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不乐》，东方出版社即出
这本随笔集太薄，尤其与《知者不言》相比更显寒碜。而且里头有些文章又太长，不像随笔，倒像论文。编辑几次要我追加篇幅，但好像该收入的都收入了，已经罗掘俱穷。不过否极真的会泰来，忽然找到多年以前学生倪文君帮我整理的电脑文档，在“正事/ 成果/ 未收入文集的文章/小文”栏目下还有些小文章，不但未收入文集，甚至尚未发表过。当时大概写了就算数，自己也忘记了。譬如那篇《我是怎么买书的》大概是对学生随口说的，记了下来，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这次找出来充数。还有些虽然发表过，但今天读来似乎有些伤人，不想拿来凑数，就勾销了，书薄一点就薄一点吧。中国没有日本式的文库本，大概认为那样的小册子没有气派，所以再薄的书至少也要小三十二开，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电子书大行其道的时代，日本的文库本仍大行其道。前两个月去过关西一趟，尽管已经发誓赌咒不再买闲书了，但依然挡不住诱惑，买了两本在新干线上打发时间。
眼前这本所谓随笔集恐怕不适合打发时间，尤其是那几篇较长的带点考证性质的文章。我很喜欢读日记，尤其像钱玄同的这种有料的日记，有一年夏天就拿了它消暑。但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日记其实并不是真日记，除了感想以外，还有学术内容，有时甚至写得像一篇小论文，读者是受用了，但写者却是不可能持续的。一忙起来，或一发起懒筋来，那日记必定就只好不记了。所以我以为正宗的日记就应该是周氏兄弟那样的日记，就是流水账。今天做什么事，去见何人，何人来访，简单几行，让后人受惠无穷。我对照了钱玄同日记中与周氏兄弟日记中的时间重合部分，发现二周记载钱氏来访的时间一清二楚，尤其周作人日记可补充钱氏日记缺载的两人会面次数不知凡几。所以日记最要紧的要素就是流水账，而历来老师教导的什么日记不要记成流水账都是错误的。如果真那样做，或许我们就不知道青年毛泽东还曾去拜访过周作人这桩事了。因此，我始终将日记作为史料来看待，而且越是流水账式的日记越有史料价值。倒是蒋介石那种时时反省思考的日记读起来要多些心眼，因为写的人在写的时候就准备给后人看，而不是为了自己备查之用。
我的每本随笔集里都少不了买书的文章，这本亦然。买书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行为，但过多买书，不停买书，明知道没时间读还要买，我承认是有些病态。但这个病好不了，没办法治。我自己不觉得，但最近经常有人当面问我：你现在还买啊？那意思很明显，你都这把年纪了，买了还有时间看吗？也是的，问的人是按常理问的，不奇怪。但爱买书的人是不按常理买的，他只想到要买，至于自己是否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年纪倒是不上心的。尤其是对那些难得的旧书，即使自己没时间看，也要先买下来，让学生看，让后人看，否则真对不起那本书来到世上了。
书不但是拿来用的，还是拿来当宝的，多少好书就是因为有识者买到才得以流传下来。你看二周与钱玄同的日记，不是见天地往琉璃厂跑吗？我当然不敢自居有识，但因为一些小文的发表而引起一些同好对近代文献的重视，也还是值得的。在写这些文章的同时，我也在叹惜旧书店在中国的消亡，虽然这是一个世界现象，譬如说德国纽伦堡有一家很高大上的旧书店，两年前我再次拜访时已然消失，但在同一城市仍然还有其他旧书店存活着，我依然买到了一本巨厚的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地图集。反观作为文化大国、文明古国的我们，北京好歹还有几家中国书店在撑着，而大上海却一家旧书店也没有，有的至多只是论斤卖的特价书店。虽然新的高大上的实体书店在政府的支持下接连开张，让人兴奋，但旧书只有在拍卖场上出得起高价钱的人才能买，总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
说到上海，屈指算来，竟整整住了四十年，远超生我养我的厦门。从第一次到上海起算则一甲子有余了。这数十年中对上海历史的认识，体现在多篇论文与随笔中，本集也收入几篇短文以作纪念。其中有一篇写于二十年前，却忘记收入任何文集，借此机会再现。
编集既讫，无以为名，遂以最短的一篇随笔之题冠之，尽显黔驴之穷技矣。（文/周振鹤）
（本文为《藏书不乐》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