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西安碑林《开成石经》等石刻的存放地点之迁与不迁的问题，引起一些议论。其中也涉及今西安碑林的始建时间问题。论者或以为在北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碑林迁至现址，此后一直未曾移动。其实这也一直是今“碑林博物馆”的官方说法。
窃以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昨天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面世的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其中收有一篇文章，题为《西安碑林迁置时间新说》，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论文附后）。文章写得很早了，但“碑林博物馆”一直不予认同，没有采用拙见。
商务印书馆新版《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
石台孝经
开成石经
简单地说，今西安碑林起源于唐代，当时只是存放着所谓《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要是以这两种大型石刻的移动过程作为标志，来看待“碑林”的迁移过程的话，那么，它前后总共存放过四个地点，迁移了三次，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始迁至今址。以唐长安城图为背景，可以将其位置的变动过程，图标如下：
尽管在历史时期几经搬迁，但它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起，到现在，九百一十五年了，它一直在现在的位置，已经成为西安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无论如何，也不应再搬动它了。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都市，但到现在，能够体现其空间位置且还一直带有生命的标志性遗存，只有这《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了。为了保存并延续这份历史的记忆，它一动也不能动。
“碑林博物馆”给我们展现的是历史，而历史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它绝不会像我们生活的“新时代”一样富丽堂皇。让《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等旧有的陈列和建筑一如其旧，不仅是对历史文化最合理、最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反衬出“新时代”的辉煌。党领导下的“碑林博物馆”，做事儿首先要讲政治。
2018年3月31日记
【附】
《西安碑林迁置时间新说》（原载台湾《历史》月刊 1993 年第 1 期，题为《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
西安碑林荟萃中国古代著名石刻，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也是宾客云集的旅游胜地。然而关于碑林迁建于今址的时间和经过，古今学者所作研究却尚未中其肯綮。因撰此文，聊事考证，以求其故实，庶不负碑林之盛名，并作为研治宋元时期西安城市布局的基础。
西安碑林是从存置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而发展起来的。这两种石刻经书原来都存放在唐代的国子监，而唐国子监则设在皇城东南角外务本坊的西部，监中建有孔子庙。唐昭宗天佑元年（904），朱温胁迫昭宗东迁洛阳，长安城宫室庐舍拆毁殆尽。同年韩建任佑国军节度使，来长安主政，弃置原来的外郭城和宫城不用，只是改建原来的皇城留作“新城”。韩建在改建新城时，把原来设在皇城外务本坊的国子监孔庙和一部分石经移到了皇城内唐朝“尚书省之西隅”，即今西安鼓楼以西、北广济街以东。稍后几年，至后梁初，刘鄩出守长安，又把韩建遗留在城外的另一部分石经也移到城里放在一起。根据《旧五代史》本传，刘鄩出守长安是在开平三年至干化四年之间（909—914）。这是今西安碑林的第一次迁移。关于这一次迁移的经过，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石经迁置到新城以后，陆续又在这里汇集了其他一些著名石刻，也对孔庙做过几次维修。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初，吕大忠领陕西转运副使，因旧址与民居间杂，而且地势低洼，石碑往往为“霖潦冲注，随立辄仆”，于是他主张重新移置于“府学之北墉”，同年迁建完工。事见宋元佑五年黎持撰《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见《金石萃编》卷一三九）。这是碑林的第二次迁移。今人凡论述碑林之发展经过，都据之认为元佑二年或五年碑林已迁至今址。如原陕西省博物馆（即碑林）馆长武伯纶所撰《西安历史述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名胜古迹》，以及新近刚刚出版的《长安史话》（由武伯纶任编委会主任，碑林一节由碑林工作人员撰写），都持这一观点。前此我在撰写《中国七大古都》中的“西安”一章时，也依同此说，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种说法的疏误，在于没有认真核查碑林所迁至的府学究竟设在哪里。元代府学设在今西安碑林，见于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论者殆皆以为元人承用宋朝旧址，未能深事探究。
元代的府学固然是沿袭宋金的旧址，可是宋时府学的位置却前后有过变动。宋代在西安设永兴军。在永兴军设置府学，始于仁宗景佑元年（1034），学中同时建有孔庙。据金人李?在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所撰《京兆府重修府学记》记载，“京兆旧学”设在“府城之坤维”（见《金石萃编》卷一五四）。“坤维”是指西南部，而元代府学亦即今西安碑林是在宋元长安城的东南部，方位相差悬殊，显然不在一处。因而元佑二年吕大忠所迁石碑当即安置在城西南部，而不在碑林现址。
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虞策也是因为“地非亢爽”，还是有些低洼，才又在今碑林处重建府学和孔庙。李?《京兆府重修府学记》云新学设在“府城之东南隅”，其地“水易就下”。这显然就是今西安碑林所在的位置。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所记位置未变（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六），都与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所绘相同。尽管石碑是否与府学同时迁至今址，史无明文；然而揆诸事理，自当一并迁移过来。这是碑林的最后一次迁移。
总之，碑林迁置于今址应在宋徽宗崇宁二年，亦即公元 1103 年，而不是以往所说的元佑二年（1087）（文/辛德勇）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的个人公众号“辛德勇自述”，文章原题《今西安碑林的建成时间和〈开成石经〉等石刻之迁与不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