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与贾平凹
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每隔一两年，贾平凹就会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从《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到《浮躁》《废都》，从《土门》《白夜》到《高兴》《秦腔》，从《高老庄》《带灯》到《老生》《极花》，再到现在最新出版的《山本》，40多年来，他已经为读者带来了16部长篇小说。
这种旺盛的创作力让文学批评家陈思和感叹不已。4月21日，在第六届复旦大学读书节暨复旦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启动仪式上，作家贾平凹和学者陈思和就《山本》以及贾平凹的创作进行了对谈。
赋予作品的意义会时过境迁
《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的涡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志。为了完成这部原本名为《秦岭志》的新作，贾平凹一次次走进秦岭的山林中，做田野调查，翻阅史料，收集素材。
所以尽管同样是写秦岭，但《山本》呈现出来的秦岭，在陈思和看来，与此前《秦腔》《老生》有着明显的不同。“《老生》有四个章节，写了四段历史，四个故事。贾平凹用了一个经典去穿，这个经典是《山海经》。但《山海经》和《老生》的故事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
在《山本》里面，陈思和却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感受：没有引经据典，却充满了古典文本的气象。他读到了浩浩瀚瀚的《过秦论》，读到了《山海经》的草木虫鱼，“但实际上这些文献一个字没有出现，却统统融入到他讲的秦岭故事里面。”
“在我理解里，中国人很多思维、观念的来源，在《山海经》都有透露出来。我当时在《老生》里面具体分析过，或许是我一厢情愿的分析，但我觉得很有兴趣。当时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以来的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所以就用《山海经》穿起来了）。因为《山海经》不写人，它写山，那我就专门写人，我不写景，我就写四个阶段，把中国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写出来。”贾平凹谈道。
在创作过程当中，贾平凹经常听到诸如作品一定要写出意义、写出思想、写出精神类似的意见。但年过六十的他，现在信奉着另一套理论：“我认为只要把这个水、把这个树、把这个人的本性看透，你才能写透。写透了，自然这个东西就散发出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一种思想。”
贾平凹认为，如果强行赋予某种精神和意义给人或事物，在某一个时段可能读起来很通。但是时过境迁后，这种赋予的观念就会过时。所以你只要把人的本性、物的本性写透，那行东西自然就生发出来了。
《山本》
写作有时候是糊里糊涂的，不能太概念化
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经常会出现脸谱化的形象，英雄就是正气凛然，反派则必然一脸奸诈。后来风气一转，但是多少就会出现矫枉过正，为反派找些同情的理解，把英雄写得复杂一些，但在陈思和看来，这其实还没有解决问题，和脸谱化一样，都是观念先行的结果。
对于贾平凹的艺术创作，陈思和认为，其最大的魅力就是人物写得好——他不赋予高于人物的意义。“贾平凹的小说，尤其是近几年的，有一个非常强的特色，那就是每个人物好像表面上没有被赋予什么性格，没有说哪一个人一定是非常暴力的，哪一个人是非常温和的，就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人。但是通过大量的细节、言行表现，慢慢这个人就活在读者的眼前。”陈思和评价道。
在陈思和眼里，贾平凹作品中的人物都好像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英雄不像英雄，坏人不像坏人，赞美的人也是浑身缺点。”所以阅读贾平凹，不能带着既有观念去读，“如果你带着观念就会想为什么坏人这样写，为什么地主这样写？你跟着他的思路走，慢慢进入到了贾平凹独特的艺术视角，你就知道每一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独立的生命。”
《山本》的男主人公井宗秀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在女主人公陆菊人的帮助下，成为镇子保护神一样的统领，使镇子一时繁荣昌盛令八方羡慕，最后却又走向了反面，无恶不作。
除了男女主人公，还有两个角色让陈思和印象深刻。一个是瞎子中医，这是贾平凹作品里经常出现类似神人一样的人物，另一个是哑巴尼姑。这两个有身体缺陷的任务，加上陆菊人，陈思和在这三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很多超脱现实的地方。
贾平凹的确在这三个人物的刻画上破费心力，用他的话是“很用心描写的人物”。按照贾平凹的构想，哑巴尼姑是从佛教层面着眼，瞎子中医则是体现了道家的元素。他认为看待万事万物都要多维度来地看，因此引入佛道的维度来观察镇子上发生的事。
这种结构上的设定是贾平凹有意为之的，但是到了细节上就不一定是每一个环节都那么清晰了。他觉得，“写作有时候是糊里糊涂的，不能太概念化。”贾平凹在写作前会花较长的时间，去酝酿、构思、收集材料，以便搭建比较清晰框架和脉络，“但是具体的细节，到时候自然就来了，这大概就是人说的笔下生花。”
“这就是一个好作家。他说写的时候糊里糊涂，写这个人物到底要表达什么，他是不清楚的，但是心目当中都是活的人，这些活的人他很清楚，哪个人应该怎么走，他很清楚。”陈思和赞同道。
《山本》
透过一个镇子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
《山本》出版月余，即收到来自批评界和大众两方面的好评。批评家王春林说：“贾平凹《山本》不仅有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对涡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他将《山本》视为“生命之书”“苦难之书”“悲悯之书”。
可能网友的评论更为直接：“通过写一个镇子，写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他在试图用秦岭的故事构建民族史诗”。
陈思和则分析认为，《山本》存在显性和隐形两条线。显性体现在井宗秀身上，“从他身上，我看到一部中国历史，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但陆菊人、瞎子中医、哑巴尼姑则是一条隐性的线，“他们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人，这三个人好像是超出这个世界的。”
故事的最后，炸弹把镇子炸了，所有人都死了，唯独这三个人没有死，因此陈思和认为，这三个人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人，贾平凹在此有一些故意为之的神话意味。
“因为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朝代在变化，制度在变化，世事在变化，但有一样不变，就是人和人的情感。”贾平凹坦言，结尾不让这三个人死是有意的，“这个社会不管怎么打打杀杀，不管有多少杀伐，人类能够绵延下来，正的东西，善的东西，肯定要延续下去，恶的东西肯定要叫他们死亡。“（文/徐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