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穷叹老”的作品是文学中的下乘

傅庚生(1910~1984),曾执教于东北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著名古典文学鉴赏家和杜甫研究专家。《中国文学欣赏发凡》是采撷其名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出版后直至1962年二十年间撰著的与文学欣赏相关的文章,汇为一编。“发凡”者,乃是发凡起例,以明文学欣赏循序渐进的过程。

“修辞立其诚”,不仅是做人的根本,且尤是学文的先导。先生指出,文学欣赏须从自我人格的驯制开始,本文摘自其书第十二章《风格与人格》。


傅庚生:“嗟穷叹老”的作品是文学中的下乘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一个人的生活,“端而言,蠕而动”,都是他的人格的表现;文学作品的风格也渊源于作者的人格。他有怎么样的一种人格,他的情思就驱使想像走向怎么样的一条路途,熔铸为自我创造的意象,表现于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你要创造一首诗,先要你过着诗人的生活——你的生活本身就应该是没有写出的诗。你希望你的作品不朽,便该培育你的人格,让它先具不朽之实。种子的胚珠已经藏蕴着根茎叶,受到阳光的温煦、雨露的滋润,当然可以开放出绚烂的花朵。

红花也好,黄花也好,妙手天成而不矫揉造作,便是真的艺术。文学是情思的映现,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真字。章实斋说: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骄阳沴阴,中于气质,学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则不如其不学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若夫毗于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于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文史通义·质性篇》)

狂与狷之所以能不朽,因为他真;托中行的乡愿之所以不足道,因为他伪。“妄自期许,感慨横生”,由于自私的感情,所以鄙;“猖狂无主,动称自然”,成于剽窃的思想,所以妄。剽窃思想的自是在作伪,自私的感情虽有等于无。因为“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靠着有同情,情才存在,唤不起他人同情的自私之情,实是无情。

因此,“嗟穷叹老”的作品是文学中的下乘。有些借题发挥的引起我们同情的部分,往往还是他所借的“题”,而不是他所发挥的旨。我们读白居易《琵琶行》“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一段,对这弹琵琶的商人妇,会寄予偌大的同情。待读到下面“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一段时,对这青衫湿的白司马,却不免觉得他有些“不得于君则热中”了。

乐天《与元九书》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时”与“事”原都是文学所能够——也应该——表现的,但不可太有意地去“为”它,“为”就近于人为之“伪”。要你有深厚的同情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然后你的同情的眼泪才能凝聚成淳至的作品。“作者之诚”只在你这方寸中。

白氏一生的述造,出发点多半是理智上的当然,少许是感情上的本然;所以不免有宣传的口吻、沽名的成分。《与元九书》中又提到: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

可见白氏的名心很重。他说李杜“亦未能忘情于其间”,恐怕未必然。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太白是何等的胸襟!他原是和庄周一流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进取之狂”。“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杜子美是何等的抱负!他原是和屈原一流的“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不屑不洁之狷”。李杜二人,诗名盖世,而当时偏没有丝毫求名的心,“玉山自倒非人推”,要名做什么?“未有涓埃答圣朝”,要名做什么?

太白的诗,走的是“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的路,和乐天的诗格迥不同工,没有方法放在一道儿相比。我们试把乐天的诗跟工部的比并着读下去,浅深纯驳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

白氏自己举出的“言未闻而谤已成”的几首诗,可以取作例证。《贺雨》诗在篇末因袭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思,还绕一个大圈子才说出:“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充其量也不过是“塞言责”而已。我们看杜甫的《北征》:“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他的视民如伤、依恋君国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

《哭孔戡》诗,开头说:“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笔意实在嫌它不够深刻。篇末说些“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怨天尤人的话,别人听得,自然还他一个“不悦”。我们再看工部《梦李白》诗两首,开头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何等的关切!收束的句子是:“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多么含蓄而沉痛!杜老对于人伦间的情分,都极其敦笃,这人格便也表现于诗的风格中。

《秦中吟》里的警策,像是:“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都不过是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句的幻影化身。我们趁此便来读老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中的一段: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悲天悯人、先天下忧的心曲,沉重而鲜明地映现于字里行间。杜甫之所以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由于他对于有苦无处诉的百姓具有伟大的同情心,不畏强御地要替他们倾吐,这里就已经可以使我们认识他伟大的人格了。同情的火焰在他的灵府中燃烧,喷射出火山般的熔岩,才得凝结成瑰玮璀璨的作品。

他的诗都是因为在内有不能自已之情,才表现出来的,从不曾着得半点为人的心。笔下描述些民间的疾苦、战争中的琐尾流离,“有诗而后有题”,为人的多而自为的少。只缘他的情思原本是如此的深挚广大,形于文学作品的便自然而然的沉郁苍凉。白居易还未能闳其中,便光想肆于外,所以在创作的意境上都显现出一些作态,在情辞的安排上也招邀出一些勉强。他着意地为“时”为“事”,就未免要“为人”。下笔之先,要筹划些“话须向谁说,如何说”等等的问题,“有题而后有诗”。他创作时居于超然的地位,真的情感和所要表现的题材便不能十分翕合了。 杜甫的生活是很坎坷的,怀才莫展,半生在乱离飘荡中过活,终于客死在他乡。他如果写几首诗“嗟穷叹老”,我们也会原谅他的斯文落魄,原也该发几句牢骚了。可是为了他有仁者安仁的至性、忧国忧民的学养,把己身遭遇到的厄运,都借着豁达的谐趣,一笑了之,却把偌大的同情心寄托于天下所有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的百姓身上。他的诗歌往往由“嗟穷叹老”的题材,归结到同登衽席的企望;又不是故意地寻些冠冕堂皇的话来装门面,都由于情思的固然。读他《咏怀》诗的另一段,就可以觇及一斑: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自己的儿子已经饿死了,还在忧念比自己更骚屑艰难的平民戍卒,仁者无私的品格使我们虔服。再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后幅: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不会是矫情的话。有像杜甫这样的性格与胸襟的人,果真能看见天下寒士的“欢颜”,他真的冻死也能瞑目。天下寒士得到这么几句同情的声援,心上也该感到一些温暖的。

白居易的《新制布裘》诗,也有和此诗类似的意境: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话虽如此,总还带一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情调。恐怕在风雪中瑟缩着的寒士,读到他这首诗,不免要飞出一口唾沫:“这虚夸无情诡说‘兼济’的牙疼调儿!”

无情而偏要摆出悲天悯人的面孔,便是乡愿,“剽伪易见,不足道也”。白乐天对于这道理本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只是当他自己伸楮落墨时,汲汲于表襮“义”的果实,反而把“情”的根株忽略了。“途之人可以为禹”,君子是可以学而能的。珍护你的感情,放开你的视野,让它生发、拓展,你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可以随着你的人格日新又新。“学”,要从根本处着手。

另外又有些先天的成分居多,后天的学起来无能为力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本色与风流,便是不可学的。英雄与名士,都有天赋的几分才气——在我们一般非英雄名士的人们看来,便是几分狂气。这类的人格,不可强学。这类的文章风格,也同样的不可强学。

他们也需要后天的学养与文学技术的训练,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展布天才,好比锦上添花。他们的文学风格,常常是秋水文章,一尘不染,野云孤飞,来去无迹。没有那分天才,而只凭功力去学,便像是没有作素底的纨锦,着不上花朵去的一般,扭扭捏捏地不免要露出东施捧心的怪里怪气的样子。这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诗罢:“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种洒家大踏步的气魄,如何学?“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种一泓秋水照人寒的诗格,如何学?后世学杜甫的诗人很多,而李白的诗竟成了绝响,这里总也算说明它的原因之一了。

休再讲这谪仙人李青莲,就是晚唐的杜牧之,清灵中还多少沾染些浊气的人,在我们这一般沾泥絮看起来,也已经便是不可跻之天了。像是: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风姿的潇洒漂亮,隐孕着小杜做人的风格。龌龊小生只好望而却步,浪荡的人儿怕又鱼目比不得真珠。强学他,就要栽斤斗。《唐诗纪事》下载有一段故事:

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谒之,李高会朝客,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气意闲逸,傍若无人。

这正是“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的行径,须学不得。没有他那么一股子天生的逸气,偏要邯郸学步,就一定使人肉麻齿冷,暴露出自家是无赖汉。所以我还要叮咛一句:我们一般人,只可以亦步亦趋地去学君子,那些英雄与名士只有得天独厚的人才有份儿,我们须学不得!一定要学,就不免堕入魔道。把浮夸粗犷当成“本色”,把低级趣味认作“风流”,那些人品与文格便不堪问了。现世纪我们步入了大时代,一切都有了新的评价。关于文学的,我们一面注意“个性”的表现,一面又重视“群”与“大我”。李白的视天下如敝屣、杜甫的每饭不忘君国,在目前看来,虽然仍不失其为高尚的人格,但已稍稍感到太白像是玉卮无当,子美有些伧父面目了。因此,我们的时代可能培育出更伟大的人格、更伟大的文学家,黑暗是黎明的前奏,我相信今日当已有在下着“冥冥惛惛”的工夫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当能表现出“昭昭赫赫”的作品,让我们认识他这“独领风骚”的面目。

衡量文学的标准,虽然在作分析的研究时,要分别去探讨它:感情的真伪、思想的奇正、想像的丰吝与形式的美窳;而实际上,它的情知(言志与载道)表里(形式与内容)只是浑同一气的一个有机体,拆碎下来,便不成片段。偏长专擅的必不是上乘的作品,以羡补不足便没有到炉火纯青的造境。几乎可以说,愈容易作分析研究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也愈低,“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的才到了“道周性全”的地步。文格与人格不可分,诗人就要有诗一般的生活,文章的圣手应该就是人伦的圣人,无行的文人也不能创造出上乘的文学。

做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中行”的,非狂非狷,真善美浑同如一,从心所欲不逾矩,时时乐享着情知的合无间。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应该是“中行”的,感情真,思想善,形式美,三者浑同如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自然蔚为情辞并茂的创作。这虽说恐怕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然而“心向往之”是文学家应持的态度。人,若果已得了道,并对宇宙人生有独到自足的认识,然后借着他的一支笔来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庄子说“道无所不在”,何况文学?人,若果已走上文学之路,珍惜自己的感情,让它生发、广被,伟大的同情能像天之无所不覆,地之无所不载。佛说“微尘中可见大千”,何况文学?路是四通八达的康庄,南去北来,任凭尊便。“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能够有自得之赏的,便自然会左右逢源了。(文/傅庚生)



傅庚生:“嗟穷叹老”的作品是文学中的下乘

《中国文学欣赏发凡》,傅庚生著,傅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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