像没有谁胆敢为他扣上“主义”的帽子。这个不关心全人类的作家总是站在世界的边缘，固执地写着自我的乡愁。无论世界如何动荡，他只为自己而活，为他的蝴蝶，还有他的艺术。《乔尔布归来》里，新婚妻子死于蜜月，丈夫乔尔布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他知道他的世界已经离他而去，就连“抱着尸体赶去最近的村子也似乎是件多此一举的陌生事情”。那么，乡愁呢？或许也是“多此一举的事”。随后，纳博科夫笔锋一转，告诉我们他的解决之道，“他心想，要是能把他俩一起看过的所有小东西都收集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逝去不久的事情重塑出来——那么她的形象就会永生不灭，她就等于永远活着。”
循着这样的思路，《短篇集》很快成了纳博科夫的乡愁博物馆。他用尽全力去挽留往昔生活的碎片，哪怕到手的只是一点透明的影子。《O小姐》是他从前的家庭教师；《菲雅尔塔的春天》是恋人们悲喜交集的重逢；《循环》写尽了少男对少女的隐秘情愫；《倒霉的一天》中，孩子们在旧时的庄园里玩着捉迷藏；《圣诞节》藏着他心心念念的蝴蝶……就像是一封厚厚的信札，他在收信人一栏明明白白地写上了“俄罗斯”。可这注定只是一封无人接收的函件。于是他只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他高贵的母语反复唱诵俄罗斯那“风月无边的美丽”和“青春永驻的魔力”，直到调子本身也成了如假包换的安魂曲。
童年的纳博科夫（1907年）
紧接着是他的美国时期。可惜，现实从不提供遗忘前事的“孟婆汤”。中年人纳博科夫经历千辛万苦、满带仪式感地来到大洋彼岸的自由之地，却总是找不到他想要的仪式。《似水流年》里，半大的孩子用童稚的眼光看着车窗外的曼哈顿，渐渐生出困惑。这就是传说中的摩天大楼？难道不是夸大其词？“它与天空发生联系，特别是在温室般晴暖的一天隐隐将尽时，远没有摩擦的感觉，而是难以形容的微妙、宁静”。问题是，这片远离欧洲的大陆真的那么单纯美好、人畜无害吗？倒也未必。《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一语道破了真相。在波士顿平静无事的“高雅生活”里，新一代的法西斯慢慢复活。他们操着发音不纯的英语，为战败的德国喊冤叫屈，将希特勒比作“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于是，他转身遁入梦境，去寻求那一剂镇痛强心的百忧解，来安抚他那颗在漫长流放中逐渐老去的少年心。梦境真是无所不能。有时候甜美无比。仿佛一脚踏入了时空穿梭机，重新回到俄罗斯抒情诗的柔美怀抱，为拿不准少女的微妙心绪苦恼不已。有时候噩梦连连。街道上游荡着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人不人、鬼不鬼地站在十月冷漠寂静的雪夜”，惶惶然不知身在何处。当然，还有审判，它的公正远胜于世间一切，足以扫清所有暴政的余孽。在《被摧毁的暴君》里，纳博科夫轻易地终结了独裁者，大笔一挥将他流放到遥远的海岛，“岛上只长着一棵棕榈树，像一个黑色的星号，指引他进入地狱的无底深渊，在那里受尽孤独、耻辱和绝望的折磨”。
我们只喜欢金发小女孩
如此一来，纳博科夫终于可以摆脱前事的羁绊，心无挂碍地登临“无国界”的顶峰。他说自己是“长生不老的国际怪物”，因为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他究竟是中年美国作家，还是老年俄国作家。不过，要谈论这个怪蜀黍，又怎么绕得开人见人爱的《洛丽塔》？对小萝莉的迷恋，就像是某种代代相袭的遗传基因，维系着他一生的写作。在写于30年代初的《风流成性》里，年轻男人康斯坦丁在勾搭已婚妇人未遂后，豪言：“这个老女人！记住，我们只喜欢金发小女孩”。
对的，就是金发小女孩。倘若把时针拨得再快一点，将坐标对得更准一些，则会有更多路遇小仙女的机缘。《一则童话》里，在与魔鬼达成交易之后，主人公埃尔温急着将遇见的女子统统揽入怀中，充作他身后成群的美艳妻妾，其中不乏年纪小、腰肢软的宁芙。这是故事，还是预言？30年后，《洛丽塔》的成功，让世界认识了纳博科夫。可早在1926年，迷恋小仙女的埃尔温就已经呱呱坠地。毫无疑问，他就是亨伯特。彼时，他住在紧邻俄罗斯的德国小镇。纳博科夫从仓皇的流亡大军中一眼认出了他，“有点衰老但分明是他，正陪着他那位早熟的性感少女在我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中散步”。
电影《洛丽塔》的剧照
如此，两个故事在相隔半世纪后再度重逢，它们的创造者是同一个纳博科夫。丹尼斯·洛契没有说错，纳博科夫全部的艺术情感皆源于人生的头20年，那是俄罗斯多彩的童年时期，也是辗转欧陆的青年时代。普通读者读《洛丽塔》，应该会被他韵味十足的开头所惊艳，继而心生好奇，急着一读为快。然而，只需稍稍改动一下，我们就可以读出一种全新的味道：“俄罗斯，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俄－罗－斯：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俄。罗。斯。”可不管如何用力呼唤，纳博科夫的乡愁永远只属于自己。（文/谷立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