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特别平凡的老师，这只是一件特别朴素、每个建筑学老师都会倡导的事。突然被媒体标签为一个圣人，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3月19日，一篇题为《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的文章在网络刷屏，也让主讲人何志森（Jason Ho）一夜间成为关注的焦点。何志森有着多重身份，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兼职教授，扉建筑学术顾问……
一席演讲带来的巨大关注一度让他无法适应，面对涌来的100多个采访电话，他索性关了手机，谢绝了无数采访。
何志森没有露面，话题却在社交网络上持续发酵，知乎上关于他的话题的回答在不断增长，跟踪、反精英主义、噱头、作秀是这些回答的关键词。面对种种质疑，何志森对《南都周刊》的记者作出了回应。
平凡老师一夜“暴得大名”
南都周刊：在一席的视频出来后，您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希望粉红，不是网红”。
何志森：是的，我只是一个特别平凡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夜像暴发户一样“暴得大名”。因为我做的只是一件特别朴素、每个建筑学老师都会倡导的事，突然被媒体标签为一个圣人，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之前去一席演讲的时候，是真的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推送有十万加的阅读量让我很开心，但是到了第二天就觉得有点收不住了，因为有人把我的手机号放在了网上。
直到第三天早晨，9点钟一起来，100多个未接电话，各种各样的人给我打来电话，简直就懵了。
这件事刷了三天的屏，真的太久了。不要把我这个人给放大，没必要，不行我就回澳洲了（笑）。我本来去一席就是为了mapping工作坊，如果我的工作坊没受到关注，反倒是把我给捧红了，那就太滑稽了。
何志森在mapping工作坊开讲座
南都周刊：其实很多人对mapping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您可以再以通俗的方式解释一下mapping吗？
何志森：在一席上我说“把看不到的东西挖掘出来”，在专业定义上是不准确的，但我希望不要在学术定义对mapping作过多纠结。
Mapping的话，就比如A\B\C三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让C来描绘他看到的东西，他可能更多地描绘出A\B的物理位置关系。但是如果C知道A/B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男友D，再让C描绘一次他看到的东西，他可能会把D放进A/B中间去描述她们的关系。
发现就是设计的第一步。Mapping不是看到什么，是看见了什么，怎么通过各种手段把看不见的关系呈现出来，跟侦探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设计师做调研，去场地看到什么就拍照，讲PPT汇报说我看到两棵树、一口井，但是他不知道这两棵树和这口井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他知道这两棵树和这口井和当地居民生活的联系，他很有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南都周刊：在您举办的45场工作坊里，有没有一场mapping对您来说具有非凡意义？
何志森：前年我带的华南农业大学工作坊，有个组最后做不出东西来。他们跟踪一个在城中村收房租的阿姨，但是在第二阶段沟通中，阿姨拒绝跟他们交流，所以做不下去。
本来我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没办法做出成果来。但是这群学生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点是，他们最后用小品演绎的方式，通过扮演收房租的阿姨、租客，来重新表现、梳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成为了我特别重要的转折点，我明白了不是每一个成果都要以传统画面的形式来呈现，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定义一个空间。所以那次工作坊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南老师笔下的何志森
知乎质疑没成果：影响未来设计师才是重点
南都周刊：但现在知乎上也有疑问，mapping怎样与设计实践相结合？
何志森：对，现在也有人说我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但首先，我只是个老师。我当然想把这个项目落实到实际中去，但并不是通过我。如果我有一个好的甲方，一个好的项目，我当然可以真正地设计出我想要的建筑来，但是我更想影响我的学生。
其次，除了mapping工作坊，我们还有营造工作坊、艺术工作坊和设计工作坊，其中营造工作坊就是负责把项目落到实际。上次我们在暨南大学竹丝岗社区的营造工作坊，就在当地做了一些供居民休闲使用的装置。营造工作坊在开工前也要基于mapping去理解当地居民如何使用空间。设计师如果设计了一个冰冷的空间，没有人会坐到这里来。
南都周刊：所以mapping更像是一种前期调研，得出成果后再通过营造工作坊，具体落实到一个项目中去。但现在知乎上也有质疑说侧重于mapping的您在建筑方面却鲜有实践成果？
何志森：我一直说教书是我的实践，影响学生是我的项目。很多人认为，老师一定要做出有形的成果，一定要有自己的名片。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能够在你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对你产生影响，那么我觉得我是间接地在做一个项目。
我也有进行一些相应的设计范式向我的学生展示。比如说我把江边的垃圾桶盖拆了，肯定会有人质疑，我这是设计吗？一定要把那个地方铲掉，重新安装才叫设计？不是的，设计的最终目的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建这个空间的活力。很多时候我们的惯性思维就是破坏重建。如果我可以用最小的力度，甚至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改变这个场地，这为什么不能是设计？
所以知乎很好玩，把上面的问题打印出来可以编成一本教科书，反映了中国目前对建筑设计最真实的一种理解。对于我来说，怎么用你的研究去影响未来的设计师，这才是重点。
南都周刊：您认为mapping这种方式是现有体制的补充，还是对教学体制的颠覆？
何志森：肯定是补充，它不可能成为主流，更不可能是颠覆。
目前有一种看法是学生在我这里学到的东西就是唯一，他们不学别的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学院有非常好的教建筑史、设计原理、规划、美术史的老师，而我只是建筑教学的其中一部分。
当然也有意见说就算设计师有社会责任感，也不能不顾及到甲方等各方面的需要。我一直说的是，mapping很重要，但不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老师不教学生如何通过设计去规划空间，只是一味考虑如何激发空间活力，那么这个空间同样会很混乱。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希望能够教会我的学生如何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城市。
目前中国建筑的问题是城市化太快了，过去二三十年大拆大建，新城、新楼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拔地而起。这也跟从大学课堂里学到的设计理念有很大关系：是教他做设计，还是教他一种理解城市生活的价值观？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只知道mapping，他肯定不会做设计，连画图都不会。我觉得我教的跟其他建筑院校大部分老师教的是不存在冲突的，他们教的同样重要，他们同样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和学者，教育需要百花齐放。
何志森在武汉跟踪观察一名拆解废物的老师傅
别给mapping戴伦理道德帽子
南都周刊：您认为mapping的跟踪方式是否已经逾越学术伦理的边界？
何志森：我的博士论文跟踪了一个小贩子四年，是在跟他当了朋友之后跟踪的。在我之后的工作坊，所有的观察与跟踪，很少跟观察对象直接打招呼，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但是在跟踪完成之后，都会跟被观察对象进行交流，甚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跟踪人，目的不是把他的隐私放在网上；而我的工作坊也要求学生，跟踪一个人就一定要尊重他，在跟踪结束后一定要与被跟踪对象交流。所以跟踪站街女的学生会特别难受，他最后发现无法跟站街女沟通。
一个城市的改善，来源于对人的观察。Water Hood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黑人景观设计师，他是做儿童活动空间的。在进行一个儿童空间设计项目时，他会在社区里观察儿童三个月，去理解这些小孩子如何与空间发生关系，他们在哪里玩？他们跟谁玩？怎么样？他基于这些发现，来为小区做一个合适的游乐场。
我觉得没有过多必要用道德伦理的目光来审视这种方式，如果偏要把mapping戴上这样的帽子，设计师就做不了设计了。
南都周刊：但如果您事先告知调研对象，好像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轨迹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何志森：绝对会。只要你知道有人跟踪你，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发生改变。人类学田野调查是长久地观察被调查对象，但我们是在短时间内就必须完成观察。
其实我在厦门跟踪小贩子的时候想了特别久，要不要告诉他我在跟踪他？但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了他，他很可能就不再做以前做的事情了，因为这些人做的很多东西跟体制法规是相违背的。
就像我在厦门跟踪的那个小贩子，他每天都用他住所旁一个公共厕所里的水做饭，实际上他就是盗用了那里的设施。但是如果告诉了他，他很有可能就不再从厕所里“偷水”了。
南都周刊：如果您发现被记者跟踪会有什么反应？
何志森：这要看你们的目的。你们是出于猎奇的偷窥，还是想理解我生活方式？要知道跟踪人这种方式不是我独创的，在国外，太多老师、艺术家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研究与设计，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热点好炒。
比如我导师做给流浪者发枕头的研究，她也是在跟踪他们，只不过不是人而是GPS跟踪，她无法同时跟踪一百个人；很多艺术家，比如Sophie Calle（美国艺术家），她理解城市的方式就是跟踪别人。我的跟踪不是偷窥他的隐私，是理解他跟城市的关系。
在澳洲，如果我要跟踪人，并把跟踪得来的成果发表，我需要填写一张道德表，得到批准后才可用于商业用途或者作为学术成果发表；但如果跟前面的两个用途都没关系，这样的跟踪是不需要（批准的）。如果我每见到一个值得研究的调查对象都要申请一次道德审批，一个月下来，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南都周刊：以卖糖葫芦的阿姨为例，工作坊的学生为她设计逃跑路线，或者为她做个变形金刚，能解决阿姨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吗？
何志森：我只是一个设计师，光靠设计师是解决不了社会矛盾的，毕竟这个社会除了建筑师还有律师、法官、市长、警察等等职业。设计师的确需要有社会责任感，但如果说纯粹凭借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带来空间正义”，就太愚蠢了。
有一种设计师叫设计行动主义者，他们的工作是曝光某个问题，并通过策划让各行各业一起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设计行动主义者，但很难把解决问题的压力都让设计师来承担。
南都周刊：怎么理解您曾说的一句话“没有一种混乱是绝对的混乱”？
何志森：我举个例子，在洛溪地铁站外面，你会看到很多摩托车在等着载客，但这些载客的摩托车师傅不是混乱地抢客人。他们有内部的秩序，比如说先来先到，外地人、本地人、年轻人、年纪大的怎么样安排先后顺序。不需要管理部门的行政控制，他们就已经拥有自行组织、自我管理的模式了。
控制很容易，行政部门把小贩子全部清走就可以了。但是小贩子们从这一边被清走了，还是会从另一边出来。如果设计师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到最后这里一个桩、那里一个桩地阻止他们出来工作，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要生活。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在我们城市化过程中被遗忘的人。我们需要理解他们混乱背后的秩序，来更好完成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