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生（1910~1984），曾执教于东北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著名古典文学鉴赏家和杜甫研究专家。《中国文学欣赏发凡》是采撷其名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出版后直至1962年二十年间撰著的与文学欣赏相关的文章，汇为一编。“发凡”者，乃是发凡起例，以明文学欣赏循序渐进的过程。
“修辞立其诚”，不仅是做人的根本，且尤是学文的先导。先生指出，文学欣赏须从自我人格的驯制开始，本文摘自其书第十二章《风格与人格》。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一个人的生活，“端而言，蠕而动”，都是他的人格的表现；文学作品的风格也渊源于作者的人格。他有怎么样的一种人格，他的情思就驱使想像走向怎么样的一条路途，熔铸为自我创造的意象，表现于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你要创造一首诗，先要你过着诗人的生活——你的生活本身就应该是没有写出的诗。你希望你的作品不朽，便该培育你的人格，让它先具不朽之实。种子的胚珠已经藏蕴着根茎叶，受到阳光的温煦、雨露的滋润，当然可以开放出绚烂的花朵。
红花也好，黄花也好，妙手天成而不矫揉造作，便是真的艺术。文学是情思的映现，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真字。章实斋说：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骄阳沴阴，中于气质，学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则不如其不学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若夫毗于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于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文史通义·质性篇》）
狂与狷之所以能不朽，因为他真；托中行的乡愿之所以不足道，因为他伪。“妄自期许，感慨横生”，由于自私的感情，所以鄙；“猖狂无主，动称自然”，成于剽窃的思想，所以妄。剽窃思想的自是在作伪，自私的感情虽有等于无。因为“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靠着有同情，情才存在，唤不起他人同情的自私之情，实是无情。
因此，“嗟穷叹老”的作品是文学中的下乘。有些借题发挥的引起我们同情的部分，往往还是他所借的“题”，而不是他所发挥的旨。我们读白居易《琵琶行》“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一段，对这弹琵琶的商人妇，会寄予偌大的同情。待读到下面“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一段时，对这青衫湿的白司马，却不免觉得他有些“不得于君则热中”了。
乐天《与元九书》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时”与“事”原都是文学所能够——也应该——表现的，但不可太有意地去“为”它，“为”就近于人为之“伪”。要你有深厚的同情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然后你的同情的眼泪才能凝聚成淳至的作品。“作者之诚”只在你这方寸中。
白氏一生的述造，出发点多半是理智上的当然，少许是感情上的本然；所以不免有宣传的口吻、沽名的成分。《与元九书》中又提到：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
可见白氏的名心很重。他说李杜“亦未能忘情于其间”，恐怕未必然。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太白是何等的胸襟！他原是和庄周一流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进取之狂”。“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杜子美是何等的抱负！他原是和屈原一流的“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不屑不洁之狷”。李杜二人，诗名盖世，而当时偏没有丝毫求名的心，“玉山自倒非人推”，要名做什么？“未有涓埃答圣朝”，要名做什么？
太白的诗，走的是“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的路，和乐天的诗格迥不同工，没有方法放在一道儿相比。我们试把乐天的诗跟工部的比并着读下去，浅深纯驳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
白氏自己举出的“言未闻而谤已成”的几首诗，可以取作例证。《贺雨》诗在篇末因袭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思，还绕一个大圈子才说出：“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充其量也不过是“塞言责”而已。我们看杜甫的《北征》：“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他的视民如伤、依恋君国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
《哭孔戡》诗，开头说：“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笔意实在嫌它不够深刻。篇末说些“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怨天尤人的话，别人听得，自然还他一个“不悦”。我们再看工部《梦李白》诗两首，开头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何等的关切！收束的句子是：“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多么含蓄而沉痛！杜老对于人伦间的情分，都极其敦笃，这人格便也表现于诗的风格中。
《秦中吟》里的警策，像是：“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都不过是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句的幻影化身。我们趁此便来读老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中的一段：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悲天悯人、先天下忧的心曲，沉重而鲜明地映现于字里行间。杜甫之所以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由于他对于有苦无处诉的百姓具有伟大的同情心，不畏强御地要替他们倾吐，这里就已经可以使我们认识他伟大的人格了。同情的火焰在他的灵府中燃烧，喷射出火山般的熔岩，才得凝结成瑰玮璀璨的作品。
他的诗都是因为在内有不能自已之情，才表现出来的，从不曾着得半点为人的心。笔下描述些民间的疾苦、战争中的琐尾流离，“有诗而后有题”，为人的多而自为的少。只缘他的情思原本是如此的深挚广大，形于文学作品的便自然而然的沉郁苍凉。白居易还未能闳其中，便光想肆于外，所以在创作的意境上都显现出一些作态，在情辞的安排上也招邀出一些勉强。他着意地为“时”为“事”，就未免要“为人”。下笔之先，要筹划些“话须向谁说，如何说”等等的问题，“有题而后有诗”。他创作时居于超然的地位，真的情感和所要表现的题材便不能十分翕合了。 杜甫的生活是很坎坷的，怀才莫展，半生在乱离飘荡中过活，终于客死在他乡。他如果写几首诗“嗟穷叹老”，我们也会原谅他的斯文落魄，原也该发几句牢骚了。可是为了他有仁者安仁的至性、忧国忧民的学养，把己身遭遇到的厄运，都借着豁达的谐趣，一笑了之，却把偌大的同情心寄托于天下所有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的百姓身上。他的诗歌往往由“嗟穷叹老”的题材，归结到同登衽席的企望；又不是故意地寻些冠冕堂皇的话来装门面，都由于情思的固然。读他《咏怀》诗的另一段，就可以觇及一斑：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自己的儿子已经饿死了，还在忧念比自己更骚屑艰难的平民戍卒，仁者无私的品格使我们虔服。再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后幅：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不会是矫情的话。有像杜甫这样的性格与胸襟的人，果真能看见天下寒士的“欢颜”，他真的冻死也能瞑目。天下寒士得到这么几句同情的声援，心上也该感到一些温暖的。
白居易的《新制布裘》诗，也有和此诗类似的意境：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话虽如此，总还带一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情调。恐怕在风雪中瑟缩着的寒士，读到他这首诗，不免要飞出一口唾沫：“这虚夸无情诡说‘兼济’的牙疼调儿！”
无情而偏要摆出悲天悯人的面孔，便是乡愿，“剽伪易见，不足道也”。白乐天对于这道理本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只是当他自己伸楮落墨时，汲汲于表襮“义”的果实，反而把“情”的根株忽略了。“途之人可以为禹”，君子是可以学而能的。珍护你的感情，放开你的视野，让它生发、拓展，你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可以随着你的人格日新又新。“学”，要从根本处着手。
另外又有些先天的成分居多，后天的学起来无能为力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本色与风流，便是不可学的。英雄与名士，都有天赋的几分才气——在我们一般非英雄名士的人们看来，便是几分狂气。这类的人格，不可强学。这类的文章风格，也同样的不可强学。
他们也需要后天的学养与文学技术的训练，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展布天才，好比锦上添花。他们的文学风格，常常是秋水文章，一尘不染，野云孤飞，来去无迹。没有那分天才，而只凭功力去学，便像是没有作素底的纨锦，着不上花朵去的一般，扭扭捏捏地不免要露出东施捧心的怪里怪气的样子。这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诗罢：“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种洒家大踏步的气魄，如何学？“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种一泓秋水照人寒的诗格，如何学？后世学杜甫的诗人很多，而李白的诗竟成了绝响，这里总也算说明它的原因之一了。
休再讲这谪仙人李青莲，就是晚唐的杜牧之，清灵中还多少沾染些浊气的人，在我们这一般沾泥絮看起来，也已经便是不可跻之天了。像是：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风姿的潇洒漂亮，隐孕着小杜做人的风格。龌龊小生只好望而却步，浪荡的人儿怕又鱼目比不得真珠。强学他，就要栽斤斗。《唐诗纪事》下载有一段故事：
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谒之，李高会朝客，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气意闲逸，傍若无人。
这正是“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的行径，须学不得。没有他那么一股子天生的逸气，偏要邯郸学步，就一定使人肉麻齿冷，暴露出自家是无赖汉。所以我还要叮咛一句：我们一般人，只可以亦步亦趋地去学君子，那些英雄与名士只有得天独厚的人才有份儿，我们须学不得！一定要学，就不免堕入魔道。把浮夸粗犷当成“本色”，把低级趣味认作“风流”，那些人品与文格便不堪问了。现世纪我们步入了大时代，一切都有了新的评价。关于文学的，我们一面注意“个性”的表现，一面又重视“群”与“大我”。李白的视天下如敝屣、杜甫的每饭不忘君国，在目前看来，虽然仍不失其为高尚的人格，但已稍稍感到太白像是玉卮无当，子美有些伧父面目了。因此，我们的时代可能培育出更伟大的人格、更伟大的文学家，黑暗是黎明的前奏，我相信今日当已有在下着“冥冥惛惛”的工夫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当能表现出“昭昭赫赫”的作品，让我们认识他这“独领风骚”的面目。
衡量文学的标准，虽然在作分析的研究时，要分别去探讨它：感情的真伪、思想的奇正、想像的丰吝与形式的美窳；而实际上，它的情知（言志与载道）表里（形式与内容）只是浑同一气的一个有机体，拆碎下来，便不成片段。偏长专擅的必不是上乘的作品，以羡补不足便没有到炉火纯青的造境。几乎可以说，愈容易作分析研究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也愈低，“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的才到了“道周性全”的地步。文格与人格不可分，诗人就要有诗一般的生活，文章的圣手应该就是人伦的圣人，无行的文人也不能创造出上乘的文学。
做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中行”的，非狂非狷，真善美浑同如一，从心所欲不逾矩，时时乐享着情知的合无间。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应该是“中行”的，感情真，思想善，形式美，三者浑同如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自然蔚为情辞并茂的创作。这虽说恐怕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然而“心向往之”是文学家应持的态度。人，若果已得了道，并对宇宙人生有独到自足的认识，然后借着他的一支笔来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庄子说“道无所不在”，何况文学？人，若果已走上文学之路，珍惜自己的感情，让它生发、广被，伟大的同情能像天之无所不覆，地之无所不载。佛说“微尘中可见大千”，何况文学？路是四通八达的康庄，南去北来，任凭尊便。“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能够有自得之赏的，便自然会左右逢源了。（文/傅庚生）
《中国文学欣赏发凡》，傅庚生著，傅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