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长蛰不惊，残雪盖枯英。
未等春分降，雪珠花已盈。
云深遮白羽，雨密隐青城。
旦复旦兮别，山行兼水行。
3月27日傍晚，我从毛毛细雨中跑步回家，按习惯摘下手腕上的记时手表，进屋拿了手机出来，在门前草地上给手表留影。农历的早春二月，位于北美五大湖之间的密歇根州安娜堡，虽然冬雪几近全消， 草木依然肃寂。约略泛黄的草地上，估计是3月初蹿出地面的两三小丛雪珠花草，在蒙蒙细雨中有点醒目。
雪珠花是这片北方冻土上最早露面的毫不起眼的野花，在钻出地面、绽放出水滴珍珠般的白色垂花之后，还会遭遇几趟风雪的横扫纵埋。此日细雨中的雪珠花，披挂着滴滴似泪的雨珠，宛如洒到清水的白色绢绸，略显倦伤，愈加低垂，也愈显晶莹。我把淡蓝色的手表小心放在花边合影。就在我查看手机所摄剪影之际，跳出了一条短信。短信来自北加州湾区的孙坚，她是我的复旦外文系老师孙骊、巫漪云两位先生的女儿。
短信说： 我刚从上海回美。只是想告诉你，我的父亲因脑血栓过世了。血栓突发于2月28日，经过四天抢救，他没能挺过这一遭。
读罢短信，手机屏上滴泪的雪珠花犹在。刚过的圣诞、新春节日里，我曾想给两位老人寄张纸质贺卡而未果。虽然1月下旬与孙坚有过联系，虽然想来她也一定转达了我的问候，不愿想到的不幸，还是突然而降。虽说孙骊先生于生死泰然，虽说是高寿接近九十而归，深深的遗憾与悲伤，苍然如雪，瞬间淹埋了心田。
第一次见到孙骊先生，是三十多年前，1985年的秋天，在复旦外文系浅灰色的二层小洋楼里。我这个冒失的历史系学生，第一次走进小楼，说要找系主任。具体的过程已记不清楚，反正是顺当地见到了想见之人，那人恰好就是孙骊先生。
秋天柔和的阳光，从南窗照进这间南北向排放了两排桌子的教师办公室。一位身材颀长的先生从南窗下最后一张桌子后面站立起来，阳光洒落在他高高的肩头。他的额头也很高，略现花白的头发彷佛在阳光下轻轻飘动。即便他背光站着，也可以感觉到他的脸色白皙，眼镜片后的目光，和秋天的阳光一样的平和、明澈。他朝我望来，略带沙哑的声音低缓沈静：我就是系主任，我是孙骊，请坐，你有什么事情？
孙骊先生听了我的陈述，想从历史系转到外文系的缘由。那个年代，转系并不寻常。记得我还提到自己对佛教感兴趣，他建议可以考虑学习梵文（复旦外文系并不开设梵文课程，孙骊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自己探索学习）。最后他说，印度有个传说，有一个人跋山涉水想要寻找真理的白鸟。在那人终于精疲力尽倒下的最后一刻，天空中飘下来一片白色的羽毛，落在他的身上。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与孙骊先生的接触并不太多。有两次却记忆犹新。某一天，我请一位物理系的男同学帮忙拎包去卖书，用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竖高长方体粉色蛇皮袋，装了沉沉一袋，请老同学帮忙，辗转乘公交车去市中心的福州路某旧书店卖书。刚走到复旦大门口的九路汽车站头，便见孙骊先生也站在那里等车。他明白了我的去向意图，便赞同道：“卖书很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一起乘上九路往市区而去，又各自转车。车上聊了什么虽已忘记，可是我想，读书是否也是一种跋涉，一本书是一程路，有长有短、有惊有乏，一程一程扬弃向前，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终极之点。
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与跋涉更加接近。那是学校开运动会，孙骊先生为外文系的运动员，也许还有全体学生，作赛前动员。记得他站在排成几排的我们面前，身着一件淡色的像是运动衫一样的夹克，语调缓慢而铿锵。他似乎并没有作鼓励夺冠之类的陈词宣言。我清晰地记得，他讲运动的好处，适合每一个人。他说自己就常常跑步，从他家的铜仁路北京路口，一路沿着七八条街向南跑，一直跑到徐家汇肇嘉浜路，再折回来。那七八条街，他当时一一报出名字，可惜我记不清了。现在我上谷歌卫星地图追踪，从他家那个静安区的街角，基本上直线南下再北回， 也要五英里，即八公里。询问了孙坚，她说父亲那时每天跑一个半小时。在不明他东西跑向线路的情况下，我估计他至少要跑十公里。不像今日，八十年代在街上跑步的国人并不太多，他说的那一个来回路程，以我当初有限的认知，感觉是很遥远的，于我印象之深，不言而喻。此刻写来，不禁联想起他告诉我的那位跋涉寻鸟的古印度人。
古印度人、白鸟、肇嘉浜路，孙骊先生的话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种子发芽、成长的时间，有长有短。于我，发芽迟缓。这只骄傲的野兔，直到近三十年后才开始苏醒，奔跑上路。发芽虽迟，成长迅速，野兔变乌龟，三年多来完成了近五千公里，从孙先生的上海跑到了西域。2015年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孙先生时，想来是向他和巫先生汇报了跋涉征程的喜悦。记得那天孙先生告诉我，自从搬家到中山公园附近后，他养成了去虹桥交通枢纽中的宽敞直道行走锻炼的习惯。孙坚告诉我，孙先生后来每天行走两小时，医生要他少走一点，他自然不会听从。行笔至此，想到孙先生在行走的时候，他的乌龟学生也在奔跑，师生各在大洋两岸不约而跋涉着，心里略感一丝淡淡的安慰。
1987年的秋冬，我与孙骊先生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他邀请我加入了与两位美国老师一起翻译中国七八十年代新诗（即当时所谓的“朦胧诗”）的小组。那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探索。“朦胧诗人”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诗坛与大学校园，但“朦胧诗”只有少数作品被零星介绍到西方，因此我们的涵盖面比较宽的翻译项目颇具先锋意义。译诗集最后于1988至1989年冬出版，名为《抽烟的人——遭遇中国新诗》，收入《彼洛特诗刊》特集（Smoking People – Encountering the New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John Rosenwald, The Beloit Poetry Journal, Chapbook 19, Winter 1988/1989）。一口维多利亚王式英语的孙先生，在这个历时数月的中美师生合作项目中所展现的学识、眼光和风度，美国教授罗森伍尔德（John Rosenwald）先生在译诗集后记中有非常详细而风趣的描述。罗森伍尔德先生是美国彼洛特学院终身荣誉教授，《彼洛特诗刊》资深主编，作家，诗人，曾以富布赖特（Fulbright）教授身份在复旦、南开、浙江大学等高校授课。
学识眼光自不必说，孙先生的风度，最令我难忘。他作为一位“古典派”的学者，在整个并非有条不紊的合作跋涉过程中，对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现代派”学生，完全以平起平坐的态度相待。对我们的过度自信之态、肤浅冲动之言，他总是只以宽容的微笑、平缓的语调相答。那样一种谦雅包涵的素养，在我如今也接近他当初的年纪之时，愈发感慨、愈觉珍惜，愈加需要学习、效仿，哪怕只学到一丁点，也会深深受益。
1987年秋，孙骊先生和美国同事讨论译诗。从左至右为：孙骊、罗森伍尔德。照片为安阿博所摄。
1987年秋，孙骊先生和他的学生讨论译诗。从左至右为：储梦丹、孙骊、陆文、李义东（最后排）、左红。 照片为安阿博所摄。
1987年秋，孙骊先生与合作译诗的美国同事在复旦校园。从左至右为：孙骊、安阿博（Ann Arbor）、罗森伍尔德（John Rosenwald）。照片由安阿博提供。
我所感受体会到的孙骊先生的种种言传身教，先生的学识、眼光、品格和风度，自然是一篇小文所不能尽述的。毕业后孙先生为我写了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推荐信，我懂得先生对我、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寄予一些希望的。我想，孙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坚持努力跋涉，最终如那位幸运的古印度人，得到一片从天空中飘落的白鸟的羽毛。这样的寄望，给我鼓励、令我惭愧、策我前行。如今孙先生飘然而去，我愿相信，苍茫的天空中有一片白色的羽毛正轻托着他，虽然暂且不能为我的肉眼所见，却可以看见这风雨中低垂的白色小花，正是白色羽毛落在人间的影子。
孙骊简介：
孙骊（1930年2月–2018年3月5日），安徽黟县人，原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教授、原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发表过外语教学研究和英语语言研究方面的论文约三十篇，出版《中国文化历史故事》（主译）、《中国文化胜迹故事》《英语写作》等多部著作。一生恪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之宗旨，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复旦外文系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英语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