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100年，哪怕是在被现代人认为腐朽没落的清朝，也没人叫自己支那，他们都荣光地称自己为大清子民。
再往前个500年，1000年，情况也一样，唐朝人民面对远道而来的日本留学生，只会优越感十足地自称“我们大唐”，汉朝人民打仗的时候，嘴里吆喝的也是“我们大汉”。没什么人听说过支那，只在一些印度传入的梵文佛经里才能偶尔看到，然而大部分老百姓都是不识字的，更别说梵文。
1.
支那这个词，起源于梵语，Cīna（也可译为至那），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后来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大部分学者相信，支那跟其对中国的另一个称呼，震旦Cīna sthāna（也可译为真丹），出自同一个词根，所以支那这个名称可能是从东汉后期开始在印度出现。
解读梵语的翻译名篇《翻译名义集》里记载，支那之名有两个意思，一是文物国，二是边远之意。《杂阿毗昙心论》与《大毘婆沙论》皆以真丹或至那来比喻遥远之意。于是一些学者认为，支那原为“远方之国”或“边地”之意，原本用来称呼喜马拉雅山脉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引申为对中国的称呼。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在梵语里，支那其实也没有特殊的涵义。有类似的单词，比如cinta，意为思虑，所以早期研究佛经的大师认为Cīna可能是cinta的变形，是古印度对山另一边地域的美称，因为山那边的国度，青铜冶炼工艺精致，人民善于思考，因而有了“善思惟”的美名。
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除了从字义上揣测，支那一词的发音本身也被作为考证的一环。更为接地气的说法是，支那源于古汉语中“秦”的发音，秦在上古汉语中为浊音，类似于（zin）之类，后来被印度假借，转变为梵语的Thin、Chin，随着当地的发音习惯，久而久之又再次转变成为“支那”音。就像我们也曾经根据自己发音习惯称呼的高丽（Goryeo）、倭国（古日语第一人称读作 wa re）一样，造词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方便称呼罢了。
而现在国际通用的对中国的称呼，China，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梵语的秦Thin、Chin，跟后期流传至希腊语与拉丁语的Sinae，大家几经融合转变才最终成为了China。
2.
著名的遣唐高僧空海，从唐回到日本后，写下一本佛教经典《性灵集》，是目前考证的，支那之名最早出现的日本文献。可以想象的是，日本的僧侣来到大唐，研究从印度传来的佛经，译成日文后再带回国内，来往反复，支那这个称呼就在唐朝开始渐渐普及到日本了。
讲真，唐朝人民可能一点也不care支那这个名字，他们大兴佛教，修寺庙，请国外高僧，派专人翻译佛经。梵文里提及的支那之名，也不回避，日本留学生来了，原文奉上无删减。毕竟佛经又犯了什么错呢？当然是选择尊重它。
唐玄宗也曾经写过一首《题梵书》，歌颂梵语的艰深奥妙。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大唐之所以不在乎别国人民对自己的称呼，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底气硬，任你再叛逆不羁，到了我的地界上也得跪着喊老大。
而日本呢，尽管有了支那之名的记载，但对古中国的称呼，还是延续着以历朝代名代称的传统，比如：汉、唐、唐土、清国，尤其是在学术领域，至今都还保留着“汉”的说法，比如汉字、汉学。明治维新以前，哪怕是到了支那名作为中国代称最为流行的江户时代（大约就是我们的明末清初），也仍以佛教典籍为主，比如僧人大玄的《净土颂义钞探玄钞》。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相传由朱舜水传入日本的碱水拉面，曾经也被称为支那面。
3.
不管怎么样，原本并没有什么语义色彩的支那，到了近代，却慢慢有了一些改变。
事实上，支那这个中国的代称，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突然普及开来，民间甚至比官方使用更加广泛。比如甲午战争发生后，明治政府在正式场合依然称中国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但一般的民间报刊，却普遍称其为日支战争。大街上开起支那拉面馆、支那料理馆，穿支那服也一度成为一种潮流。再后来甚至给支那划分了区域，将华北称为“北支”、华中称为“中支”、华南称为“南支”。
这样一来，清朝人民就不乐意了，明明我大清朝有名字，你偏要乱叫，这不是挑衅吗。就连后来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也认真抗议过日方称呼中方时使用的“支那”一词，尽管这场抗议最后并没有什么卵用。
真正把支那一词又流行回国内的，其实是清末的一些革命党人，比如梁启超老师。
反对清朝统治的改良派、革命家们，身体力行教导国人如何“脱清”，仪式感很重要，他们剪去碍事的辫子，扔掉老气的长衫，最重要的是丢掉“清朝子民”这个他们最为痛恨的名号。
加上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至日本留学的风气兴起，不少革命党人又都曾在日本留过学。于是，急需像现代化国家一样拥有一个现代化国名来称呼自己国家的革命党人们，就干脆用回了日本的叫法，自称“支那”之名。
梁启超就是普及“支那”一词的头号推手，19世纪末在《时务报》中，他就爱用“支那”一词，甚至还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出版了一本《支那四千年开化史》。
20世纪初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办报高潮带动下，各种书刊报纸的大小标题中常常能看到支那之名，宋教仁、黄兴等人在1905年创办过一本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就连一向鄙视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过“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在梁启超们看来，此时的支那之名，不但不是什么蔑称，反而还带着些革命激情，和对时代审视的意味。所以宋教仁等人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才会满怀愤恨，又不失责任感地写下“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 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吾人爱 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吾人将思索之，吾人将解决之。”
4.
1912年，清政府倒台，新时代的国人终于可以扔掉“满清”的老旧帽子，新上台的政府思来想去，准备给自己取个能立足于现代世界且充满美好寓意的国号，显然“支那”也不能再用了，毕竟在日文的发音里，支那跟“死な”是一致的，不太吉利。
于是很快，他们确定了新的国号——“中华民国”。并且开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政府，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新名字。
然而直到20多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支那之名不但没有被日本废除，其政府甚至军部开始在正式场合广泛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和民国政府。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加上使用者的立场看来，此时称呼“支那”，不友好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加上两国间的冲突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部份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开始认为支那这个称呼具备贬义。这样的情绪持续到二战结束后，支那一词彻底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歧视用语，且被用于仇恨中国的演绎上。
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5.
1946年，在战后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施压下，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国内公文书中不可使用支那名称，这件事成为日本官方正式禁止“支那”的标志，也是国际社会和日本官方正式承认这个词具有侮辱性含义的标志。
发展到今天，有日本学者宣告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除了在极其严格的历史研究中，或是一些日本极端右翼分子口中还保留使用。
也就是说，一个正常的日本人，不但清楚“支那”所包含的歧视、侮辱意味，也不会用这个词来称呼中国。毕竟谁心里还没点数呢？支那一词对于中国，大概就相当于黑鬼（Nigger）或尼格鲁（Negro）之于非洲裔美国人，或者小日本、Jap之于日本。
任何词语，随着时间的改变，演变出不同的意思，一些被传承下来，一些被时代抛弃，这是历史的规律。
那些不知所畏，上赶着重提“支那”伤害国民感情的，或是强行为这个词洗白的，不是倒行逆施，那估计就是杠精了。
而对于身处某一时代的人们来说，该义愤填膺的，不是别人怎么称呼你，而是你是否配得上别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