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传言矗立于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可能因修缮、扩建而要被移徙，引发了网上热议。开成石经镌刻到现在已1181年，其最后移入碑林现址也有900多年。要对近千年稳如磐石的巨型石碑群挪位搬家，确实事关重大。鉴于我近一二十年来对石经的关注与探研，愿在此就唐石经的刊刻、价值和迁徙谈谈看法。
东汉、曹魏时期石经的刊刻
寿之金石，可以传之无穷，这是古人普遍的信念，故纪功勒石，著绩志铭，古往今来，不知凡几。但是，将儒家经典镌刻在石碑上，却在传之久远的意识上，还有一种统一文字、树立官学，便于施行科令的政治功用。这种理念，在七朝石经中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镌刻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儒家经典文本在七十子后学各自传授中本来已有歧异，加之战国之际东西土文字形体异构，秦汉之交篆隶变迁，致使西汉经学家在识读经典文本时有一定的字形障碍。于是他们各以师心识读，用汉隶转写，在自以为得经义的心态下传授经典。但是人未必同此心，心未必同此理，产生歧义，形成师法，自在情理之中。西汉设立的五经博士，是争夺仕途的要径，而文字文本的不同便成为不同师法的标识。有异同正讹，即有笔墨纷争，由此影响到官僚机构的运作，此时朝廷不得不出面评判裁决，石渠阁会议如此，白虎观会议也是如此。期间《谷梁》《左传》《周礼》《毛诗》博士既立旋废的升沉过程，五经师法延展出来的十四博士家法，都与当时的政治与官僚机构的运作息息相关。
师法家法不断延展，文字文本日渐歧出，最终导致行贿偷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本的行径。这表面是对已尊之为经的儒家文本的不敬，其实质更是扰乱了政治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朝廷将《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经典镌刻上石，成为历史上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在五经十四家博士中选取一家文本刊石，而将他家文本的异文用校记形式刊于其后，这种评判裁决师法家法的匠心，实在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熹平石经文本的统一，并未挽救已经日薄西山的东汉皇朝，随着曹刘政权的移易，暗流涌动已经很久的古文经凭借朝代的鼎革，纷纷进入官学系统，掌握了经典的话语权，而盛行三四百年的今文经日渐成为明日黄花。从石经刚刊成时的四方车骑辐辏而至，竞相摹写的盛况，到魏文帝“扫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的衰景，前后不过三四十年。究其原因，是今文经已不再受到官方重视，当时的导向已转向古文经，于是镌刻《尚书》《春秋》的三体石经工程便在不久后的正始年间启动。
正始二年（241）刻《古文尚书》和《春秋》，固然与政治交替和学术转向有关，但其一经而备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则是出于一种否定今文经，借以取信于天下的意识。熹平石经刊刻用隶书书写的今文经既已不再为曹魏官方接受，古文经既已取得合法的官学地位，自然必需颁布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本。古文经多出于孔壁，用战国时六国古文字体书写，即使是今文经，也是从六国古文转写成秦篆再转成汉隶的，所以正始石经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镌刻经典，是要宣告其文本比今文经更古，离孔子真本更近更正宗。由于曹魏短祚，不及将此意识推行到其他各经，但其企图统一经本文字的用意却是不言而喻的。
开成石经的刊刻
熹平隶书石经和正始三体石经经历两晋南北朝战乱鼎革，迁徙毁弃，至隋唐时已十不存一，石经在唐代士子意识中仅是一种曾经辉煌的历史印记。唐代刊刻石经的呼声始于李白的从叔李阳冰。阳冰官集贤院学士，精篆法，善词章，人皆知其为李白《草堂集》作序，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发愿要用篆书书写六经，镌之碑石，以复秦汉经典之旧。但在普天之下通行楷书的社会中，这种意愿只能是一种近乎理想的奢望了。当然，追迹这种奢望背后的现实，与有唐一统一百五十年间的经典文字歧出纷乱、经文无有定本所带来的科考麻烦有关。大历初，张参刊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论堂东西厢泥壁上。今尚无史料证明张氏书壁之举是承继阳冰夙愿或奇想而为，但作为掌管教法与政令的国子司业，必然是深感教学过程中，因文字歧出与文本参差导致实际操作困难而不得不推出的举措。
五经之壁书成，“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而归于大同”，可见举措已见诸成效。可惜泥壁难以持久，甲子再周，经壁剥落污秽，国子祭酒齐皞以木代壁，重书五经，再立于讲堂东西两侧，希望使标准文字和文本能够延续。不数年，郑覃上疏刻经上石，得到唐文宗首肯，遂于太和七年（833）开始刊刻，开成二年（837）完工，历经四年，刊成儒家经书十二部——《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史称开成石经或雍石经。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的价值
开成石经所用字体虽是通行至今一千余年的楷书，但其在规范字体、统一文本、便于科举施行的政策与策略上似乎更加迫切，也显得更加重要。
就字体而言。魏晋由隶书的方折蜕演为楷书，书写载体也由竹简转变为纸张，书写便捷引起书者众多，书者众多导致书写随便，最终造成字体笔画歧出混乱。以混乱的字体书写经典，致使经典文本很难统于一尊。六朝统治者力图诏使鸿儒硕学勘定文本，但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存异文考察，其混乱状态并不亚于两汉魏晋。唐太宗贞观年间，即诏颜师古勘定五经定本，其后颜元孙《干禄字书》、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以及开成石经前身的张参《五经文字》，都在不断地分辨正俗，规正字形。由于尚无刊版印刷，朝廷虽竭力规正，民间则我行我素。唐代佛教大行，抄经风气炽盛，我们从敦煌残卷和《龙龛手鉴》所载俗字中，可一窥当时字体混乱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儒家经典文字之一斑。
唐石经所刊九经十二部六十五万字，除书题、篇题用隶书外，正文在经郑覃等校勘后，全部用唐代通行的标准楷书书写。有人将石经文字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一些标准字书正体字校核，发现唐石经各经所用的非正体字只占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可见当时校勘镌刻工作之谨严，显现出唐石经在正字工作中的成就。
就文本而言。六朝经学虽分南北，经注义疏亦层出不穷，随着时间推移，经典原文与汉魏经注合一的文本逐渐固定。不仅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定《易》用王弼、韩康伯注本，《书》用孔传本，《诗》用《毛传郑笺》本，《礼记》用郑注本，《左传》用杜预《集解》本，即使后来贾公彦疏《二礼》，亦用郑玄注本，徐彦疏《公羊》用何休《解诂》本，杨士勋疏《谷梁》用范宁《集解》本，经注本选取大致已约定俗成。唐代贞元二年、乾封元年、开元七年校勘经典，基本都限于以上经注合璧本。有鉴于这种历史的承袭性，开成石经所刊经文，亦是从上述的经注合璧本中撷取。今天我们看西安碑林的唐石经，其《周易》上下经题“王弼注”，《系辞》《说卦》等题“韩康伯注”；《尚书》前冠孔序，题“孔氏传”；《诗》题“毛诗”、“郑氏笺”；《三礼》皆题“郑氏注”等等，可知其取自于流传已久的汉魏经注合璧本而没有轻从六朝注家文本，主观上表现出上承古本、还归原典的趋向。
唐石经·毛诗·周颂拓本
由六朝的经注合璧本，经唐贞观、开元之校勘，最后在开成二年将它固化在石碑上，这为以后孟蜀石经、后唐长兴刻本和北宋景德校本所取式。这一继承与沿袭，为此后一千年保存了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汉魏经师注本，同时也淘汰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注本。尽管它只是经文，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代文本的原貌。
就科举政令而言。张参和齐皞所立的泥壁和木壁，都只是书写五经，何以开成石经镌刻九经十二部？这与唐代科举制度有关。《唐六典》载唐代科举以字数分九经为大、中、小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这种分法可以追溯到贞观、永徽年间。但既然唐初已经分别大中小九经，为什么大历、宝历间还只书五经？这是因为科令虽然颁布，士子在考试的选择中，往往不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致使四经“殆将废绝”。历经李元瓘、杨玚等屡屡上疏及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下诏鼓励，情况仍未有大的改观。郑覃疏请并负责石经工程，毅然决然将九经十二部全部镌刻上石，再次表现出朝廷对五经之外的《二礼》《二传》和《论语》《孝经》《尔雅》的重视，显示其欲扭转士子考试偏科的策略。
从西汉五经、东汉六经、七经，至唐代九经十二部，再到宋人增《孟子》形成儒家十三经，开成石经是一个枢纽与关键。《二礼》《二传》虽经中唐以还屡次倡导，仍不受士子重视，如果不是郑覃刻石，长兴、景德未必一定会校勘刊木，王安石未必会著《周官新义》；推而广之，宋代邢昺亦未必一定会为《论语》《尔雅》作疏。更鉴于明清有人曾提出十四经、二十一经等说法，而终究均未能形成定式，这都与开成石经九经十二部的固化定版有莫大关系。
由上所述，唐石经字形是唐代官方颁布的标准字形，至今仍可作我们今天制订正体字的借鉴；它所取式的王弼、郑玄等注本，为五代北宋所继承，等于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汉魏经师注本；没有九经十二部的唐石经，经典发展或许是另一种样貌，亦即不一定形成今天所称的十三经。
开成石经的迁徙
石经刊成，已近晚唐，甲子方周，社稷已乱。唐末京兆尹韩建缩建长安新城，原国子监务本坊所在地成为城外，韩建及其后永平军节度使刘鄩先后将石经迁置于文宣王庙内。北宋元佑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以石经所立“地处洼下，霖潦冲注”，岁久浸渍，容易风化腐蚀，遂移置到府学北墉。崇宁二年（1103），枢密直学士虞策将府学、文庙及石经一并迁到重新修建的府城东南隅，即今碑林现址。用楷书正体字镌刻的九经十二部经文一百一十四块二百二十八面经碑，历经三次迁移，终于落定安居，从此作为经典瑰宝，雄矗碑林。
唐长安城
不意四百多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末，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大地震，河、渭泛滥，华岳山鸣，地裂泉涌，平地成山。开成经碑在地震中折断四十石，残损更甚。震后虽经修整，却未对残损部分予以补葺。直到三十年后的万历十六年（1588），由左布政使姚继可主持，对经碑进行全面修葺补刻，“凡点画失真者正之，苔藓污者新之，泐而欲欹者理之，文义断阙者稽群书补之”，共计补刻约53000字，将此补刻文字刻在96块113面小石碑上，置于经碑之旁。后人又将此补刻文字椎拓后，剪裱粘贴在残缺的经文拓本上，以示完整。由于据以补刻的文本是当时的传世本，而非唐代的太和本，所以补刻文字与原刻经文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等量齐观。自此次修葺到现在，又经历了430年，经碑基本完好，再也没有人为损坏。
迁移石经应当慎之又慎
阐明了唐石经的身世价值，我想谈谈对时下迁徙动议的看法。一百多块唐石经经碑，堪称经之祖本，国之瑰宝，是唐代灿烂文化的标志，也是七朝石经中除乾隆石经外唯一保存完整的儒家石经。乾隆石经虽然也是完整无缺，但其文字和文本价值不能与它同日而语。开成石经经碑与经碑间的文字互相契合，是一组完整的石碑群，矗立在碑林博物馆已近千年。
开成石经陈列内景
宋代遗留下来的陈列室因历史原因，不免逼仄简陋，这无可否认。站在今天高度现代化的历史节点上，要将石经“通过现代化展陈手段更好地阐释石经所承载的儒家文化”，“充分体现开成石经的宏大、辉煌”，出发点和用意都值得肯定。但是，唐石经刻成至今一千多年，历经人祸天灾，战乱地震，几经迁徙修葺，迄今身上犹有断裂、缺损、磨灭印痕。我们在搬迁移动过程中，能否保证其完好无损——哪怕是一字一角！原本已断裂的经碑如何移徙，如何保证其原样？以前碑林博物馆在移徙名碑过程中都有损坏的实例，开成石经比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曹全碑》等，移徙难度又不可同日而语！
凡此种种，有关方面是否已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技术能力和应对方案，可保证其万无一失，因此，是否迁移一事，尤须慎之又慎！从另一角度思考，现今的建筑虽嫌简陋，但却与千年之碑共同承载着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说到展陈儒家经典文化，陈列的碑石已经坏缺，需要合观万历补刻小石，方可称完璧。笔者所见到的十多套唐石经拓本，多是经过剪裱拼接的万历以后拓本。要真正展陈开成石经原貌，应该去寻觅一套嘉靖地震前未毁时的完整拓本，让它化身千百，这才是当务之急。（文/虞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