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亚洲的纺织业和欧洲工业革命”（When Asia Met Europe: Cotton Textiles, Fashion and Global Trade, c. 1400-1800）讲座在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举行，主讲人为《棉的全球史》作者、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史教授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获得了2014年世界历史协会的本特利图书奖，其中文版于今年1月出版，列略教授在讲座中讲述了该书的精华内容和写作的幕后花絮，介绍了棉纺织品这“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的起源、发展、如何塑造整个世界，以及自己如何以棉为透镜来考察全球化的进程与从事全球史的研究。
乔吉奥·列略
印度：为世界而生产
列略首先展示了古代印度所生产棉纺织品的考古发现，比如9世纪的粗棉布和羊毛布的碎片，在埃及开罗老福斯塔城出土的、14世纪的棉织物残片，14世纪印度古吉拉特邦生产的棉布、印花布、媒染蓝。这些文物里蕴含了大量信息：它们出土的地点都远离印度本土，它们所具有的印花图案、配色方案都具有鲜明的印度特色，它们并不单一，拥有丰富多彩的图案。
通过这些非语言文字、实物性质的材料，列略试图说明：印度棉纺织品很可能通过印度洋、红海被一路卖到了埃及，而且这是一种定期、稳定的销售，北非和印度西海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在11、12世纪就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进一步提炼出的观点是：在近代欧洲棉纺织世界中心形成之前，在印度已经有发达的棉纺织业，并且其产品已经远销至印度洋之外，换句话说，全球化自中世纪就已经开始。
东南亚（左）和埃及（右）相似的棉织物表明，全球化自中世纪就已开始
列略认为，早期以棉纺织品为中心的贸易全球化不依赖于欧洲，亚洲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印度是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商，如同中国是丝绸的主要生产商一样。大量的出土文物、绘画作品、手工艺品能够证明：印度在为世界而生产。例如，具有印度特色镶边工艺的印花棉布经常出现在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泰国；日本江户时代的和服、团扇上具备典型的印度棉纺织工艺；并且，在印度形成了多个棉纺织品的生产中心，它们的产品各具特色，甚至能按照外国人提供的图案供给产品，显示出同国际市场的高度联系。
棉纺织品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可以交换瓷器、香料等许多其他商品。印度所生产的棉纺织品通过陆路和海路远销到东面的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以及西面的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西非，使得印度洋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流动空间”——既是商品交换的空间，也是人的流动和社会文化交流所构建的空间。
为什么印度棉纺织品能成为全球商品？
在列略看来，印度棉纺织品能够成为全球性的商品，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占据地理上的优势（印度位于东亚、东南亚和非洲、欧洲之间，其棉纺织品得以向不同方向传播）。在《棉的全球史》中，列略对印度、中国、欧洲等地的棉纺织业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印度在效率和独特性方面并不是楷模，其产品畅销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后期加工工艺而非生产和原料成本。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吸引全球消费者的，正是印度的图案和色彩，即使廉价布料也是如此。今天的印度也在局部地恢复古老的工艺并进行生产。
凭借对纺织印染技术的了解，对消费心理知识的掌握，加之利用大量的现存文物和文献，列略将原因总结为三点：
（1）时尚
印度的棉纺织品具有其他地区产品所不具备的时尚特质。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印度的产品富有异国情调，来自遥远的地方，满足了消费者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往往价格昂贵，供不应求。
（2）品种的多样性
适应于消费者的品味，印度的棉纺织品能够利用良好工艺提供品种多样的产品。例如利用印度特有的手工艺“Kalamkari”（一种使用植物染料进行的手工以及刻板印刷艺术）所生产的棉纺织品就得到了极大的欢迎。
（3）工艺繁复
印度很早就掌握了染色中防染剂和媒染剂的应用，染料知识也发展得很早。印花、着色和染色技术在印度很常见，发展得很好，并且有高度精细的劳动分工和区域分工，在个别地区如科罗曼德尔海岸，专门从事着色的工作。
欧洲的崛起
以印度为中心的棉纺织全球体系在18世纪中期迎来了变化，欧洲开始崛起，欧洲西北部（或者说英国）成为了新的中心。类似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故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列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像西方中心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欧洲影响了世界，反过来，他认为欧洲崛起的过程是许多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是世界在影响着欧洲。
以印度为中心的旧全球体系是一个不完全的体系，内部的互动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中间媒介来完成，而欧洲的崛起为棉的全球化作出了贡献，扩大了全球化的范围。这并不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的纺织品流通体系的简单扩张。欧洲诸国的东印度公司起着新的中介作用，它们发展了大量与西非、美洲的新关系，促成了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即其他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以及奴隶的贸易和交换。印度洋和大西洋的贸易也被欧洲的商人们串联起来，他们通过在新旧商品贸易形成的关系上构建新的全球网络，使得西非和美洲也迈入了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欧洲的商人们从中获得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在多重市场进行经营并充当欧亚大陆旧世界与美洲新世界的联络员。他们学习到了先进的棉纺织品生产技术、对消费市场的把握、掌控贸易的主动权，结果似乎顺理成章：欧洲成为了中心。
为什么是棉？
以某种商品为媒介，通过这种商品的发展历程来展现全球化的历史，类似如此主题的著作并不少，也大多受到读者的欢迎。那么列略为何会选择棉作为其研究对象？
据列略介绍，《棉的全球史》写作的最初构想，是源于其在2003年参与伦敦经济学院全球经济历史网的活动经历。列略最初研究的是全球贸易和商品交换，在诸多商品中，其发现棉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和研究贸易性质的媒介。因为在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崛起、农业活动的变化、新时尚的出现和技术创新。自那以后列略将“棉”作为全球史研究的武器，用了10年时间进行写作的资料准备，写作过程也达到18个月之久，前后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和删减。
在具体写作上，列略体现出他对全球史研究的认识和学术观点。列略认为，全球史的写作如果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会导致产生缩水的、偏颇的分析的风险，这样的分析会缺失很多与过去的后向关联。欧洲（或者说英国）成为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在以往的叙事中似乎是突然而迅速地发生，实际上，这可能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而缓慢的积累才形成。因此，列略将目光投向更加遥远的过去，上溯至公元11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全球化体系。这也是《棉的全球史》背后的写作逻辑。
Cotton :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棉的全球史》
全球史研究有赖于博物馆的知识
《棉的全球史》是一部标准的全球史研究著作，在国内学者看来，全球史研究存在着一些通病，即对原始材料的挖掘利用程度不够，或者在使用上存在错误之处，尤其体现在中文材料的使用上。《棉的全球史》也用部分篇幅介绍了中国的棉纺织业，涉及中国古代棉纺织的生产工具、生产效率、制度等多种因素，相关材料主要来自英文的译本。面对这一质疑，全球史研究者们如何去面对和克服？
列略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自己的研究主要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语言，这在对欧洲工业革命、欧洲崛起等主题的研究上已经足够，而对早期全球棉纺织业的研究（由于语言障碍）则较多地使用实物材料，并从中得出结论，这些物质本身能说明很多问题。另外，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的作者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像美国有一位作者研究棉花，他的著作主要涉及奴隶和原棉贸易（应该是指斯文·贝克特的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即《棉花帝国》——笔者注），很少涉及印度，而来自英国的作者可能会较多地关注欧洲和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列略的回答可以同他的一个观点联系起来，即：全球史研究有赖于博物馆的知识。在棉的全球化研究上，列略结合了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的方法，通过使用大量的实物材料，如出土文物、艺术作品等，展示了在纺织服装史研究中这一不可或缺的手段。他所使用的这些材料大多来自博物馆或私人的收藏，比如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在当天讲座结束后，列略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展现出他对这一载体的兴趣。
从列略的回答还可以看出，在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全球史研究视角之下，依旧存在着受限于国家和地域的不同关怀和侧重点。列略认为，“全球”最好能被当作一个透镜，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一种途径，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史研究对象，应该明确选择纳入什么内容（以及省略什么内容）。而影响这些选择的，则可能是不同的国籍、学术经历和研究方法，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对中国在棉的全球化体系中的角色更感兴趣，尤其关注中文文献的使用情况，而对列略来说，他的重点更多在印度和欧洲。这或许可以反映出，在全球史研究中明确彼此不同关注点、建立“同情之理解”的重要性。据悉在接下来的出版计划中，列略将继续关注中国的丝绸，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