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从地理方面观察，语言的语音、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具有生态性、区域性、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有原生态的词汇，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词汇。在语言中，区域文化含量很大，语音与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某人一张口，我们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乡（母文化区）在哪里，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文化水平如何，等等。有一个北京人，节日时去了广场，兴奋地说：“我上城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不是老北京，不会叫“城楼子”。
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几千种，各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中国汉语的生态区域最大，因为区域大，汉语区内又分成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的丰富性，谁也比不上汉语。
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这是讲汉语方言地理的时候最常说的几个区。如果稍微细化一点儿，不止这7个区，每一个大区还可以分亚区，数量远远多于7个。
在这幅汉语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占汉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样的分布形势，是历史造成的，人口的迁徙、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其重要的背景。
其他6大汉语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东南多山，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因，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
关于方言的存在，不是个晚近的事情。中国历史这么悠久，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大地域的国土，所以方言差异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
在战国时代《孟子》这部书中，记载了孟子与戴不胜的一段对话。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是想有一位好的国君吧？我来告诉你吧。有一位楚国的大夫在这里，想让自己的孩子说齐语，那么是请齐国的老师呢，还是请楚国的老师？”戴不胜说：“请齐国的老师。”孟子说：“一个齐国老师教他，一群楚国人在他周围喧哗，虽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齐语，也是办不到的。假如带他到齐国城里住几年，虽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楚语，也同样是办不到的。”）
孟子是用这个学习语言的故事讲述一个道理：想要有个好国君，而周围都是奸臣坏蛋，那国君自己想做好，也是不可能的。
故事里面所说的“齐语”“楚语”是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存在的当然不会是外语那样的差别，而只是方言的不同。这是战国时期在中国存在方言的一个证明。
关于外语的问题，古人另有记录。汉代张骞通西域，发现西域人讲许多不同的语言，与最远方来的人讲话，需要“重九译”，意思是中间要坐八九个翻译，一个人翻一种语言，翻译接力。这样的翻译场面真够热闹的。
想象起来，“重九译”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在这头说要喝水，一个个翻译接力过去，可能就变成洗手了。
中国古人认为，语言乱，是文化不发达的特征。边陲属于化外之地，也就是野蛮之地，别说是没有诗书礼仪，讲的话也与鸟兽的声音没有太大差别，东汉大学者郑玄说夷狄人通鸟兽之语。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不对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扩展属于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而移民是文化传播最痛快的形式，是地域间文化传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有的移民是集团式的移民，其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中国汉语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华夏方言（本来在黄河流域）向南传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8世纪的“安史之乱”、12世纪的“靖康之难”。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乱”就是“难”，原因都是社会大动荡。移民使语言的分布向远方扩展，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北方方言。当然，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关于今天的方言格局的形成，还有其他更多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移民的具体过程是复杂的，移民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的移民的落脚地，集中在一块不大的地理区域内，这会造成外来方言的“孤岛”。比如杭州一带，本来是吴语的世界，靖康之难时，开封的皇帝率领王公大臣一窝蜂涌进杭州城，改变了杭州城里的口音。我们现在去杭州，会感到城里的人讲话与周围远郊区人的口音有些不同。城里语言有更多的北方因素，这是当年移民文化的遗产。
广东、福建、江西接界地带的客家人，原来也不是当地人，是“客人”，也是北方人以集团的形式移民到了这里。他们长期驻扎，自成群体，不和当地人混合，渐渐形成那个地方独立的文化群体，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某些房屋形式，与当初北方战乱时代出现的坞壁有些关系，所以像封闭的城堡。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历史渊源就更早了，一下子到了曹操、刘备的时代。
客家土楼
中国很多文化现象确实有久远的历史，历史大移民，是方言分布局面变动的主干性的原因。
据研究，稳定的行政区划对于方言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中国人习惯于生活在稳定的行政区划里，到今天这个习惯还有。建立稳定的行政区划，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这种与权力相对应的社会区域性，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因。人们对于行政区划的归属感与对文化的归属感是差不多一致的，我们常常用政区的名字作为文化区的名字。说山东人与说有山东文化的人是一样的意思。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给人们带来稳定的文化心态。一个稳定的行政区划会推动一个稳定的方言区域的形成。学者们发现，许多方言分区与中级行政区（县上面一级的政区）大体吻合。
在方言地理中，还有一种稍微复杂的现象，即权威土语（当地人最高看的一种口音），它说明，语言的文化差异不只在语言本身。在一个语言复杂的环境中，一般是以文化先进的城市为依托，流行一种权威土语，人们都认为讲这个口音最体面。
在大都市里，随着都市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化，时髦的权威土语也会变化。学者考察过上海地区的权威土语的变化。明朝的时候，上海只是一个小城镇，其行政中心在嘉兴，嘉兴话在上海是最时髦的、最体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归苏州管，于是苏州话变成最体面的。到了现代，上海自成中心，自然地，地道的上海话就成了最时髦、最权威的土语。权威土语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而被重新选择，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移民的情形不同，其变化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有社会威权撑腰的方言会格外受到“待见”（崇尚）。口音竞争靠背后的实力，这完全是人文关系。
这种现象现在有没有？方言分布好像已成定局，那么哪一种声音最体面、最时髦？小品里面东北话时髦，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流行。现在有一种口音又时髦又体面，说不清它是台湾口音、香港口音，还是普通话。明星在媒体露面，大多讲这种口音。不管这些明星是哪儿的人，都能拿捏出那种味道来。社会上许多年轻人，也很善于模仿这种声音。在中国，这种口音与现代化同步而来。
在方言、口音问题上，人不是全然被动的，也会选择。所谓文化认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归属，一个是选择。归属，是水土带给你的，逃不掉。但你是大活人，你可以选择。怎样选择？当然是按照价值观来选择。在主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要告别你的归属，要掩饰你的归属。在方言口音方面，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在心中肯定有个自我评估，评估家乡口音的地位。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掩饰自己的口音，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口音，这里面有语言文化价值观。在崇尚革命的年代，老革命，越老的革命者，就越讲四川话、江西话、湖南话，那种方言令人敬重，很多大首长都是那样讲话，首长越大，方言越重。讲普通话反而没有意思。举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口音），在城楼上用方言一念，很有气势，非常首长。如果用普通话念，就是广播员。
方言的地位与时代价值观挂钩，方言成为一种符号，一种价值的符号，给人不同的文化感受。香港电影里，土气的角色一出场，一定是讲北方话，这是香港电影的符号特点。内地人都记得，改革大潮一来，价值变化，广东话来了，然后台湾话来了。
现在，有一种超越区域文化的东西，叫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内涵非常宽泛，侵入大部分的空间，占领了大部分景观。流行文化与语音也有对应。在流行文化里面出现了一种口音，很时髦，比如前面说过的明星口音。这类口音是媒体口音，已经没有地方区域的定位。现代化造成很多区域性、地方性的丧失（placelessness），包括口音。
一般说来，方言的培育需要有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但有些方言的形成是融合而成。可以说有两条路径。据学者研究，在中国的中古时代，契丹人进入北京地区，一方面，契丹人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又导致汉语口语里融入契丹发音。后来的清朝，满族人进入北京，也有这个特点。北京话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从地理上看，有方言接触带、接触区，在那里，不同方言的竞争，产生权威土语现象。
因为中国的方言差异太大，因此中国有方言字典，比如《潮汕字典》，有不同方言的发音对照。例如我、杯、走三个字在普通话与广东话里的发音分别被标注为：
中国需要语音规范，即国家标准的官方口音。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决定用北方的官话作为政府的官方语言。
最后提示一点，方言文化是纯粹的非物质文化，它甚至不可能有物质符号。像饮食、服饰、房屋都可以有物质符号，放一碗豆汁儿，代表北京饮食文化；扎一个白羊肚头巾，是陕北服饰文化；做一个帐篷的模型，是草原文化；画一个脸谱，代表中国戏曲文化。但是，能给方言一个物质形状吗？能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上海话，再另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广东话吗？做不出来。有很多精神文化，无法给它们物质外形。这类文化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死人都不行。
（本文原题《乡音》，摘自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