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已经成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受到了包括李敬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他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名字来源自博尔赫斯的一本访谈录。博尔赫斯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阿乙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就用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
《早上九点叫醒我》的书封上写道，这可能是阿乙的“最后一部长篇”。历时5年，带着一丝孤注一掷，无节制的、自我损耗的、打硬仗的写作让他焦虑害他患病。长篇无疑最考验作家功力，阿乙拿什么新的小说手法以飨读者？一直写“黑暗系”题材的他这次有没有题材上的突破？
4月7日下午，译林出版社特别邀请作家阿乙和胡少卿，在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和读者探讨“小说的手艺”。
阿乙、胡少卿（右） 译林出版社供图
想表现南方道德沦丧的新型农民
“当时有msn和QQ，有个朋友告诉我有人喝酒把自己喝死了的故事。”阿乙第一次听到这种故事很受冲击所以酝酿成文：小说里，寿辰日，大醉之夜，宏阳叮嘱内人金艳，隔日唤其起床，然而他却再未起来。故事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长为镇上闻人的经历。
《早上九点叫醒我》结尾是开放式的，看到棺材里情形的人说：“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阿乙故意隐去了读者感兴趣的棺材里的画面，让故事戛然而止。关于这个富有玄想空间的结尾，胡少卿和阿乙展开了探讨。胡少卿认为阿乙之所以采用这种开放式结尾是为了让读者参与到文本中来，让读者本人获取信息，从而成为文本的一部分。
阿乙的解释则是：“我经过好几次考虑把结尾放弃了。大部分人的写作都是从结尾开始的，像一个司机奔向目标。”阿乙不想写成爱伦坡式的惊悚短篇。不想写‘开棺了以后才发现那个尸体在棺材里活过来一段时间，指爪刨棺盖把指甲都刨掉了’的惊悚，“之所以把结尾删掉是担心惊悚的结局冲淡故事本身的主题。”
关于书中提到的葬礼风俗，胡少卿有一些疑问，因为在他的老家，《早上九点叫醒我》中抬棺材的“八仙”的未必是8个人，通常是16个人，但书中是8个人。而且因为农村的青壮年基本都去南方打工了，已经找不到很多青壮年来抬棺材。所以胡少卿认为阿乙所写的葬礼应该不是故事所处的20世纪末的葬礼，而是阿乙小时候的记忆。
阿乙承认这些葬礼的原型确实是这几年在老家遇到的青壮年，此外他在风俗上也做了些改写。比如小说中的风俗是抬丧者只能由内姓亲戚承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瑞昌的风俗是由外姓承担。此外，阿乙认为乡村已经到了缺少葬礼的礼仪规训的状态。而市场经济下这些南方人物的精神状态，他们作为道德沦丧的一切向钱看的新型农民，就是阿乙想呈现的内容之一。
几乎在每篇报道中都会被提及的人物飞眼，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穿插在整部小说中极其显眼。阿乙说这个想法来自他很喜欢电影《巴黎野玫瑰》，这部电影写的是一个“女孩中的孙悟空”。阿乙也想写一个类似的，暴力的无辜的主人公，但又怕破坏小说整体结构，一直犹豫不定。但有一天他散步到天坛公园，看到古意苍然的大树明白如果没有树瘤，树的古意苍莽也无法显示出来。所以他写出了飞眼这个故事，用仿宋字体穿插于这部小说。
活动现场 译林出版社供图
江南小文人式的创作路数
《早上九点叫醒我》的故事场景是农村，但胡少卿认为阿乙并不具有书写真正农村生活的储备，但是通过小镇上的文化人宏梁，通过富有诗意的比喻，通过诸如此类一系列设置，巧妙避开了对真正的农村生活的描写。
“整本小说都是作者精神世界的镜子。”胡少卿列举书中的一些诗化倾向的比喻，比如生活在乡村的宏梁被比作：“宾馆里的孔雀”。这些看起来和人物身份并不相符的带有深意的比喻，让胡少卿想到奈保尔小说集里的故事：一个诗人和小孩坐在草地上，警察问这个诗人在这儿干什么。诗人回答：“我也思考40多年了。”
胡少卿还发现阿乙在乡村人物身上多使用诗化的、抽象的语言而非乡村语言，其实阿乙另有考虑。他认为让语言体现一个人的身份虽然尤其优势，但不想受这些语言的诱惑，他想让小说的语言摆脱“农民的无知”。“一直在我写之前，我就警告自己不要成为智识比我低的人的传声筒。”
现在阿乙用“江南式小文人”形容自己悉心打磨式的写作。“实际上我是一个书斋型的作者，如果不是老天让我被迫做了几年的警察的话。实际上我做了5年的警察只有1年在一线，还好我这个人可以把细微的财富变成七八部小说。我现在通过大量的阅读，贩卖成一些小随笔。我还是要走向现实主义，我不可能拼智慧拼过博尔赫斯。”
对此，胡少卿认为作家所不能把握的经验，读者迟早会发现。他认为余华对《第七天》是没有把握的。“他是看报纸得到的，用他的文学才能综合了一下。也许鲁迅并不了解孔乙己，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小二的身份。有几天我想写一个放牛娃的故事。但我不知道放牛娃每天都干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些能写很多长篇的作家，是不是有经验迁移的本领。自然主义作家花四天四夜去观察一匹马这种写作方式是否在今天还能适用？而从卡夫卡到博尔赫斯，这些都是沉浸在自己内心的作家，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路数。”
《早上九点叫醒我》 译林出版社
越过40岁门槛，寻找新矿脉
胡少卿认为这本书受了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的影响，同时他认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就像“明代花鸟画”一样工整且有诚意：“阿乙的小说都很扎实，这也小说手艺的一个常识。如果把小说建立在爱情上，就是把故事建立在故事上。而阿乙把爱情放过去，让故事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是阿乙贯穿整个小说的追求，就是把东西写透。如果只是寥寥几笔，是很难搞清楚的。”
过去，加缪是阿乙心中的语言典范，但现在的阿乙认为福克纳之于加缪，就像泰森之于邹市明。“我现在用繁复的、繁密的、福克纳的方式来写，是因为我觉得简洁的写法已经成为一个桎梏。如果你迷恋于让你陷入掌声的创作方式，你就会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作家。”
至于阿乙将开采哪个领域的题材，他本人表示很乐观：“我一直不以自己为题材挖自己隐秘的东西，怕被人当作自恋的写作者。但是我可以在未来以另外的方式兜出来。连胡老师这样的文本侦探专家也不会发现。”
“越过40的门槛，我慢慢知道自己能写什么，我阅读量越来越大，发现自己能写的越来越窄。不像年轻的时候的时候很张狂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写。为什么我40岁还在写26岁以前的经验，我写作的原材料要迁移了。我保留的新矿脉就是城市生活。”（文/王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