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2018清华大学艺术与资本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15位主讲人就“艺术金融政策与艺术品投资”、“艺术机构的市场化运营”、“艺术品交易模式创新”、“艺术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四个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与会者就艺术与资本的关系，非盈利性艺术机构的生存各抒己见。
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担任主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营销系教授李飞担任学术主持。
与会嘉宾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于半年前挂牌成立，以清华的经管学院为主体，美术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共建。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的成立旨在促进学科彼此之间的交叉，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决当下更加复杂的问题，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薛镭介绍：“随着国家文化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增长，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体制上的问题、政策上的问题，以及整体的经济形态、新的商业模式、创作机制等问题，都需要从研究的角度提供一些观点、看法、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为现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各个机构、企业、个人、政府提供我们的智识方面的支持。”
薛镭以具体案例谈到：“比如我们在跟财政部讨论做艺术品和文化产品方面的评估定价机制，过去通常以交易价格来定价，交易价格定价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是市场上的猫腻太多了，很多人通过交易价格定价套取银行资金等。还比如说国有机构拥有大量的珍贵的艺术品，是国有资产，但是没有很好的定价就没有很好的管理机制。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为将来文化艺术产品进入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交易的产品打好基础。”
没有资本推动的文艺复兴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隽就艺术品金融方面谈到中国要在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是第三方担保模式，如前不久拍卖的达芬奇的《救世主》，人民币29亿左右。在拍卖前这个艺术品已经有第三方担保，担保价格是1亿。所有的拍卖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征集非常好的艺术品：尖货和生货，在征集的过程中卖家就会说，我必须要卖出1亿美元以上，如果不给我做这个担保我就不卖。《救世主》就是第三方给它做了1亿美元的担保最后拍出4.5亿美元。其次是私人银行和艺术品基金的支持，还有艺术品家族信托与家族办公室，所有大的藏家和大画家去世以后，身后都有一堆的官司，家族信托和家族办公室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家族信托很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把财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处置权完全分开。还有艺术品可以和基金会、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和去年银监会、民政部联合出台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都是鼓励艺术品可以通过一种渠道做慈善。因为当企业做大的时候无法回避社会责任的问题，无论是基金会还是通过慈善信托都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
达·芬奇《救世主》以近4.5亿美元天价成交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朱其谈到：市场和资本对于艺术非常的重要，不管是上世纪30年代的巴黎，还是到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纽约，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光有学术是无法成为世界艺术中心的，所谓的文艺复兴都是一句空谈。
“艺术与金融的共性是都是一个符号经济学，二战以后，高级资本主义阶段不用通过产品的生产来挣钱了，而是通过符号增值就可以了。比如麦当劳、星巴克，不用美国老板到中国来亲自开店，主要是把配方和品牌卖给你就行了。比如说迪斯尼乐园、迪斯尼的电影都是赔本的，而卖迪斯尼商标十年前一年就能挣300亿美元，这是符号的增值利润。艺术品也是符号经济学，比如说两个画家画的水平一样高，你没有名你只能卖5万人民币，他有名他就可以卖1000万，为什么？因为他是符号，你不是符号。流行文化对明星的淘汰率很高，越老越不值钱，伟大的画家是越老越值钱，死后如果进入艺术史，符号价值会无限上升，比如说毕加索、达芬奇。”朱其说。
朱其谈到：“艺术市场发展到今天，从投资市场要升级到艺术金融阶段，光靠投资人自己是做不了的，必须要国家税收制度的支持，才能建立艺术金融的体系。如何让法人财团、银行、上市公司介入艺术金融很重要。2008年艺术市场达到了高点，中国的艺术市场当于是足球的上半场，下半场还没开始，下半场就是机构市场和艺术金融。”
北京画廊协会首任会长程昕东说：“国内的艺术系统的基本结构有广义性，七八十年代以来艺术系统的重建成绩非常喜人，我们直接从农业社会，没有经过工业革命世界迈入了后现代，艺术品需要时间、空间，30多年的建构，我们的艺术系统基本的形有了，但是要解决这个系统里面临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累积过程。比如说画廊，我是在90年代初到法国学习的时候，才突然之间接触到了现代意义上的画廊，等我们自己准备建立画廊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并不是我们缺乏理想和知识，而是缺乏实力，就是今天谈的资本问题。”
上海ART021现场
非营利机构的生存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认为，博物馆是可以经营的，他说：“2008年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的馆，不管什么级别，什么水准都是要收门票的。之后因为一些原因博物馆免费的概念就深入人心，导致我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经营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观念上的制约。还比如首都博物馆，去年做了海昏侯的特展，我问他们馆长这么好的展览，国家博物馆的特展都能收费，为什么首都博物馆的特展不收费？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收费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收支两条线，收上来的钱进了北京财政，不会多一分钱用于首都博物馆的发展，因为首都博物馆的发展基本上是按需配置支持，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所以维持平均水平的工资，人才也存在流失的问题。优质的展览本身是有市场需求的。什么叫市场化运营？市场化运营恰恰就是供需关系，供大于需价格就要下调，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可以上调，这样的机制目前还很难运营到我们这个体系当中。”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回归·重塑：布德尔与他的雕塑艺术”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谈到：“一个非营利博物馆的管理机制跟营利性的博物馆管理机制不一样，我们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服务设施需要领工商执照，比如说咖啡厅、书店、艺术衍生品店，但是作为非营利机构不能做这些，必须得领执照才能做。从机构管理上，这两块儿并不合体，造成了很多对非营利概念认知上的偏差，或者说是误区。其次美术馆的使命和目的性不一样，我们获得资金的方式也不一样，很多博物馆人都比较困惑钱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机构收门票、收特展票，有的机构做了很好的展览，明知道能赚一笔，资金本身就不充足，为什么不收这个钱？其实这是中国体制的一个现象，一类事业单位是收支两条线，二类事业单位可以是差额拨款，很多二级事业单位有的活得非常好，有的活得非常差，因为经营能力强很有钱做得非常好，没有经营能力的，钱少，自己补不上就经营得很困难，甚至面临倒闭。”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田霏宇谈到：“2016年的时候，微信上传一篇文章，说尤伦斯要出卖了，普遍的问题就是到底要卖什么？那个时候这个馆本身没有收藏，这个楼也是我们租来的，到底有什么值得购买的呢？从这个切入点，我想跟大家聊的是艺术机构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尤伦斯最早的模式非常的明确，当时我们的创始人在瑞士设定了一个基金会，就是一个收藏控股机构，在瑞士法律系统里拥有几千件的中国当代、中国古代艺术的藏品，在北京成立了刚才所说的艺术机构。然后在2011年以后，我们开始思考如何以从创始人为核心的模式，改变成把自己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后来通过做公益性的展览培养更广泛的艺术爱好者的群体，我们团队有来自各个机构的人，我们也变成了培训机构、生产人才的机构，这也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在去年年底实现了一次交易，尤伦斯先生有一组以中国投资者为主体的投资人，我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一部分是儿童教育，在未来我们会大类开发这两块业务。中国有几千个博物馆，每个机构要好好把握自己的特点，是基于收藏、学术资源、特殊观众人群还是其他，要在这些方面用力，把自己的优势做大。”（文/高丹）
